重刊殿本《〈四库全书〉总目》序

　　《〈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是中国传统目录学的巅峰之作。它是清代四库馆持续二十余年学术活动的主要成果，代表国家的意志，代表国家的水平。它初成于戴震、邵晋涵、翁方纲、姚鼐、周永年、任大椿等众多一流学者之手，更是总纂官纪昀一生治学心得的结晶，有乾隆皇帝的深度参与。它“以经、史、子、集提纲列目，经部分十类，史部分十五类，子部分十四类，集部分五类，或流别繁碎者又分析子目，使条理分明，所录诸书各以时代为次”，包括古今，纵论百家，衡鉴千秋，品评万卷，准公论以求至当，昭去取以达至公，诚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开启并成就了乾嘉汉学的盛世辉煌，是构建东方知识世界体系的典型代表。而放眼全球，十八世纪中叶以后，唯有法国的狄德罗（Denis Diderot）《百科全书》学派，及其所代表的西方知识世界体系，才能与之媲美。

　　《总目》的形成，经历了分纂提要、书前提要、总目提要三个阶段，前后二十余年。分纂提要，是编纂初期由四库纂修官分工各自撰写，属于校阅图书之整理记录及提要初稿，主要体现个人的见识与水平，影印本《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点校本《〈四库提要〉分纂稿》共收录千余种，可以概见最初的面貌。书前提要，是办理七阁《四库全书》时，由总纂官纪昀、陆锡熊、孙士毅，总校官陆费墀等人共同签订的提要，以“臣等谨案”起头，以“乾隆某年某月恭校上”结尾。它是集体讨论、反复修改的结果，原本分置于各书书前，因此又叫原本提要、阁书提要、卷前提要。民国以来，现存文溯、文津、文渊、文澜四阁，皆有辑录本书前提要印行，可资研究参考。总目提要，理论上由总纂官、总校官共同定稿，但最终则裁于纪昀一人之手。

　　《总目》有抄本、刻本之分。抄本实际上有七阁抄本、武英殿刊本之底本两个系列传世。据记载，七阁抄本《总目》，是与抄本《〈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考证》一起办理颁发的，最迟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皆已入阁收藏。北四阁是先后抄录，分别成书，内容间有差异；南三阁则一式三份，同时完成，内容没有不同。抄本《总目》近来时有发现。如现存台北的《〈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收录一千七百九十条提要，当为乾隆三十九年左右进呈《总目》初稿的汇编本，为七阁抄本的前奏。藏于天津图书馆的文溯阁抄本《总目》，存一百四十三卷；藏于浙江图书馆的文澜阁《总目》，存二十七卷；台北藏有文汇阁《〈四库全书〉目录》；藏于国家图书馆的文津阁《总目》，存二百卷，无卷首，提要内容极简。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可以归于刊本前的稿本、底本、定本，如上海图书馆藏《总目》，存一百二十三卷，为乾隆四十七至五十三年间纪昀、陆锡熊、张羲年等人的修改稿；国家图书馆藏《总目》，存六十三卷，为乾隆五十七年以后修改稿，当属武英殿刊本的底本；天津图书馆藏《纪昀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存七十一卷并卷首、凡例、目录等，多有修改、删定、裁割痕迹，以及手书眉批等，是纪昀最后定稿《总目》的实物见证。

　　《总目》刻本有浙本、殿本、粤本之別。浙本由署浙江布政使谢启昆刊刻，开雕于乾隆五十九年，竣工于六十年十月，全书二百卷、卷首一卷。因字体较小，又称杭州小字本。刊刻之初，即以“士林传播，家有一编”为目标，因而广为流传。殿本由武英殿刊刻，始于乾隆五十一年，中间因纪昀奉旨查办四阁之书，提要“有须更改之处，是以停工未刻”。待“底本校勘完竣，随加紧刊刻完毕”，副总裁曹文埴于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十六日上竣工折。全书二百卷、卷首四卷，当时只印刷了一百零四部。粤本由广东书局首刊于同治七年（1868），实乃翻刻浙本，而又据殿本改正数百处文字、卷数错误，但殿本与浙本的重大差异皆不采入，可谓自成一系。

　　《总目》清代三刻本，各自流传有序。浙本系列有：宣统二年（1910）上海存古斋石印本，民国十五年（1926）东方图书馆石印本，民国二十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1965年中华书局剪辑缩印本，1971年“台北商务印书馆”铅印本，1999年海南出版社整理本，2000年河北人民出版社整理本。殿本系列有：光绪二十年（1894）福建书局刻本，光绪二十一年广雅书局刻本，1983年“台北商务印书馆”缩印本，1988年上海古籍社缩印本，1997年中华书局整理本，2000年“台北商务印书馆”整理本。粤本系列有：光绪十四年上海漱六山庄石印本，光绪二十年上海点石斋石印本，光绪年间粤东居稽书庄督造本、镕经铸史斋印本。及至今日，浙本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尤其是中华书局剪辑缩印本，多次重印，成了一般学子的首选，但三栏拼接，书口被切，字小伤眼，也饱受诟病。殿本乃皇家版式，质量最优，成就最高，深得学界好评，但冷宫端坐，难以亲民。粤本则已不见流传，仅以“校本”身份出现在专家案头。

　　浙本《总目》卷末刊有浙江学政阮元跋语，内有“乾隆五十九年浙江署布政使司臣谢启昆……恭发文澜阁藏本，校刊以惠士人”之语，而殿本的刊竣时间不详，长期被假定在乾隆五十四至五十九年之间。故而人们由此推演，自清末以来，即有“浙本翻刻殿本”“浙本源出殿本”“浙本出于殿本”“浙本据殿本重刻”等种种说法流传。于是，“浙本出于殿本”遂成学术界主流意见。面对如此主流观点，崔富章先生提出了强烈质疑，发表系列文章反复申论：浙本以文澜阁所藏抄本《总目》为底本，刊竣时间是乾隆六十年十月，呈现的是乾隆五十七年修订的面貌；殿本刊竣时间在乾隆六十年十一月，以乾隆五十七年纪昀“完竣”的稿本为底本，多出了三年的修改时间，因而更成熟与精致；殿本与浙本比较，字词句勘磨、卷数修改等在四百处以上，大的改动，甚至整段改写，亦有多处；殿本的刊竣时间在浙本之后；浙本与殿本并非源出同一个底本。所论持之有据，言之有理，推演严谨，其结论虽不致每条都令人信服，但至少“浙本出于殿本”之说不能成立、殿本优于浙本这两点，可以成为定论，遂得转成学术主流观点。

　　浙本与殿本的关系成为学术公案，聚讼多时，而且牵涉郭伯恭、王重民、昌彼得、崔富章等诸多名家，令人感慨：学无止境，此之谓也。尤有进者，受其影响，洪波1990年代参与主持中华书局殿本《总目》整理时，也曾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完成之后，于乾隆五十四年由武英殿首次刊印，是为殿本。乾隆六十年浙江官府根据杭州文澜阁所藏殿本重刻，是为浙本”之误。2016年奉命组建湖南大学中国四库学中心，再与中华书局合作，准备出版繁体字《总目》整理本而重操旧业，惊为局外之人！于是老老实实，从头开始学术综述之路，以期能够顺利进行相关研究工作。其间，久负盛名的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国学基本典籍丛刊”决定收入殿本《总目》，主其事者为好友南江涛先生。蒙其抬举，令在下叙言于卷前。洪波何德何能，且正苦于如何再入书山，不敢造次，谨强为《总目》各刻本之事，以应江涛差命。

　　邓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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