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昂纳多迷思与希腊“忘忧珠”

　　一

　　2007年2月25日晚间，我的希腊女友娜苡阿蒂和我一起坐在电视机前等待第七十九届奥斯卡金像奖影帝揭晓，她与古希腊的清泉之神同名，却绝少给我清澈之感，反而总会化平凡为神奇，让世间情事都披上几许神秘。此时此刻，她出现在美东，据说只是为了看真正的雪景，果真就让她赶上了。整个冬天，最美的一场雪，一场因为气温不够低而会很快消失的雪就这么端到了女神面前。顺便，我们还能一起看看莱昂纳多。谁不想多看他两眼呢，连主持人艾伦·狄贾尼丝都忍不住说她自己“只不过是那些想多瞧莱昂两眼的女人之一”。

　　“他绝对是神的儿子，一如我们的‘忘忧珠。”娜苡阿蒂斩钉截铁，说的就是莱昂。一年之中居然有两部精彩大片，我们自然是期待着他得奖。然而，人见人爱、吸引了无数视线的莱昂再次推动整部电影获奖，自己却也再次与小金人擦肩而过，一如当年的大片《泰坦尼克号》，他是那夜的新闻焦点。

　　另外，这一天成为新闻焦点的是伟大的达·芬奇。在佛罗伦萨，专家们又有新发现，达·芬奇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很可能隐藏在一幅名画的身后。达·芬奇再次以他的隐喻指引人类陷入困境并考验人类的智慧以及对他本人画作的热爱程度。“他是神在人间的化身，一如我们的恶魔之眼。”娜苡阿蒂含情脉脉，浅浅笑着。

　　在娜苡阿蒂的思维模式里，世间并不存在任何的偶发事件，任何的巧合都有其必然性。“人们的挚爱还没有达到沸点，还需要假以时日。”她宁静一笑，说道，“此时此刻，真想寄一串忘忧珠给莱昂，他需要一点点光明照亮他的前路。一点点朦胧的美感。”她的眼睛望向茶几上那一本巨大的《达·芬奇全集》，上面盘绕着一串来自克里特岛的“忘忧珠”。

　　“忘忧珠”（Worry Beads），崇信必然而绝不轻言巧合的希腊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神秘与希冀的凝聚之所。初识其美丽是在雅典市中心芤艛纳琦的一家精品店里，朴实无华的木质桌面上放置着巨大的珠串，不是可以佩戴的首饰，它们似乎是一种装饰品。其材质或是人造琥珀、人造玛瑙、真正的美石或者是玻璃，形状各不相同。用皮绳串起来，间以金属的圆球、蒜形珠、环形珠，尾部装饰则是罗盘、锚、马蹄铁、星象符号甚至太阳神阿波罗或者亚历山大大帝的头像。它们非常沉重，摆在那里，不但异常美丽，而且给我非常可靠的感觉。从骄阳似火的户外走进来，只觉凉爽与宁静。店主是高雅的斯巴达女子阿格丽亚，她仔细地端详着我，似乎完全不着急做生意。知道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稀罕物，于是打开话匣子，告诉我这“忘忧珠”的哲学意义。现代希腊人崇信东正教，但是，根深蒂固的依然是对古希腊诸神的信赖、依恋与挚爱。人世间充满着不幸、灾难、痛苦与失望，“忘忧珠”凝聚着幸福、吉祥、快乐与希望，在人们身边、在人们歇息身心的家里，它们的美丽来自天然，比方说美石；它们的美丽来自人工，比方说人造琥珀；它们的美丽来自天然与人力的结合，比方说玻璃。对于阿格丽亚本人来说，“我偏爱玻璃，它让我留住了阿波罗，让我不但能够感觉到而且能够看到祂的俊美、智慧。有祂在身边，我的生活里满是音乐、艺术。而且，我远离疾病”。她狡黠地深深看我一眼，垂下眼睑，隐藏住笑意。

　　很快，我有机会去克里特岛，在烟熏火燎的玻璃作坊里看到那些做工并不精细的玻璃珠子，看它们被串起来做成一串串“忘忧珠”。我很想请问的就是，这些颜色美丽如海水的玻璃制品为什么高低不平、看得见气泡与杂质？满脸于思的玻璃师傅不等我问完就笑着告诉我：“把完美留给神。”顺便很轻松地表示道：“当大家都在突飞猛进的时候，保持数千年不变的传统工艺，这本身就成为特色、成为传奇。”我却觉得，除了哲学意义之外，还有一份深沉的寄托在那里，有一种不忍改变的温柔。

　　在克里特，我也找到了“惡魔之眼”的最早蓝本。原来那是绘于船头的眼睛，它们有驱散风暴、带领船只顺风前行的功用。将其搬到了玻璃上，一双丹凤眼变成一只圆圆的眼睛，快乐、调皮；它们甚至被镶嵌到方形玻璃珠的四面，再串成“忘忧珠”的形式，那是把祈福与驱魔两个任务一肩挑起了。

　　克里特岛不是雅典市中心，玻璃作坊的师傅遇到一个投缘的来客，就会停下手里的活计，煮上一壶毒药般的咖啡，让话语趁着海风飞扬，聊个不停。

　　爱琴海海水究竟是什么颜色？无数程度不同的蓝、松石绿、孔雀石绿、金红、绛红、酒红——世界上所有的颜色都在海水里，也在玻璃里。玻璃师傅一往情深地说道：“无色透明，也许是最好的表达。”他捧出一挂“忘忧珠”，粗糙的、疤痕累累的双手从无色半透明的方形玻璃珠上一粒粒抚过，缓缓停留在尾端的正方形银饰上。“阳光、晴朗的好天气，没有病痛的身体，愉快的好心情，都是住在奥林波斯山上的诸神网开一面的好结果啊。能够在这些网开一面的时刻做些自己喜欢的事情，那已经是好得不能再好的人生了。”

　　我带走了那串“忘忧珠”，带走了那只绝无仅有的黑色“恶魔之眼”，它无法救起“泰坦尼克号”，却把莱昂带给我们。“忘忧珠”将阿波罗的赠予敛入瓮中让我时时刻刻享受祂的眷顾，“忘忧珠”与达·芬奇相伴带我遨游神秘的美丽世界。我记得玻璃师傅的隽语，万般珍惜着那可贵的“网开一面”。

　　二

　　没有人知道，那一刻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双亲都是国会山庄的律师，自小在华府乔治城的私立学校念书，完全是为了要进纽约的New School念社会学，这才住在纽约的布鲁克林——一幅美国标准的中产阶级生活蓝图本来是清晰而准确地在青年考德威尔面前展开着。但是，这一刻降临了，他无意中走近了UrBan Glass，一个重要的所在，那个地方散发出来的热烈气息如同来自威尼斯的神秘力量一样，将考德威尔团团围住。他在瞬间找到了他在天地之间的位置，他当时甚至无法了解。但是，现在，十多年之后，他终于完全明白，他找到的不只是一个献身的领域，一条充满挑战的生活道路，一个不断创新需要无穷勇气的艺术家生涯，而且是灵魂的居所。

　　回首来时路，考德威尔的一头乱发更加引人注目，他笑逐颜开地告诉来访者，在课室兼工作间里他曾经怎样将熔融的玻璃液迅速拉长，直接穿越整个工作间。幸好当时没有其他学生在场，没有人因为他的狂想而受伤。玻璃的变化是美丽的，且不必画蛇添足。任何特别赋予的意义以及理论在光芒四射的玻璃面前都是苍白的、微不足道的。

　　但是，他必须为自己的创作寻找灵感吧？

　　考德威尔腼腆地微笑着。灵感是玻璃自己所赋予的。高温两千摄氏度的玻璃，那一小坨橙色的精灵从熔炉中，被笨重的铁质吹管“沾”了出来的那个瞬间已经在表达它的意愿了。轻轻一吹，用一根手指一碰，那极轻微的一点压力马上变成了一种语言，与玻璃之间产生了一种沟通，这沟通使得跟着出现的延展与变形有了意义，手中可能出现的工艺品被赋予了雕塑的性格。手握吹管与铁钳的人能否掌握这种性格，也就决定了他是一位工匠还是一位雕塑家。考德威尔坦陈，玻璃工艺有着悠久的历史与传统，就算是自己全力向雕塑家的方向迈进，历史与传统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不能背离的，它们强大地存在于我们每天的劳作当中。

　　满地的玻璃残片以及那些被烟尘覆盖的花瓶形状的半成品沉默不语，却做了最实在的补充说明。

　　考德威尔身穿脏兮兮的卡其布衬衫，神态自若。他是那种一见面马上就会被青少年视为偶像的三十出头的中年人。艺术评论家们分析华府画廊界龙头Gfine Art为他举办个展的原因，以及他的作品迅速被广泛收藏的原因。其中一个论点就是，他不止是一位艺术家，他更是科学家。他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己身体的关系，人与空间的关系。具体的，比方说树枝、珊瑚礁、骨骼、肠胃、肋腹、反射镜；抽象的，比方说和煦、端凝、毅力、气魄、坚韧、空灵，这也就是为什么考德威尔的作品常常“无题”，却给了观赏者更广阔的想象空间，或具体或抽象，无穷的可能性。

　　“我喜欢复杂的东西。”考德威尔如是说。他不但喜欢延展与变形带来的欢愉，他甚至喜爱玻璃的易碎，玻璃碎片折射出的支离破碎与几十面反光镜所折射出的气象万千之间并非横亘着万水千山，“它们之间的联系远远胜过它们的区隔”。艺术评论家与收藏家都钟爱那四十面反射镜聚集于墙形成一件作品所带来的奇诡的视觉效果。

　　玻璃与铁的契合是考德威尔作品的独特风格之一。玻璃，无论是管、是球、是面，都依靠铁质的环、钩、支架来支撑与组合。一个被拆掉的建筑物里面的陈旧的“废铁”被考德威尔拿来回炉，用来做成他的独特的雕塑品的部分背景。很多时候，甚至成为重要的角色，因为玻璃这种“缓慢静止的水”是透明的，原本是背景的铁架透过玻璃的透视效果而走到了前台，与观赏者的距离大大地缩短，它们无意中揭示的某些意念会在极短的时间里打开观赏者的视野与心胸，产生的震动常常出人意表。

　　在Gfine Art四壁雪白的展室一角，在四平方英尺的面积上，二十多个黑色铁钩上面悬挂着无色透明、圆滚滚的玻璃球。墙角，正好也有两根黑色铁条，似乎是用来加固墙壁的普通建材。走近一看，这朴实无华的建材透过玻璃正在上演最具童趣的活剧。人们不禁微笑，转头看到那一尺之外的两根铁条却又是“一脸无辜”的模样。这样的“魔术”表演怎么不让收藏家动心？想象一下吧，如果近在咫尺的是一只花瓶、一尊唐三彩陶俑、被风吹动的窗帘、毕加索的堂吉诃德、达利的钟、马蒂斯的和平鸽，又当如何？人与世界可以是这样和谐、童真而趣味无穷的，只要我们张开眼睛。

　　美丽是无法拒绝的，然而美丽的实现需要的不但是勇气、天分，还需要精益求精。如此小小的玻璃制品，单件已经需要工艺的精湛，那许多的套接，那些无与伦比的完美弧线又是怎样完成的？“最难的事情，是把一坨玻璃液拉成一个完美的长方形。做到了，那感觉极棒，虽然玻璃本身已经很棒了。”考德威尔这样说，“回炉，是唯一的不二法门。不能完美表现主题，而玻璃已经冷了，除了回炉或者部分回炉之外并没有第三条路可以走。”这也就是为什么别人都在海滨避暑，而他却在与两千摄氏度高温的橙色液体纠缠不清，乐此不疲且越战越勇。

　　艺术评论家们感觉考德威尔多少有些达·芬奇的影子。达·芬奇每天新鲜点子层出不穷，有些还曾经尝试付诸实施，许多都只是一闪而过，来不及实践。考德威尔也有不少好点子，但是他不肯放过其中任何一个，一定要一试再试，他的勇气正是来自玻璃本身。这灵魂的居所几乎无所不能，其变化的美妙根本非人力能够限定。

　　追随玻璃，将玻璃本身的意愿表达出来，朴实而坚定，那就是考德威尔的方向。

　　三

　　初秋的傍晚，站在纽约长岛牡蛎湾的街心公园里，放眼望去，水天相接之处云蒸霞蔚。那颜色却似乎不大对，怎么会红得如此娇艳欲滴？应当是庄重的、柔和的、浅浅的水红色，甚至有着一抹浅灰色透明的烟霭才对啊。更不消说眼前并没有那累累的紫藤萝，没有那悬垂在天际、悬垂于水上的千娇百媚。当然也没有那曲曲折折、攀援而上的老藤与新枝。

　　这里，本来有着一所巨大的庄园，叫作Larelton Hall，从那庄园的长窗眺望牡蛎湾，才會出现那样一种风景。而这风景却是被刘易斯·蒂芙尼永远地留给了我们，留在一扇巨大的含铅彩色玻璃窗上。跨越了百年的风霜，那柔美的景致永远地存留下来了，存留在我们心里，面对着某一道自然的寻常风景，反而感觉不真实。

　　以珠宝设计与绘画为起点，1879年到1915年，刘易斯走进了他创作的巅峰时期。这扇牡蛎湾风景窗正是他1908年的作品。它曾经是一扇真正的窗户，镶嵌在纽约曼哈顿的一所豪宅，直到1957年拉瑞尔顿庄园遭到火灾之后，它才随着蒂芙尼的其他作品一道，陆续地进入博物馆收藏，逐渐地广为人知。

　　在大都会博物馆，我常常有着一种无法克制的陶醉其中的感觉。我们欣赏古代希腊与罗马的六千多件展品，我们可以感觉到一个时代的辉煌。我们欣赏印象派上百件珍品，我们会无比赞叹那一批大师的登峰造极。但是，蒂芙尼却是一个人造就出一连串的风景。短短三十六年之中，上千件精品深入人们的生活，引导了时尚与潮流，甚至改变了建筑形式，成为一种文化。自然景观被这样细致入微地引进了室内，人们可仰望、可触摸、可面对沉思。孔雀羽毛化身花瓶，蜻蜓飞上了灯罩，玉兰、鸢尾花、木兰、紫藤萝跃上长窗。天地之间的美丽被一一地复制出来，其媒介却是玻璃。

　　这玻璃的五彩缤纷不是绘制的，而是将颜色融入了这透明、半透明，甚至不透明的物质，用铅、用铜这些低熔点的金属将设计好的玻璃连接成一幅画、一扇或者多扇彩窗。甚至用酸等化学物质在玻璃的背面下功夫，而使玻璃的正面出现惊人的变化。

　　在一扇高一米五宽一米的彩窗《饲火鹤》的制作过程里，这些技艺得到充分发挥。画面中心是那喂食火鹤的女子的手，两只火鹤正满心信赖地从这只手里啄食。画面充满温暖、信赖与诚意。这幅作品曾经是拉瑞尔顿庄园客厅的一扇窗。当初的样子，我们今天只能从Ernest Edward Oelhrick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拍摄的一帧照片看到端倪。原作在数年后的大火里被毁，但是没有全毁，最终得到了恢复，恢复的过程使得整个画面格外逼真，刘易斯当年非常自豪的乳光玻璃在表现女子肌肤时达到极佳效果。女子衣裙的折皱则依赖玻璃厚度的改变来体现，女子脚边的小地毯被赋予更多色彩而增加了质感；悬吊于空中的鱼缸，色彩更加明丽，似乎鱼儿正在水中游动；画面正中小小喷水池那激喷而出的水柱是在玻璃背面用酸处理而成的。随着技术的进步，在经过蒂芙尼工作坊艺术家们的精心处理之后，被修复的作品较原件更为精彩。

　　并非每件重要的作品都有如此好运。曾经在拉瑞尔顿庄园客厅占据整整一面墙位置的巨大横窗作品《浴者》在制作过程中不断丰富，其结果甚至超过了他早先的设计，而成为他最为得意的作品。庄园近牡蛎湾，阳光透进彩窗，美丽的女子与池水相辉映，浪漫的人体凸显在色彩斑斓、生机无限的自然背景之中，不但是美丽的画面，更是玻璃技艺的更上层楼。那是刘易斯首次使用乳色玻璃并获得空前的成功，在此之前，世界各地的玻璃艺术家在彩窗制作中，人体部分还是要依靠彩绘而不能完全以玻璃本身来体现。刘易斯去世之后，他的密友邯莉女士就向蒂芙尼基金会建议，将拉瑞尔顿庄园的彩窗送给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作为永久的珍藏。她的建议开始并没有被采纳，1957年的大火完全地毁掉了这幅重要的作品，消防队赶到火场之后破窗而入，那扇窗正是精美绝伦的《浴者》。现如今，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美国艺术新翼，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是一帧照片。池水里的睡莲、池旁紫色的鸢尾花、高视阔步的孔雀、阳光在树梢与枝叶间的闪烁、美丽女子的欢愉，都还有着很好的呈现。然而，已不再是玻璃，只留下了无限的怅惘与念想。

　　彩窗作品《木兰》，本来是五扇联结在一起的长窗，火灾之后，只余得三扇。北美洲的星状白色木兰（Star Magnolia）是早春天气最早绽放的花朵。在纯净、湛蓝的碧空映衬下格外高洁。这让我们想到在蒂芙尼家族的巨量艺术收藏中间那许多来自东方的瑰丽。刘易斯是一位绝对不肯墨守成规的艺术家，他热切地吸收着人类创造出的一切美感，将之融入自己的创作。这无叶的木兰，让我们联想到东方美术的简洁与留白。玻璃的厚度使得花朵如同浮雕，宛如舞蹈着的精灵般栩栩如生。花蕊的部分不但使用了琥珀色甚至使用了宝蓝色，这画龙点睛的神来之笔不但使我们看到了东西方交融的那一瞬，也让我们看到了刘易斯作为新艺术（Art Nouveau）代表人物的一个典型例子。精巧、自然、率真，而且绝不拒绝采用新材料、新技法与新观念。

　　最终，我长久地将目光停留于《四季》。1900年，刘易斯带它参加在巴黎的世界博览会。《四季》本身以大胆设色的四扇窗组成画面中心，周围的设计却如同古老书册中的插图与边角设计，以极其细致的琥珀色图案，如同工笔，勾勒出顶端的雄鹰、下方的陶瓮、两边的花卉。外围的精巧、细腻与主题的自由、奔放所形成的强烈对比已经很难用适切的言辞来形容。我只是牢牢记得了佛罗里达州那个叫作冬之苑的郡，在那里有一家美国艺术博物馆，他们那里才是当今世界上蒂芙尼珍品最丰富的藏家。或迟或早，我必得到那里去走上一趟，为了那些永远不褪色的、流行的风景。

　　四

　　金秋十月，大家都往新英格兰方向去赏枫，我却决定要往南走，不是十里八里的路程而是整整一千英里的距离。那地方在哪里？朋友问我。在佛罗里达。东边还是西边？东边，靠近奥兰多。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除了迪士尼乐园之外还有什么？朋友嗤之以鼻。那地方最近可是萧条得紧，商家纷纷关门，房市跌得一塌糊涂！咦，你不是要乘机在那里买房子吧？朋友露出高深莫测的表情，盯着我不放。

　　噢，当然不是。我只不过要向一对夫妇表达我的敬意而已。他们姓马崁，在奥兰多北边的“冬之苑”建造了一家博物馆，真正承担起美学教育的重责大任。朋友支吾说，从来没有听说过。

　　虽然是信息泛滥的二十一世纪，少为人知的人间至美依然多着呢。

　　十九世纪中叶，十七岁的少年穆尔斯进入一家机械制造公司，年薪五十美元；七年之后，二十四岁的穆尔斯进入公司高层。之后，他有胆有识地买下公司，并且使其逐步成为十九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机械制造业巨子，富甲一方。巨大的财力使得热爱艺术的穆爾斯成为美国艺术的大收藏家。他不喜终日喧腾的芝加哥，虽然他在那里扬名立万，他却珍爱佛罗里达的气候宜人，尤其喜欢冬之苑的静好。于是，他在那里广为置产，并且在那里退休。

　　穆尔斯夫妇育有一个女儿，女儿热爱艺术，婚后也生了一个女儿，名字叫作婕涅特，乖巧的小婕涅特是外祖父的掌上明珠。外祖父与母亲的大量艺术藏品使她在幼年时期已经等于是生活在博物馆里，而她对蒂芙尼玻璃的认识更是与生俱来，因为家里的长窗、桌上的花瓶与台灯正是蒂芙尼的作品。幼年时代与外祖父在冬之苑的生活也奠定了她日后为此地奉献一生的感情依据。外祖父在她十二岁的时候故去了，母亲在她十九岁的时候也故去了，那时候，正在求学的婕涅特已经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艺术家，她离开了人去楼空的芝加哥大宅，转向冬之苑，她在那里的罗霖学院求学，并且从1942年到1975年在校董会里为这所大学服务了三十三年，为大学提供了丰沛的资金，从美国名校延聘知名学者、作家来到罗霖学院执教，成为大学最可靠的支持者。

　　婕涅特与罗霖学院艺术系教授修的结识也是缘于其外祖父艺术藏品的收藏与展示方面的技术性问题。没想到两人一见钟情，结为连理，携手为美学教育的推广努力，两袖清风的教授修在婚后更担任罗霖学院的校长长达十八年之久。权势与财富却没有改变这位学者的人生态度，他只是更加努力地将人文的艺术的创意付诸实施而已，最伟大的建树自然是穆尔斯博物馆在“冬之苑”的建立以及蒂芙尼艺术品的抢救工程。

　　1957年，位于纽约长岛的蒂芙尼故居拉瑞尔顿庄园遭到大火。那时候，整个庄园已经卖出且被闲置，完全无人居住，空屋遭到祝融之灾成为废墟。蒂芙尼基金会没有财力买回更没有财力修复，蒂芙尼的女儿给修写信，希望马崁夫妇“也许有兴趣买一扇窗户”。因为两年之前，正是由于马崁夫妇的大力促成，蒂芙尼艺术品在罗霖艺廊得以盛大展出。我们可以想象，当修与婕涅特抵达长岛，站立在残窗与断壁之间面对那一片焦黑的时候，他们是怎样地震惊与心痛。

　　马崁夫妇当下做出了决定，他们将买下这全部的废墟，抢救所有的残片，尽一切可能修复之。这个决定使得这对夫妇在美国艺术史上留下了永远的辉煌，这对默默付出的夫妇所付出的不只是无法计量的金钱，更是他们的生命与心血。全部的修复工作在近半个世纪之后的1999年才完成，那时候，婕涅特已经辞世十年，而修也故去五年了！每念及此，我总是忍不住热泪盈眶。

　　现在，我走进了穆尔斯博物馆，面对着一扇朴实无华的木头大门，上面有一个浮雕十字，在这扇门的后面就是曾经昙花一现然后消失了整整一个世纪的蒂芙尼重要作品——蒂芙尼礼拜堂，今天的人们不知世界上有这件珍品的不知凡几。从拉瑞尔顿庄园移来的这扇木门是镶嵌在影壁上的，绕过影壁，我们面对的是历史的、艺术的、文化的整体结晶。礼拜堂以庄严、浪漫、辉煌烘托出的质朴摄人心魄。四层半圆形穹顶十二根廊柱呵护着祭坛。祭坛后方的壁上，冠冕之下，两只正在开屏的孔雀成为华丽的极致。所有都是用四分之一英寸大小的彩色玻璃镶嵌而成的巨大马赛克建筑。如此的登峰造极却不给人难以趋近的感觉，层层台阶以平实的大理石铺就，立面近大远小，彩色马赛克装饰成活泼的图案，似乎在召唤着人们的亲近。有着拜占庭风格的礼拜堂却没有拜占庭的森冷与清癯。大堂正中的天花板上悬吊着三度空间的巨大十字灯饰，巨大的鲜嫩绿色的玻璃与无色透明钻石般的水晶玻璃交相生辉，那种一览无遗的瑰丽是典型的蒂芙尼风格了。虽然宗教故事不可或缺，但是蒂芙尼不会拒人于千里之外，圆窗上的人物丰满、圆润，甚至有些喜气洋洋。走进这礼拜堂的人们不会心生戒惧，反而会满心欢喜。礼拜堂侧殿的受洗之处是一个美丽的球体，那是一个受洗盆，不举行仪式的时候，半圆形的盖子是合拢的，它让我想到古希腊阿波罗神殿中那世界的“肚脐”，是那样的自然而风趣，人与神之间大约可以是那样亲如兄弟的罢？而这受洗之处的后壁则是巨大的蒂芙尼长窗，水之滨，白色百合花盛开着，这是对生命的礼赞了。

　　博物馆的设计善解人意，知道我们是多么希望亲近这美丽之所，所以允许观者直接走近受洗侧殿，沐浴在花影之下，享受美丽的球状“受洗盆”带给每一个人的无限慰藉。

　　但是，亲爱的人们啊！你们能相信吗，这样纯净的美好竟然曾经深陷地底不见天光，而且曾经远离尘世达百年之久！

　　1893年，盛大的哥伦布世界博览会在芝加哥举行，“蒂芙尼礼拜堂”堂皇展出，吸引数十万人参观、赞叹，报纸上的评论更是花团锦簇。博览会结束，一位教友将礼拜堂买下，捐赠给正在创建中的纽约圣若望大教堂。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哪里想得到，这个教堂的建筑师与主教根本不欣赏蒂芙尼，更不喜欢这个礼拜堂，认为这“新拜占庭”风格的作品不适合圣若望，并且坚决地表示，这个礼拜堂应当永远不见天光。蒂芙尼公司忍辱负重，将礼拜堂的穹顶拆掉一半以适应圣若望大教堂地下室的高度。整个礼拜堂缩在黑暗的角落里，完全失去了在博览会中的光彩。

　　1916年，圣若望教堂的地下室水深盈尺，礼拜堂完全成为“弃物”浸泡在水中。蒂芙尼写信给主教，他在信中说，礼拜堂是他最好的作品之一，积水对这件作品绝对不利，既然现在教堂弃之若废物，不如让蒂芙尼公司给礼拜堂换个地方。那一年，那位捐赠者也故去了，主教完全无所谓，就让蒂芙尼将礼拜堂拆迁了。拆迁过程痛苦不已，礼拜堂不但被砍头削脚，那巨大的悬吊灯饰也不翼而飞了。蒂芙尼公司将这几十万片玻璃运到长岛，在拉瑞尔顿庄园里，与主体建筑有一小段距离，盖了一所房子，使其成为一个完整的礼拜堂。如此这般，又经过几年的努力，这美丽、祥和的礼拜堂才恢复了在博览会上曾有的辉煌。修复工作也苦涩不堪，因为产权还属于圣若望教堂。直到1935年，刘易斯·蒂芙尼去世两年之后，主教大人才高抬贵手将产权还给蒂芙尼公司。

　　1957年的大火将拉瑞尔顿庄园的主体建筑破坏殆尽，礼拜堂的损失不是太大。经过蒂芙尼亲手修复的礼拜堂与拉瑞尔顿的其他残片一道被再次搬运，抵达“冬之苑”。马崁夫妇的大力援助对于困窘不堪的蒂芙尼公司而言是巨大的鼓舞，艺术家们纷纷热情地投身这一漫长的修复工程。那最后一次的搬迁也是笑中有泪。一家名誉极佳的搬运公司接受了马崁夫妇的要求，将这些“废物”从纽约运到佛罗里达，那时候州际高速公路尚未通车，那搬运工作是比较漫长而辛苦的。抵达之时才发现，所有的残片只是胡乱与废旧轮胎等一道堆放着。“因为，这实在都是废物呀。”搬运公司坦言。艺术家们不再多说，小心地将全部殘片放进预先准备好的巨大工作间，自此开始，每一片玻璃才真正回到专家们手里，清理与修复的巨大工程于焉展开。

　　现时现刻，我坐在博物馆对面轩敞的咖啡馆里，从人声鼎沸、色彩斑斓的遮阳棚下看着对面这座钢筋水泥的堡垒。她与周遭浪漫的西班牙建筑完全不同，窄小的窗户完全没有采光的作用，但是水火不侵，固若金汤。马崁夫妇给基金会最后的指示是：“这所博物馆不能成为‘冬之苑的负担，而应当为此地带来繁荣。”我们周遭的一片欣欣向荣正好是最贴切的佐证。

　　在2007年，这个为蒂芙尼作品以及玻璃艺术量身打造的博物馆，门票三美金，可以多次出入。外子与我从咖啡馆站起身来再次走进这家完全靠灯光照明的博物馆，设计高明的灯光使得玻璃如同宝石、如同飞瀑、如同花瓣与飞旋的树叶、如同佳人细致的肌肤，给人不同的“触觉”与感受。我长久站在整个展览空间第一幅作品前面，那是一百一十年以前，刘易斯·蒂芙尼为英国商人Joseph Briggs所创作的一扇彩窗，黝暗的背景中心是异常明亮、欢快、鲜艳、怒放着的一束玫瑰。外子站在一间展室的中心，长久凝视那些虽然不能再修复但是依然是玻璃工艺极品的片段，它们被仔细地镶嵌在透明的装置里，我们可以从各个角度欣赏它们，想象它们在原来的创作中所拥有过的灿烂。当我们终于在博物馆即将关门的时分缓缓步向出口的时候，一件作品自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归来。工作人员大大方方在我们面前将作品取出，仔细悬挂回它原来的位置。眼前一亮，正是那幅《饲火鹤》。

　　当美学教育成为唯一目的的时候，美好与祥和的实现便都是可能的。

　　韩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