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版“真实的人类”

　　人工智能与类人机器人无疑是当下全球的热议话题之一，近年来热播的美剧《真实的人类》《西部世界》，以及电影《机械姬》等都是在假设人工智能与类人机器人产生以后，针对其可能为人类社会带来的经济政治结构和社会伦理关系变化所展开的想象与思考。

　　其实关于这一议题的文学作品早在近一百年前的中国就已经出现，这就是徐卓呆的小说《人造人种》（刊于《红杂志》第二卷第十一期，1923年）。在这篇小说中，徐卓呆从一战后世界的现实状况入手，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经济凋敝、物价飞涨的凄惶景象：“欧洲大战以来，世界上虽死了不少人，那农业产品与工业品等已消耗掉得很多很多，因此供给不敷需求，物价腾贵。一方面人民生活艰难，劳动者的工资自然不能照以前那么可以用低廉的工钱去维持生活；但是在资本家一方面，总想一味在开销上节省，用主人的威严来压制着。”（徐卓呆《人造人种》，下同）

　　正在“无论哪一位大经济家，也没有解决这二十世纪劳动问题的完全办法”之时，“不料被一位生理学博士把这问题解决了”。原来这位生理学博士发明出了一种“人造的人类”：“他造成的人种与我们这种天然的人类，外表面毫无两样，而且很会劳动，劳动的力量比我们要增出一倍半来”，“他制造出来的人种既是有极好的劳动能力，那自然一个个都是超超等的劳动家了；因此他的出品，全是送往各处去做劳动家的，并且都是各处的工厂得到了这消息，来向博士处订购的”，“大约一家工厂中，大规模的总要定这么一万二万；小的也要三千四千”。终于，“不料那一向悬而未决的劳动问题，竟无形削减，不解决而自解决了”。

　　而这位生理学博士所制造出的人种，除了劳动力超强外，还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是“那人造人种是不必饮食的”；第二是人造人种“一个只能用二十年光景，二十年后就要损坏得不能使用”；第三是“制造人为着社会上的习惯，有的工作向来用男子做；有的工作向来用女子做，因此他也想仍其旧，制造上也分做男女两种人”，“不过身体虽分男女，生殖一件事情是没有的”；第四是人造人种“脑子也制得很简单，只会做工，别的什么也不晓得，喜、怒、哀、乐、爱、恶、欲的七情是完全没有的，所以人造人种虽能说话，竟不会笑，也不会哭，男女混在一起也生不出一点儿感情来”，甚至于“他也不要娱乐，不想休息，一天做二十四个小时，他也不说一声疲倦，真是一种完完全全的劳动人种”。

　　随着这种劳动力强且不要工钱的劳动人种普及到世界各个工厂和農场之中，原先的自然人类劳动者也就不可避免地纷纷失业了，但这在小说里并没有引发社会动乱，因为人造人种劳动效率极高且劳动时间长，所以其生产产品的数量激增，导致全世界工农业产品“物价真是低落到了极点”，“米价只要每担铜元八枚”、“一只猪也不过值一角钱”，“那些贫民虽起初受了人造人种的影响，一时生活很难，后来物价一跌，他们生活上倒也没有什么困难”。

　　而且由于人造人种本身售价也很便宜，所以除了工厂、农场大量订购之外，很多人家也多少会买几个人造人种回家做工：“并且人造人种的用途，不独大工厂大农场中用用，连五口之家之种田人家，家里也要买这么三四人叫他们耕种，自己坐享其利，只消指挥指挥罢了。实则人造人种的价钱也真便宜，每个不过一元二角，所以极贫苦的人家，也买上一二人来做着仆役，自己享福了。就是一个乞丐，他也买一个来叫他负在背上，自己上街乞讨咧”。甚至于在生产人造人种的工厂里，“只有两三个人类，其余劳动着的，全是人造人种”。

　　但“物价虽贱，到底也要有收入才好啊”，所以人们纷纷“拣人造人种所做不到的事”去做，这些工作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工厂里人造人种的管理者，“一家工厂有一千个人造人种的工人，上面管理的人类只消二三人好了”；另一类则是由于人造人种没有情感，而为了满足大量赋闲人口的精神生活需要，“所以社会上凡是安慰人类精神的机关设得多了。譬如剧场、游戏场、跳舞场等种种娱乐的设备，到处都是”。用现在的话说，简单重复的体力劳动都交由人造人种来完成，自然人类纷纷转投管理岗位以及文化娱乐产业。

　　本来“我们人类自然快活极了。就是人造人种，只管劳动着，也不觉苦，仿佛劳动是他的天职一般，因此两种人倒也相安无事”。后来“博士有一天好玩”，想要“制造几个头脑略为复杂一点的人造人种”。“这制造成的几个标本，居然有意志、有感情、有知识，与人类无异，就是没有生殖力罢了。”后来“这几个试验标本，忽然一朝觉悟，不肯做人类的奴隶，他一定要做起地球上的主人来了”。于是他们带领全球的人造人种对人类展开攻击，此时人类的工厂、农场、家庭甚至军队里已经都是人造人种，很快人造人种就消灭光了自然人类，生理学博士也被一群无头脑的人造人种给杀死了。失去了博士的人造人种经过一番努力，最终也没有破解博士制造人造人的核心技术，结果是“地球上的人造人种一天少一天，不久也就灭种了”。

　　在徐卓呆的这篇短篇小说中，已经触及到了人与类人机器人（小说中称之为“人造人种”）之间的本质区别、类人机器人大规模发展之后可能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及解决方法、类人机器人获得自主意识（即科幻小说中通常所说的“觉醒”）、自然人类与类人机器人如何共处等一系列重要的科幻小说议题，对社会、经济、科技、人性、伦理等问题进行了检视和反思，堪称民国版“真实的人类”。

　　与此同时，徐卓呆作为一名以城市社会生活为主要表现题材的小说家，他的这篇科幻小说并没有采取更为架空和虚构的书写策略，而是扎扎实实立足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人民生活之中：一方面，小说书写的背景就是立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一系列全球性经济问题，如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劳资矛盾尖锐等等；另一方面，小说在“人造人种”发明并普及之后，也采取了一种与社会现实结合得相当紧密的创作思路。徐卓呆甚至想到了当“人造人种”发明之后，以种地为生的五口之家会怎么办，或者当“人造人种”成本下降到一定程度之后，乞丐也会买上一个来帮助自己乞讨等，使小说具有强烈的社会现实感和讽刺效果。

　　相比于这篇《人造人种》，徐卓呆更为世人所知的一篇科幻小说当属《万能术》（《民众文学》第四卷第一期至第五卷第四期，1923—1924年）。如果说《人造人种》是民国版“真实的人类”，那么《万能术》绝对可以称得上是民国版的“超级英雄”故事。在这篇小说中，出身贫苦、头脑简单但正义感、责任感十足的主人公陈通光一天突然获得了某种超能力，而且这种超能力比起美国的蜘蛛侠、超人可是要强大太多，他可以通过自己的意志力产生种种“奇迹”，比如控制他人的行为动作，拥有千里眼和顺风耳，变出美食、美女和大捆的钞票，使自己变得不老不死，变出一汪泉水让所有人喝了之后疾病全无甚至返老还童，让天上连下几天的白米、钞票、银元等等。陈通光很想通过自己意外获得的“奇迹之力”来“救世”，但又不知道该如何做，后来求助于内阁里的一位“吃饭总长”来“指导”自己，不想这个吃饭总长却是出尽昏招：他先是让陈通光在全国下了三天白米雨，目的是解决国内百姓的饥饿问题，但积累了几尺厚的白米却阻塞了街道、掩埋了铁轨、塞住了机器，导致工业和交通全面瘫痪；后来他又让陈通光改下钞票雨，却导致了前所未有的通货膨胀，一夜之间钞票尽成废纸；再后来他又让陈通光下金币雨，却砸死牛羊甚至人口无数；最后他为了让东半球多享受一点阳光，而让陈通光通过“奇迹之力”使地球停止旋转，却不知道“地球旋转的速力比子弹的速力要大出好几倍来啊！”（《万能术》）地球的突然停止自转，产生了巨大的惯性，导致人们纷纷以高速飞了出去，后来又引发全球性尘埃覆盖大气和大规模海啸等自然灾害，致使人类灭绝，只有自身不老不死的陈通光活了下来。在小说最后，徐卓呆采取了一个“时光倒流”的情节思路，让孤零零的陈通光最后一次施展“奇迹之力”，目标是回到他拥有“奇迹之力”前的那一刻，由此故事也就得到了圆满的结局。而现在美国超级英雄电影里常见的通过“逆转未来”来使得故事首尾相接、成为一体的叙事手法，其实徐卓呆早在近一百年前就已经进行了相当成功的尝试。

　　此外，徐卓呆在科幻小说方面还尝试过乌托邦社会想象的题材，他的小说《古代奇病》（《民众文学》第一卷第四期，1923年）就想象在未来“中华民国三百六十一年，即西历二千二百七十二年”（《古代奇病》），那已经是一个男女社会交往、自由恋爱绝对没有障碍的时代，但一对青年男女却阴差阳错地对彼此产生了好感与误会，以为对方瞧不起自己，并双双意志消沉、精神萎靡、茶饭不思，让全世界的医生都束手无策。最后遍查古籍才知道，原来二人都患上了一种古人才会有的病——“相思病”。对未来乌托邦想象类的科幻小说早在晚清时期就已经出现，从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1902年）到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1908年），再到陆士谔的《新中国》（1910），不一而足。但徐卓呆的这篇小说并没有拘泥于此前同类题材小说所热衷的民族国家叙事，而是从一个自由恋爱的角度切入，反而让故事變得别有趣味。

　　当然，从小受过良好旧学教育的徐卓呆在构思现代科幻小说时也难免会留有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子，比如他的《万国货币改造大会》，主体上是针对当时贫富悬殊的社会问题所进行的一次大胆想象：“把现在货币的位置，颠倒过来，一个铜圆，当他一百元；一角小银币，当他十元，拿来通用。于是十元的钞票，便成一角；百元的钞票，便成一个铜圆了。”（《万国货币改造大会》）想通过这种货币改革的方式来解决社会上存在的巨大的贫富差距。但小说最后将一切想象归结于主人公钱如空的一场梦境，由此回到了我国传统“南柯一梦”的故事模式之中。

　　我们以往一提到徐卓呆，往往突出其滑稽小说的创作身份，当然，徐卓呆确实有大量的滑稽小说创作。但与此同时，徐卓呆也是一名全能型的类型小说创作者，从科幻小说（《人造人种》《万能术》等）到侦探小说（《去而复来的别针》《珠项圈》等），从武侠小说（《女侠红裤子》）到社会问题小说（《卖药童》）等都有所涉及。同时徐卓呆还不断进行着不同类型小说之间的融合性写作尝试，比如他的《女侠红裤子》就是滑稽小说和武侠小说的融合，《不是别人》又是侦探小说和滑稽小说的融合。对于这种跨类型小说写作的尝试，徐卓呆自己曾说：“我今年的小说，大概要这一类（笔者按：此处指的是侦探小说）占多数了。但是我做了两三篇，便觉得有一个大毛病了。这大毛病不独我一人犯着，恐怕做侦探小说的人，大半犯着。就是格局的没有变化，开场总是什么地方谋死了一个人，或是失去了什么要物，由侦探去破案的。这么形式千篇一律，我以为就是内容不同，也总不好。所以我得想做几篇格局特异的侦探小说。或者格局之外，还可以在性质方面，使他含有滑稽趣味，倒也很调和。”（徐卓呆：《侦探小说谈》，《小说日报》第一百一十一期，1923年4月1日）可见他是有意识地在尝试跨类型的小说创作，并试图借此突破不同类型小说书写本身的一些局限性，在这个意义上，徐卓呆的小说创作或许可以给当今的类型文学作者们一点有益的启发。

　　战玉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