黠商还是官员：胡雪岩真相

　　作为晚清传奇人物的胡雪岩，一直被人看作是成功的商人，顶多也仅被当作亦官亦商，即所谓“红顶商人”，商是其主要身份，官不过是护身符。其实，胡雪岩的身份并非如此，厘清这一点，可以恢复历史的真实面貌。

　　时人眼里的黠商

　　起初，胡雪岩在同时代人眼里，不过是一介黠商。

　　读清末赵烈文的日记，读到一段关于胡雪岩的记载：

　　黠商胡光墉者，业杭城钱肆，省中候补牧令莫不与往来，丐其余润。王巡抚昔在杭府，委以事而办，才之，既抚浙，引以为用。胡有所捐助，屡保至江西道员。胡向与绍城钱业张存浩争利有隙，绍之风俗，搢绅皆兼业商贾，张力既厚，袒之者多，怀太守素畏土著，胡知不可用，遂言之巡抚，以廖宗元来守绍。廖者强吏，向协守菰城有效，佥言其宜。而廖友胡久，胡私意则欲其助之攘利而已。廖之至，乞水师四十艘于林藩台，又亲勇数百人皆至，水师骚甚，民咸畏怒。胡托他事干廖，以释憾于张，廖不知而行之，绍绅慑其兵力，不敢违，私愤益切。九月二十四日，贼既陷萧山，东至郡城尚百里，未得耗，但知有警，遣水师十六艘往，未遇贼即溃，大掠而返，民群起歼数十人。廖出抚民，为邑绅所拘，庄时为山阴令，往力解，事得释。廖返，未抵署，邑中水龙夫要之于道，殴之几死。水龙夫者，董事赵德山、王纪泉二人所嗾，二人张存浩党，殴官实则私愤，其意欲辱之使去而已，故不至死。然祸既构，城内大乱，势不得止，复围廖亲勇于某庙，不克，皆逸去。时信息日逼，诸暨溃勇大集，无粮给之，绍人藏粟尚有万计，夥粒不粜，王团练亦束手无策。二十八日夜，廖在署见火光，从者误言八桨船复抢掠，廖愤极，吞洋烟而死。第二日城陷，实廖部卒怒绍人，导寇而至。故推原祸本，绍兴不陷，杭省或不至失守，廖习军事，不死，绍犹可完。廖无私憾于邑人，则当时不至死，非胡、张争利，则廖初至，无开罪绍人之端，全省数亿万之横死，乃肇于匹夫垄断之心。利之一字，吁，可畏哉！

　　胡光墉，即胡雪岩的大名，清末巨贾，曾被后人歌颂为爱国商人，因助左宗棠军饷收复新疆，致富讲求诚信等闻名。然而，从清末著名的幕僚赵烈文的记载来看，胡雪岩并非后人所传言的那样高大光明。

　　观胡雪岩一生，可视为当时政商关系的一个标本。胡雪岩的崛起，是那个时代典型的官商勾结的产物。坊间传说他先是看到落魄的王有龄奇货可居，便以资助的形式为之捐官使他谋得一个实缺。其实，王有龄的发迹得力于两江总督何桂清的保举，与胡雪岩并无关系；胡雪岩的阜康钱庄在王有龄担任杭州知府之前已经开张，他之所以能从众多钱庄中脱颖而出，承揽“捐输局”的公务公款，基本上得益于他敢于突破常规、对外展示职业诚信，而又毫无忌惮地向后来担任浙江巡抚的王有龄输诚。此时的胡雪岩还只是凭借王有龄的权势，以向王有龄输捐的名义大肆向杭州富户敲诈。

　　胡雪岩身份的转折点是他的另一个“贵人”左宗棠。受曾国藩保举的左宗棠所部原本在安徽时已欠饷近五个月，饿死及战死者众多。奉命进兵浙江后，粮饷短缺等问题依然困扰着左宗棠，令他苦恼无比。有说法指，急于寻找新靠山的胡雪岩又紧紧地抓住了这次机会：他雪中送炭，出色地完成了在三天之内筹齐十万石粮食的任务，在左宗棠面前一展自己的才能，得到了左的赏识并被委以重任。在取得左宗棠信任后，胡雪岩常以亦官亦商的身份往来于宁波、上海等洋人聚集的通商口岸间。他在经办粮台转运、接济军需物资之余，还紧紧抓住与外国人交往的机会，勾结外国军官。在左宗棠任职期间，胡雪岩管理赈抚局事务。他设立粥厂、善堂、义垫，修复名寺古刹，收埋了数十万具暴骸；向官绅大户劝捐，以解决战后财政危机等事务。在这短短几年间，胡雪岩的家产已超过千万。

　　赵烈文日记中所记载的这件事，清晰地暴露出胡雪岩贪财无忌的本性。

　　咸丰十一年（1861）秋，太平军侍王李世贤从江西景德镇败转至浙江金华。此时杭州本已受到李秀成围攻告急，不料忽听南方又来一股太平军，浙江大震。巡抚王有龄调提督饶廷选赴剿，李世贤败退至诸暨，太平军转而陷浦江，进而陷掠萧山，清廷溃兵集于绍兴。

　　本来绍兴防守为当地邑绅主持，清廷任命的团练大臣王履谦受人愚弄，或借以牟利，太守怀清知势不力敌，一切不問，防务废弛。

　　胡雪岩在杭州开银行，遍交省城大小官吏，“丐其余润”，又深得巡抚王有龄的支持。他与绍兴一个钱庄老板张存浩有竞争关系，且实力雄厚，胡雪岩一心想挤垮张老板。但是绍兴太守怀清害怕当地势力，胡雪岩指望不上他帮什么忙，就要求巡抚王有龄将其调走，换成廖宗元。

　　廖宗元与胡雪岩相交甚厚，自然对他言听计从。胡雪岩说动王有龄调廖宗元入绍兴，并不是为了绍兴防务，而是为了帮自己谋利开方便之门。

　　廖宗元为人强悍，又习军事，他随身带了一支水师，骚扰百姓，绍兴当地人都感到愤怒。胡雪岩借故让廖宗元与张老板结下怨隙，廖宗元进一步引起绍兴绅民的私愤。

　　九月，太平军攻陷萧山，离绍兴还有百里之遥，廖宗元派水师往剿，结果还没有遇到太平军即溃败，水师大掠百姓。百姓群起打死水师数十人。廖宗元出面安抚百姓，结果被绅民所拘，幸亏山阴县令庄时出面调解，廖宗元才得以获释。

　　廖宗元返回衙门的路上，又被绍兴的水龙夫拦在路上，差一点被殴打致死。这些水龙夫恰恰是绍兴钱庄张老板的同党。

　　不久诸暨溃勇纷纷集于绍兴，无粮可食，绍兴城中藏有粮食上万石，但一粒都不愿拿出来。九月二十八日，廖宗元在衙门见到城内有火光，误信水师抢掠，愤怒之极，吞洋烟自杀而死。第二天，绍兴城陷落。

　　绍兴城陷其实是廖宗元的部属迁怒于绍兴人，引太平军攻城而致。绍兴陷落不久，杭州也相继失陷。

　　赵烈文在日记中认为，杭州失陷的根源就在于胡雪岩与张存浩两个同业老板争利。他直言“全省数亿万之横死，乃肇于匹夫垄断之心”，将胡雪岩贪利无忌之心昭然于世。

　　这是胡雪岩早期勾结官场、干预人事、唯利是图的明证。

　　军中不可或缺之人

　　同治元年正月二十九日（1862年2月27日），接到出任浙江巡抚谕旨的左宗棠上《官军入浙应设粮台转运接济片》，保荐王若农和胡光墉为其办理粮饷。本来，湘军粮台由曾国藩统一协调，左宗棠自己决定设立粮台，意在自立门户。这时，已知的左宗棠文献中第一次提到胡雪岩：“又闻籍隶浙江之江西候补道胡光墉，急公慕义，勤干有为，现已行抵江西，堪以委办台局各务。”

　　候补道，是没有正式上任的道台，胡雪岩此时的身份无疑是王有龄保举而来。按惯例，胡雪岩赴江西应该是去会晤江西官场，否则他永远也候补不到实职。那么，此时左宗棠有没有见过胡雪岩？查无明据，但至少左对胡的行踪是有所掌握的。几年后左宗棠也在奏折中提到：“咸丰十一年冬，杭城垂陷，胡光墉航海运粮，兼备子药，力图援应，舟至钱塘江，为重围所阻，心力俱瘁，至今言之，犹有遗憾。”这显然都是听胡雪岩自己所说。

　　商人胡雪岩需要一座大靠山，浙帅左宗棠也需要有人筹粮饷，二人应该是各取所需、一拍即合。

　　胡雪岩去江西真的是为做道台作准备吗？显然不是，很有可能是去见左宗棠。因为直到同治元年十一月，左宗棠急切等待胡雪岩前往宁波筹办军饷，而胡雪岩一直滞留上海。这期间，胡雪岩具体办了哪些军饷，左宗棠在同治三年十月《办理饷需各员请旨奖励片》中没有具体指明，但应该是有一定贡献的，否则同治二年十二月左宗棠也不会让胡雪岩代表自己给洋人颁发功牌。也是基于这一点，胡雪岩被左宗棠奏请为按察使衔，改往自己担任总督的福建以道员补用。道员为正四品，按察使衔为正三品。

　　左宗棠到了福建以后，胡雪岩事实上成为朝廷正式官员。左宗棠在同治五年九月为胡雪岩奏请布政使衔，甚至说他是“军中不可或缺之人”。同治九年十二月，肃清陕西有功后，经左宗棠奏请，胡雪岩获得二品封典；同治十年十月，经左宗棠奏请，胡雪岩获得正一品封典。光绪二年（1876），御史何金寿参劾胡雪岩而被朝廷降三级调用。但是，这期间，胡雪岩的正式职务还是道员。

　　原因何在？主要有二：一是胡雪岩的心思恐怕不在做官上，他要的只是一个官员身份，因此，当同治五年左宗棠赴陕甘总督任，胡雪岩参与福州船政局事务，而他仍然以上海为活动场所，自觉两头难以兼顾，提出辞去船政局事务。二是左宗棠西征，需要胡雪岩为他在上海筹措军饷。所以，经朝廷准许，胡雪岩兼顾上海和福建。

　　在左宗棠用兵新疆的五年多时间里，胡雪岩的任务就是为他筹饷。据统计，胡雪岩的筹饷其实主要就是借款，而且是借洋人的钱，计有一千七百一十万两，不到左宗棠所花银两的三分之一。此时胡雪岩的身份是上海采运局道员。那些认为胡雪岩是爱国商人的人，可能都以为这些钱是胡雪岩的私款，其实胡雪岩不仅是在行使道员职责，更关键的是，这些借款所付的利息奇高，月息多为一分二厘五毫，而当时其他人所借款项利息多为八厘。这多出的部分是不是被胡雪岩贪占了已不得而知，但左宗棠曾因此表达过对胡雪岩的失望与不满。只是左宗棠又无人可倚重，只能继续信任胡雪岩。

　　曾纪泽在《使西日记》中记载了曾担任过中国总税务司赫德秘书的葛德立的议论：“胡雪岩之代借洋款，洋人得息八厘，而胡道开报公项则一分五厘。奸商明目张胆以牟公私之利如此其厚也，垄断而登，病民蠹国，虽籍没其资财，而科以汉奸之罪，殆不为枉。今则声势日隆，方见委任。”也对左宗棠的做法表示不满：“左相，大臣也，而瞻徇挟私如此，良可慨也。”

　　实际上，胡雪岩私人并没有为西征新疆赞助过钱财。据左宗棠自己说，胡雪岩在光绪三年捐银米衣合计二十万两内外赈灾，分布于陕西、山东、江苏、山西和河南。光绪四年向陕西捐二十万石洋米救灾，后改为银五万两。光绪八年左宗棠修复范公堤，胡雪岩捐钱合三万一千一百六十八两。这些更显示出胡雪岩的狡黠与私心，尽管这些捐助被左宗棠详细开列为功劳，其实是胡雪岩为了结好各省督抚。比如向陕西捐米就是在左宗棠决定为胡雪岩请黄马褂之赏时，为了争取陕西巡抚谭钟麟联署。左宗棠任两江总督时，大力推广桑树种植，胡雪岩热心帮助，其实是为了自己的蚕丝生意。

　　左宗棠和朝廷都把胡雪岩视为政府官员，而胡雪岩自始至终还是将自己作为一个商人，这种尴尬让人不得不令人喟叹。与其说胡雪岩尽心尽力为左宗棠办事，不如说左宗棠被胡雪岩实心实意地利用了十余年。

　　这期间，左宗棠并非没有看出胡雪巖的私心，这么多年，胡雪岩甘于做个道台而不求升迁，只求虚衔，显然不合情理。光绪六年，左宗棠用自己的俸银托胡雪岩购买水雷和鱼雷，其时的水雷市场价每个需银五六两，可胡雪岩报价二百四十两，高出四十多倍，连左宗棠自己都十分生气。

　　胡雪岩破产的真相

　　胡雪岩的破产被后世大肆渲染为一场由李鸿章指使、盛宣怀策划、清廷出面掠夺的政治清账，是湘淮两系矛盾斗争的产物。

　　流行的说法是，胡雪岩与洋人斗丝引发亏本，成为破产的导火索。这是经不起推敲的。与胡雪岩如日中天的雄厚实力相比，这点亏空根本不可能动摇胡氏产业。其实，根本的危机是全球经济危机。

　　事发于光绪九年，这一年，左宗棠位居两江总督。此前一年（1882），世界经济与金融危机自英美爆发，中国毫无察觉。为转嫁危机，西方扩大出口，汇率下跌，导致中国出口商品价格下跌而进口商品价格上涨，信号马上传递到各钱庄，他们立即紧缩信用，极力收回贷款，最早宣布破产的是上海老字号“金嘉记”丝栈，胡雪岩在上海的阜康钱庄挺至十一月才被迫歇业，几天后北京阜康分号关闭。

　　“斗丝”开始于光绪七年（1881），只不过是恰逢其时罢了。这次危机导致的是国内银行业普遍性悲剧，影响最大的当然是胡雪岩。而压倒胡雪岩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他特殊的身份。

　　上海阜康钱庄歇业后，北京的阜康银号掌柜不知何故逃逸，其伙计汪惟贤向顺天府投案，管理顺天府事务的毕道沅马上将此事上奏朝廷。

　　银号本为民间事务，毕道沅此举并非受人指使，而是因为阜康银号公私存款特多，当时许多京城要员都在银号有存款。官员公私存款乐于存在阜康，除了胡雪岩的实力以外，还有他的官员身份。朝廷当天下旨，令毕道沅和顺天府尹周家楣查明该银号所有的公私款项，又谕令闽浙总督何璟、浙江巡抚刘秉璋密查胡雪岩的财产。

　　二十多天后，朝廷下旨给两江总督左宗棠，谕旨将胡雪岩革职，并责令其“提该员严行追究”，勒令胡雪岩迅速将亏欠公私款项还清，否则将从重治罪。

　　此时的胡雪岩为上海道员，不归浙江管辖，而属于两江，故而将此案交由左宗棠，这并无不妥，既无为难左公之心，也无宽贷胡氏之意。

　　左宗棠奉命查封了阜康商号和胡氏杭州的当铺、商号，用以偿还公私存款。

　　然而，到了光绪十年四月，户部奏报胡雪岩当年借洋款时侵吞了行用补水，于是，清廷下旨追赔行用补水银十万六千七百八十四两。

　　所谓行用补水银，乃是在借款过程中的交际、保险、装运、水脚等费用。这些费用其实早已按实报销在册。所谓“侵吞”，不过是在借款前没有奏报列支，但按成例都有这笔费用，如今借此反要其倒赔，左宗棠无可奈何。

　　接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荃尽管与左宗棠不和，但并没有落井下石，相反他认为这样做颇为不公，上奏为左、胡辩解：

　　户部经权互用，近因海宇肃清，定以条奏之限，徒苟绳旧案，务在谨守新章，所有甘肃、新疆历次开支经费，久已汇单奏销。若胡光墉之罔市累人，固须惩以自戒，而此番案属因公支用，非等侵吞，以视户部现办章程系在旧案准销之列，应请户部鉴核，转予斡旋；嗣后不得援以为例，以昭大信。

　　如果说户部“落井下石”，恐怕也不合情理，时任户部尚书的王文韶与左宗棠、李鸿章交情都不错，早年受二人赏识提拔。想必是户部为了交差，不得已而为之。

　　光绪十一年七月，左宗棠于福州病逝；十一月，胡雪岩亦死于家中。

　　胡雪岩的人生高潮与左宗棠的辉煌相始终，左宗棠的成功有赖于胡氏，其功也不乏有左公夸大其辞，而胡雪岩的成功又借助于左公。一个始终想将其笼络在官场中，一个却一直若即若离于官场边缘。胡雪岩得益于官场身份，但败也败在这种身份，否则也不至于闹出震动朝野的风波来，以至于身死家败。令人称奇的是，明明是朝廷道员，可是胡雪岩却始终脱离官场监管，做他的私人生意，甚至将公事也当作生意，长达二十余年无人监管。当时的吏治情形由此也可见一斑。

　　按清朝的体制，中央只能监管到督抚这一层面，太平军兴后，地方吏治更是全由督抚。作为总督的曾國藩，自巡抚以下文武各官皆归其节制，后来，一些无总督的省份，巡抚拥有了与总督同样的权力。因此，官员的人身依附观念十分明显，所谓从严治吏只是空谈，官员的好坏全凭上司一句话，一句“办事任性、不洽舆情”的评语即可断送其政治前途，一句“素敢任事、不避嫌怨”则可以使其保官晋职。胡雪岩的结局，是谁之过呢？

　　刘绪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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