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自传》与汪曾祺

　　1932年，三十岁的沈从文写下《从文自传》，写他人生前二十年的岁月，凭借一支笔，在北平乃至全国文坛打下一片天。

　　汪曾祺的祖父汪嘉勋，字铭甫，是清末的拔贡，近乎赤手空拳攒下一份丰厚的家业，拥有田地约两千亩，两家药店——万全堂、保全堂，高邮城主街的一半都是汪家的。他爱喝一点酒，一个咸鸭蛋能就两顿酒，保留着那个时代打拼出来的地主特点。汪嘉勋还是当地有名的眼科医生，给人看眼病不收钱不受礼。他教年幼的汪曾祺读《论语》，教他写八股文，赞他若在前清定能中一个秀才。那一年汪曾祺十三岁。汪曾祺字写得好，祖父赐给他一块紫色端砚和几本名贵的原拓本字帖。

　　汪曾祺的父亲汪菊生，聪明，爱玩，多才多艺。他通金石懂书画，爱绘画，善刻图章，还擅长体操、足球，练过武术，会各种乐器，尤擅胡琴，心灵手巧，做得一手好菜。汪曾祺生母去世后，汪菊生给妻子用上等纸制作了各色衣裳（冥衣），春夏秋冬，单夹皮棉，应有尽有。汪菊生喜欢画画，春秋佳日，天朗气清时，少年的汪曾祺便常常站在画室里看他父亲作画，也翻看父亲珍藏的各色画谱，耳濡目染，成年后的汪曾祺偶尔也画几笔文人写意画，甚至在下放期间画过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可惜后来遗失了。我看过几幅汪老的画，大写意，文人气质很浓。

　　汪曾祺的父亲接受过新式教育，回乡后赋闲在家，读书作画，糊风筝，做精巧的玻璃笼子养金铃子，过着一种优裕的少爷式生活。他没有架子，能平等待人，十几岁的汪曾祺陪父亲喝酒，一人一杯对酌；抽烟，也是一人一根。汪曾祺十七岁初恋，他的父亲在一旁帮忙瞎出主意。汪曾祺在学校和同学们举办同乐会，他自己唱青衣，汪菊生受邀去给一群小朋友拉胡琴伴奏。

　　汪曾祺成长于这样一个虽然旧式但环境氛围宽松友善、充满文化气息的家庭里。加上运河边湖水的影响，汪曾祺的性格温和而有个性，充满诗人气质。

　　沈从文是汪曾祺的老师，汪曾祺至少写过十几篇和沈从文有关的文字。可以说，我对沈从文最初的印象，不是从沈从文的作品得来，而是从汪曾祺的文字得来。

　　遇见汪曾祺，对我来说，有点像十六岁的郭襄，风陵渡口遇杨过，一见误终身。十九岁遇见汪曾祺，不是误终身，而是我越来越明白，此生，我都无法脱离汪老的影响。他的文字，他的个性，他的思索，都对后来的我，影响深远。

　　最初不明白，为什么第一次读到汪曾祺便欲罢不能，后来的后来，隔一段时间也总要去重温。最近重温《从文自传》，忽然有点懂了。

　　高中的时候，我被《边城》里的翠翠感动，夏日黄昏时，坐在晒了一天很热的石头上发呆的体验，我也有过，一种寂寞的少女情怀。我也被汪曾祺《北京的胡同》和《马铃薯》吸引，读了一遍又一遍。可我与他们真正的相遇要到大学。十九岁，我一头扎进汪曾祺的文字里，快到二十八岁，我才真正有点懂了沈从文。懂了沈从文，才能更加懂得汪曾祺，悟到他们的相似与不同。

　　十九岁的我，压抑敏感，自卑又自尊，神经紧绷，像绷得太紧的弦，随时要断，害怕没有钱养不活自己，和母亲关系紧张，对家人缺乏信任，在校园里独来独往，没有什么朋友。十九岁那年初夏，准备英语四级考试的无聊之余，从图书馆借出一本汪曾祺的散文选，打算看两篇放松神经；等我从汪老的世界里抬起头来时，已是华灯初上，暮色苍茫了。那一天，我忘记吃午饭。

　　汪曾祺的语言自是一流，但他给十九岁的我最大的震撼，应该是整本书所流淌的气质：舒缓、自由、淡然、独立、睿智、随遇而安，讓神经紧绷的我感受到放松，见识到何谓从容。汪曾祺曾评价西班牙作家阿索林的小说“像覆盖着阴影的小溪，安安静静的，同时又是活泼的，流动的”。这句话，大致也可概括汪老的风格气质。没有大海的波澜壮阔，也就没有大海可怖的一面，小溪一般，流淌着，活泼泼地，温柔又灵动。我们可能会害怕大海，可没有人会拒绝清澈的溪水。

　　仔细想来，我读到沈从文的时间更早，本科时甚至选修了一门“沈从文研究”，写过一篇关于《从文自传》与《边城》的课程论文，买过一本沈从文精选集，但那时的我，始终无法真正欣赏沈从文，更谈不上喜欢，我对他，甚至有某种排斥与拒绝。

　　重温《从文自传》，找到了十九岁的自己拒绝沈从文的潜在原因：他的文章里，有一种拧巴，处处自称为乡下人的一种拧巴。无论是他的努力还是他的拧巴，都与我本身气质相似，这也是当年的我特别排斥的特质；而汪曾祺则是完全不同的，他舒展、从容、自信、放松。换句话说，沈从文让我紧张，汪曾祺则让我放松。

　　很多年里，我都觉得汪曾祺比沈从文好——文学上的。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汪曾祺屡次谈及沈从文，谈及他的创作，他的一些事迹，谈到沈从文小说习作课对他的影响。

　　重温《从文自传》，我仿佛有了新发现。沈从文在自传里写他读一本小书的同时读一本大书，他不喜欢学堂，却对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形形色色的职业充满兴味，逃课游泳，四处闲逛，看各色匠人的活计。汪曾祺也是如此。

　　我以前常常为作家的记忆力之好而惊叹。汪曾祺十九岁（1939年）离开家乡，经香港、越南到昆明，在高烧四十度的情况下，晕晕乎乎上了考场，考取西南联大。此后数十年辗转昆明、上海、北京，直至1986年才第一次回乡，这一年他已经六十六岁。没回家的那些年，汪曾祺写过多篇以家乡为背景的散文、小说，如果说早年的《戴车匠》还略显稚涩，晚年的《异秉》《大淖记事》《鉴赏家》《受戒》则已是炉火纯青，其共同点，是对记忆中的家乡细节描述异常准确。

　　汪曾祺和萧红不同，萧红对细节的敏感，更多是天分。萧红写羊啮啃榆树皮时嘴角的涎沫，写风变得柔软，草从土里曲曲折折出来，语言天然稚拙，不可学也学不来。她写的《回忆鲁迅先生》，我认为是怀念鲁迅最好的一篇。1942年，萧红去世，永远停留在三十一岁。那一年，汪曾祺二十二岁，在西南联大中文系读书。汪曾祺对细节的敏感，除了天分，我认为还有后天训练的成分，对他影响最大的，我猜便是沈从文的《从文自传》。

　　汪曾祺早年的小说也好，但是读起来总不够流畅，仿佛气息不匀。晚年则臻于化境，散文小说，我都喜欢。萧红是真正的天才，汪曾祺是文化教育培育出的至才。萧红不可学，汪曾祺也学不来，但是汪曾祺的路数可以学。

　　汪曾祺写他小学时，“放学回家喜欢东看看，西看看，看看那些店铺、手工作坊、布店、酱园、杂货店、爆仗店、烧饼店、卖石灰麻刀的铺子、染坊”；中学时，“每天沿着城东的护城河上学、回家，看柳树，看麦田，看河水”，他这样东看看西看看的习惯，我总疑心有沈从文的影响。

　　沈从文写《从文自传》时三十岁，汪曾祺十二岁，以汪曾祺的家境和所受的教育，他当时很有可能已经看过这本书。这本书在当时应该算畅销书，汪曾祺多半看过。

　　汪曾祺高二那年（按汪曾祺的几篇文章推算，他这一年应该十七歲，是1937年），日本占领江南，他随祖父、父亲到离城稍远的一个村庄的小庵里避难，住了半年之久，这段经历后来写成了《受戒》。这半年里，汪曾祺只带了两本书，一本《沈从文小说选》，一本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他在《自报家门》一文里说，这两本书使他对文学形成比较稳定的兴趣，对他的风格产生深远影响。

　　他辗转万里考上西南联大，沈从文或许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沈从文的文章，对于少年汪曾祺一定有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不是气质层面的，二人气质很不一样；这种影响更多是观察世界、思索人生的方式，以及写作技巧上的熏染。

　　两人气质的不同，有天性的差异，也有后天环境的影响。沈从文来自湘西凤凰一个在当地很有名望的家族，所受的学校教育不多，更多是十多岁离家进入军队后的社会影响；汪曾祺则是规规矩矩地读书上大学，教书，进入历史博物馆工作，后来去剧团，写京剧剧本。沈从文和汪曾祺的小说里都有水，充满了水的氛围，氤氲着水的气质，但他们小说里的水是不一样的。

　　关于家庭的影响，沈从文得自母亲的较多，汪曾祺得自父亲的更多。沈从文写他母亲教他认字，引他认识药名，告诉他要决断——做男子的绝不可少的决断，他的性格里，得自母亲的影响很多。汪曾祺的生母杨氏在他三岁时就因肺病故去，父亲汪菊生续娶过两次，第二任继母任氏嫁过来时，汪曾祺十七岁，读高二，没多久他离开家乡到昆明，中间数十年未见。他的第一任继母张氏和他有缘，很爱他，待他很好，后来也死于肺病。

　　一个男孩，成长过程里受父亲影响深和受母亲影响深是完全不同的。胡适、丰子恺，都是父亲早逝，跟随母亲长大的男孩，长大后都是性格温和，但是温和中有百折不挠的刚韧。

　　沈从文当年小学毕业，凭借一支笔到北平文坛打天下，写到鼻子流血还在写，耐得烦，不怕苦，以小学毕业的文凭成为大学教员，成为《新月》派的中坚，甚至林徽因“太太的客厅”里的客人。汪曾祺西南联大毕业后，在昆明郊区的中学教了两年书，又辗转去上海，找不到工作想要自杀，被沈从文一通信骂了一顿，说你有一支笔，怕什么。沈从文当年的处境比汪曾祺难太多，却不会选择轻生。在母爱中长大的男孩，更爱惜生命。

　　无论他们的气质如何不同，沈从文都是汪曾祺生命里重要的一环，一如汪曾祺对我的影响，化在血液里，终生都有他的印记。

　　闫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