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克上”现象与日本军国主义

　　日本天皇“万世一系”，即日本天皇从远古产生开始，历经数千年历史演变，皇族和皇室的血统不曾改变。这似乎是日本社会等级秩序严格且各安其分的有力证明。然而，“下克上”——即身居下位者在军事或政治层面战胜或打倒身居上位者——也是日本历史上的突出现象。而且，“下克上”事件往往会深刻改变日本社会并显著影响日本历史的走向。

　　“下克上”现象的历史演变

　　日本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记载了以大和盆地为中心的大和时代，进入以平城京为都城的奈良时代和以平安京为都城的平安时代。天皇“万世一系”，并不意味着没有围绕国家统治权的争斗和更迭。皇族内部的持续权争，为地方豪强崛起、天皇大权旁落、国家政治形态蜕变成为武家专权的将军幕府统治提供了机会。

　　所谓武家，即靠武力起家的政治强人。日本弘仁五年（814），嵯峨天皇赐四皇子、四皇女源姓，将其降为臣籍。治承四年（1180）8月17日，因政治斗争失利而被流放至伊豆国、在当地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源赖朝，起兵向当地统治者发起攻击，取得胜利并扩充势力，于10月16日进入镰仓，建立以镰仓为根据地的势力范围。

　　元历元年（1184），源赖朝在镰仓建立了拥有军事、行政、司法等机构的独立政权，称霸一方。建久元年（1190）3月，源赖朝建立起覆盖全日本的政权。建久三年（1192），经朝廷摄政九条兼实斡旋，源赖朝被拜为征夷大将军，正式开启日本长达六百七十六年的武家幕府统治时代。

　　由此，天皇成为精神上的皇帝，但没有世俗的权力；幕府的征夷大将军是世俗的皇帝，拥有统治日本的实际权力；幕府下面分封藩国，藩国的统治者叫大名。天皇和公卿构成朝廷，将军和他的行政班底构成幕府。將军、大名属下都有各级武士来支应差事。由此形成天皇与朝廷——将军与幕府——大名与藩国的政治统治模式。

　　由于镰仓幕府的内部混乱导致天皇试图收回政权，朝廷与镰仓幕府之间发生权力之争，结果是另一个武力强人脱颖而出。历应元年（1338）8月，足利尊氏被拜为征夷大将军，建立室町幕府政权。但是，足利尊氏家族内部、室町幕府、朝廷、镰仓幕府残留势力之间的权争并未止息。文安六年（1449）4月，年仅十五岁的足利义政接任征夷大将军。长期的征战和权力争夺已经使室町幕府的权力失重，天皇的权力有所恢复。应仁元年（1467），室町幕府与朝廷之间的权力争夺造成了在日本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应仁之乱”。

　　“应仁之乱”围绕将军继嗣而发生的争端迅速波及全国，最终导致幕府和将军权威丧失殆尽。日本从此进入群雄并起、合纵连横的战国时代。永禄五年（1562），织田信长和德川家康在青州签署盟约，史称“青州会盟”。永禄十二年（1569）10月27日，织田信长在拿下尾张、美浓两国后，又成功拿下伊势国，基本夺取了室町幕府的军事指挥权、恩赏权等重要权力。天正元年（1573）4月3日，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昭被织田信长打败并流放，信长派爱将羽柴秀吉对其严加看管。室町幕府的统治正式结束。

　　天正十年（1582），织田信长已经基本统一全日本，麾下六大军团武力显赫，主要包括：山阳道军团，主将羽柴秀吉；山阴道军团，主将明智光秀；东海道军团，主将德川家康；以及其他三大军团。

　　就在织田信长的势力如日中天的时候，其属下武将明智光秀精心策划了反叛计划。1852年6月1日，明智光秀率一万一千人将织田信长下榻之处本能寺重重包围。织田信长猝不及防，所带亲兵全部战死，织田信长手持弓箭迎敌，终因寡不敌众，切腹自杀。就此，织田信长的时代尚未开始就戛然而止。

　　织田信长死后，羽柴秀吉收罗原织田信长旧部壮大自己。天正十一年（1583）9月9日，羽柴秀吉改姓“丰臣”的奏请获得天皇敕许，羽柴秀吉遂成为丰臣秀吉。天正十三年（1585），丰臣秀吉称奉天皇敕命统治六十六国。天正十九年（1591），丰臣秀吉以武力完全征服日本。

　　文禄元年（1592）4月12日，日军开始侵朝行动。1592年（万历二十年）6月，明朝派兵援朝。此间，朝鲜与明朝联军对日作战，双方互有胜负。1598年8月18日，丰臣秀吉病殁，日军奉命从朝鲜撤退。丰臣秀吉政权亦随之瓦解。

　　德川家康原本就是织田信长属下将领中仅次于丰臣秀吉的势力。丰臣秀吉死后，心机细密、韬光养晦多时的德川家康乘势而起，成为全日本无人能与争雄的强大武力。庆长八年（1603），德川家康受天皇敕封成为征夷大将军，建立了长达二百六十五年的德川幕府统治。

　　从以上日本历史演变及其统治权力的嬗变可以发现，无论是从天皇直接统治到征夷大将军的幕府统治，还是统治权力在武力强人之间的传递，无一不是以武力的方式，通过“下克上”，即居于下位者逆流而上取代居于上位者而完成的。

　　它们有的表现得比较平顺，如武家征夷大将军在取代天皇取得统治国家的实际权力时，并没有觊觎和取代天皇作为精神上最高统治者的地位；有的则表现得非常残酷和血腥，例如国家实际统治权在各将军、豪强之间的传递，都是经过连年征战、流血漂橹而得以完成的。不管是成功者如源赖朝、足利尊氏、德川家康等，还是失败者如织田信长、丰臣秀吉、明智光秀等，都是以下犯上的“下克上”，也均未逃脱成王败寇的历史规律。

　　近代“下克上”事件及文化源流

　　1853年6月3日，“黑船来航”打开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日本国门。1868年（庆应四年，明治元年）1月15日，日本开始以“富国强兵、置产兴业、文明开化”为口号的明治维新，迅速成为近代工业化强国。由于普鲁士军国主义对日本的国家发展具有导向性影响，日本一经取得国家建设的初步成果，就急切地发动了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战争。1895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获胜，从清朝获得高达两亿三千一百五十万两白银的战争赔款，相当于当年日本财政收入的四倍。日本政府将这笔巨款的百分之八十四点七用于发展军事。巨大的军费投入支持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畸形发展，使日本于十年后赢得了从俄罗斯手中夺取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

　　“五一五事件”刺杀首相犬养毅

　　日本虽在日俄战争中取胜，但结果却与甲午战争迥然不同。甲午战争日本实际出征人数为十七点四万，耗资约为两亿日元，获得战争赔款三亿五千八百三十六万日元。日俄战争日本出征人数高达九十四点五万人，耗资十七亿日元之巨。

　　1905年9月5日，精疲力竭的日俄双方在美国调停下签署《朴茨茅斯和约》。巨大的战争消耗使得日本国民对战争赔款的期望非常殷切，但日本战争能力已达极限而无力再战，俄罗斯虽败却拒绝支付任何戰争赔款。消息传到日本，引发日本民众大骚乱。日本著名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对此评论说：“这种激烈的大众狂热，给军部充了电，也为整个国家的痴心妄想提供了动力。”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欲望愈益膨胀。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蓄意挑起“九一八事变”，借机侵占整个中国东北。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此的注意力，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以日莲宗僧侣在上海被杀等为借口，向上海发动攻击，挑起“上海事变”，中日双方最终于5月5日签署停战协议。

　　然而，日本社会的极端军国主义势力却对日本政府和军队领导人的决策不满意。这些人包括曾任日本驻土耳其公使馆武官桥本欣五郎、陆军参谋本部的一些青年军官，大川周明、北一辉等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信奉者等，还有一支重要力量是由日本茨城县大洗海岸的护国堂堂主、日莲僧井上日召创建的“血盟团”成员。

　　“血盟团”以井上日召为首，麾下包括三个集团的力量：一是霞浦海军飞行学校的学生，如海军青年军官运动领袖藤井齐；二是汇聚于护国堂的农村青年，如小沼正、菱沼五郎；三是以金鸡学院寮的学生为主体的大学生，包括四元义隆等四名东京大学学生和田仓利之等三名京都大学学生。

　　当时正值全球经济萧条，日本的外向型经济大受影响。日本民众将农村凋敝、城市中下层赤贫化等社会矛盾归咎于政党、财阀之间的“狼狈为奸”。普遍的社会怨气使家庭背景为普通平民的青年军官、城市和农村青年出身的大学生走到了一起。1932年2月9日晚，立宪民政党副总裁、内阁大藏相井上准之助被小沼正枪杀；同年3月5日，三井合名会社理事长团琢磨被菱沼五郎枪杀。事后，小沼正和菱沼五郎被捕，“血盟团”首领井上日召被判无期徒刑。

　　井上日召锒铛入狱，藤井齐在“上海事变”中战死，军队和民间的极端分子决定起事，参与的军人和士官生共十一人。1932年5月15日，按照起事计划和分工，井上卓、黑岩勇等袭击了首相官邸，打死了首相犬养毅和一名警卫；古贺清志等向内政大臣牧野伸显官邸投掷了手榴弹；此外，他们还袭击了三菱银行和东京发电所等设施。事发当日，起事者还向社会散发了由井上卓执笔的《告日本国民书》，铿锵有力地指责日本当政者，无所顾忌地倾泻了日本民众对执政者和社会经济状况的不满，并号召日本民众反抗和挑战日本当局。

　　随后，在对政变参与者的审判中，虽然十一名军人和士官生全部认罪，但宣称他们的行为完全是出于“忧国”和“义愤”。他们对日本社会种种弊端的批判言论，引发广大民众的共鸣。审判期间，法庭收到一个放有十一根手指（代表十一名受审者）的包裹以示对被告的支持。以此社会反应为背景，十一名凶手无人被判死刑，首犯古贺清志、井上卓被判十五年监禁，重犯黑岩勇被判十三年监禁、中村义雄被判十年监禁，其他罪犯的刑期依次减轻。

　　“二二六事件”

　　“二二六事件”是日本二十世纪最大的军人政变事件，其发生的根源是日本陆军内部分裂成“皇道派”和“统制派”并相互争斗。在对外政策方面，“皇道派”主张集中力量对苏备战，“统制派”则视英美为主要假想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双方围绕陆军控制权的斗争日趋白热化。

　　1934年1月，“皇道派”陆相荒木贞夫称病辞职，林铣十郎出任陆相。同年3月，被认为是“统制派”的永田铁男成为陆军军务局长，“统制派”势力得以加强。1935年8月12日，“皇道派”狂热分子、陆军中佐相泽三郎公开在陆军省办公室里斩杀了“统制派”中枢人物永田铁男。为此，林铣十郎陆相于9月15日引咎辞职，被委以调和两派矛盾重任的川岛义则大将接任陆相。但此时两派矛盾已经势同水火，根本无法调和。

　　出于担心“皇道派”军官继续滋生事端的考虑，在“统制派”的推动下，日军参谋本部决定将由“皇道派”左右、一直驻扎在东京的陆军第一师团调往中国东北。调令风声传出，引发第一师团内大批支持“皇道派”的青年基层军官的不满和忧虑，他们认为这是“统制派”军阀们调虎离山的“奸计”。

　　1936年1月，在矶部浅一、村中孝次的召集下，以第一师团为主的“皇道派”青年军官开会讨论对策。经过周密的调查和准备，这批青年军官决定冒险发动政变，通过刺杀天皇身边的一批所谓“国贼”来“清君侧”。

　　参加政变的“皇道派”军官全部都是基层尉级军官，年龄最大者不过三十四岁，最小者刚满二十三岁。其中，第三联队第六中队长安藤辉三指挥的兵力最多，成为政变部队的主力。2月25日深夜十点左右，第一师团第一联队的栗原安秀中尉下令打开弹药库，率众运走大批弹药与武器，共计步枪子弹二十三万发、重机枪九挺及子弹四千发、轻机枪六挺、手枪子弹三千发。

　　2月26日凌晨两点三十分，一千四百八十三名政变士兵在“皇道派”青年军官的指挥下，顶风冒雪走进东京的黑夜之中。根据计划，政变部队兵分六路，在凌晨五点至六点间，先后袭击了首相官邸，重臣高桥是清、铃木贯太郎、斋藤实、后藤文夫、渡边锭太郎以及牧野伸显的住处。由于事发突然，负责各处保安的警卫完全没有防备，除首相官邸外，其他各处的警卫都是束手就擒。在这批遭刺杀的权贵重臣之中，前总理大臣斋藤实、大藏相高桥是清、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等都是当场死亡。

　　凌晨五点十分，政变部队在栗原安秀中尉的指挥下包围了首相官邸，在冲入官邸时，与值班警卫发生了交火，四名警卫被击毙。首相冈田启介被枪声惊醒，躲入女佣房间的壁橱而保住了性命。

　　政变部队还占领了陆军大臣官邸、陆军省、参谋本部、警视厅。曾有政变部队试图占领皇宫，但未成功。至26日上午，政变部队占领了樱田门、虎之门、赤坂见附、三宅坂一带的地区并开始构筑工事。同时，政变军官前往东京各主要报社，递交了政变军官的檄文《蹶起趣意书》，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刊载报道。报社如不刊登，政变部队将对其实施“天诛”（即刺杀）。

　　2月26日十一点前后，陆军大臣川岛义则向天皇报告了政变发生的情况，天皇裕仁表示：“此次之事，不论其精神如何，甚非朕所望，朕意以为伤害了国体精华。”天皇裕仁下令迅速平定叛乱。

　　2月27日下午三点，东京市内开始戒严，以第十四师团为主力的镇压部队约四千人包围了政变部队。28日晚，从周边调来的平叛部队已达两万余人。29日凌晨五点，戒严司令部通过无线广播宣读了《告士兵书》，并派飞机向政变部队散发了三万多张传单，要求参与政变士兵“立即归队”。八点，在坦克的引导下，荷枪实弹的镇压部队开始缩小包围圈。眼见大势已去，坂井中尉、清原少尉等军官集合士兵撤退，其他政变部队开始相继投降。中午时分，在镇压部队的监视下，高唱着《昭和维新之歌》的政变部队陆续撤回营区。

　　至此，历时四天的“二二六事件”宣告结束。在接下来对政变主谋的审判中，多达一百二十四人被起诉，所有军官及其他主谋全部被控犯有叛乱罪。被视为政变军官精神领袖的日本法西斯主义者北一辉及其弟子西田税亦遭追究。最终，有多达十九人被判死刑，包括十五名政变军官、北一辉及西田稅等。

　　“下克上”现象的文化源流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二战结束前受命研究日本和日本人，为美军对日本的占领提供决策咨询。这一研究的成果是文化人类学经典著作《菊花与刀》，它深刻揭示日本民族性格的两面性，其中包括：温柔顺从又勇于反抗、忠心耿耿又无情无义。那么，在忠于、顺从上级和血腥的“下克上”的矛盾两极之间，如何实现思想意识的转换呢？

　　一是对天皇的忠诚可以转换为“清君侧”。在日本，神道教被尊为国教。神道教的核心是承认天皇具有神格，是神在凡世的化身。二战战败后，按照美国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指令，天皇发表否定自己神格、承认自己是和其他人一样具有人格的凡人的声明。即使这样，很多日本人仍然认为天皇是神。

　　神道教要求臣民对天皇绝对忠诚。但是，天皇可能被蒙蔽和损害。日本六百七十六年的武家幕府统治时期，天皇的权力被幕府将军架空。在近代明治维新中，日本维新志士推翻幕府的口号就是“尊王讨幕”。幕府统治时期是幕府将军使天皇蒙尘，明治维新之后可能蒙蔽天皇的是朝廷的奸佞。为了恢复天皇的权威，需要清除蒙蔽天皇的朝廷奸佞。参加“二二六事件”的政变军人的口号，就是“尊王讨奸”，其在宣言书《蹶起趣意书》中表示：“日本国体乃在于天皇之施治……我等之责任乃清除君侧之奸臣……此系天皇陛下臣民之义务。”

　　追索“下克上”式“清君侧”的源流，隐约与日本天皇制本身有关。天皇是原大和地区的豪族崛起而成“盟主”“大王”。天皇在奈良地区建立部落式国家之后，继而扩大版图，欲将虾夷（今北海道）吞并。天皇于是向地方豪族发出号召，提出将授予征服虾夷的地方势力首领“征夷大将军”称号。弓马娴熟的地方豪族很快成为天皇扩张势力的工具。令天皇始料未及的是，这种群雄征伐的竞逐，本质上包含“下克上”的基因，最终导致天皇大权旁落，征夷大将军建立了实际统治国家的幕府政权。

　　二是武士对主君的忠诚不是绝对的。天皇与朝廷——将军与幕府——大名与藩国三级统治模式的建立，在日本全国形成一个人数达到两百万的寄生的武士阶层。他们是将军的幕府、藩国领主和各种机构中的武士。武士以武艺为特长，以管理朝廷、幕府、藩国事务或者以军事为职业。武士不干体力活，靠农民的赋税维持生活。

　　在长期的封建幕府时代，武士与他的领主或者主人之间的关系，发展成规范武士言行的武士道。戴季陶在《日本论》中，认为“‘武士道其实是一种‘奴道，武士道的观念就是封建制度下的食禄报恩主义”。但日本思想家、教育家新渡户稻造眼里的武士道却无比高尚：“武士道是一种武士被要求或被指导必须遵循的道德律令，使道德的空气散发芬芳。”

　　在日本，臣民对天皇的忠诚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而武士对领主或者主君的忠诚则不是绝对的。本尼迪克特在《菊花与刀》中揭示：“如果家臣受到主君的侮辱，家臣可以背叛主君。”由此可见，对天皇的忠诚大大高于对主君的忠诚；那么，当二者发生矛盾，或者当家臣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矛盾的时候，对天皇的忠诚自然可以压倒对主君的忠诚。因为忠于天皇而实行“下克上”，并不存在道义上的障碍。

　　三是对直接上级的忠诚可以被利用来实行对更上一级的反叛。“五一五事件”和“二二六事件”，都是低级军官或者武士对内阁（相当于朝廷）首相以及高官的刺杀和反叛。“二二六事件”中的领导者，都是基层尉级军官，最高军衔仅是中尉。由如此低级的军官发动影响巨大的政变，可能只有在日本才能发生。

　　“二二六事件”中，第一师团第三联队第六中队长安藤辉三在带领政变部队出发时，告诉部下是去参拜靖国神社。当政变士兵发现到达的是天皇侍从长铃木贯太郎的宅邸时，二等兵水谷回忆说：“我愕然了。原来并不是参拜靖国神社。但事到如此已经欲罢不能。这时才想起中队长（即安藤辉三）关于指责统治阶级私欲私利并说要维护国体的训话，开始意识到事态的严重。”

　　参与政变的士兵对直接上级，即基层尉级指挥官的忠诚，使士兵坚定地信赖他们的直接上级。他们的这种信赖，被他们的直接上级利用来对政府高层实行反叛。参与政变的士兵，在事前没有对其指令质疑，在发现其真实意图之后也没有反对；在整个政变过程中，面对赤裸裸的真相，以及平叛部队的包围和喊话，也没有背叛自己的直接上级。这既体现出日本士兵对直接上级的绝对服从，又反映出日本士兵所具有的传统武士道的奴性。忠诚是奴性的忠诚，反叛也是奴性的反叛。

　　“下克上”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推手

　　吴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