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斋内外琐言

　　清代作家屠绅（1744—1801）有一部《六合内外琐言》，“六合”可指宇宙，如此则万事万物皆在其内，无所谓外。不过他是作志怪小说，随便说说，亦无不可。我的生活基本上在书斋之内，当然也有出去的时候，偶有所读所见所思所感，往往写一点下来。

　　肃静回避

　　旧时代县官老爷出行总是坐轿子代步，前面还有四个开道的，第一排二人，各扛一块牌子，分别大书“肃静”、“回避”；第二排二人，手执水火棍——这意思分明是说，如果有人不守规矩，那就要挨棍子了。

　　这个办法后来当然是不用了，但前面有些开道的车（例如摩托车）和人，曾经比较常见的，不过近些年也都看不见了。现在比较厉害的是上面来的检查团，查公共卫生，查城市文明，查交通安全，意思都是很好的。凡是碰到这样的时候，平时在街头上修鞋、修车、缝缝补补以至沿街乞讨的，就统统不见了。

　　检查团一走，照来不误。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弱者兵法历来如此。

　　其实只要不影响交通，不造成脏乱差，有点修鞋、修车的小摊子，可以让市民的生活比较方便，从业者也得以谋生，允许存在是有道理的。即使上面有人来检查，我以为也还可以照常经营——但是地段上的城管总是很不放心，远不如“肃静”、“回避”的好。

　　我认识一个修鞋师傅，他对时不时地要收摊子回避一事并无意见，说平时很辛苦，正可以趁此休息两天，只要城管事先打好招呼就行。有一次新到任的小伙子事先没有讲，弄得自己很狼狈。“这城管肯定是个新手，也太不专业了！”

　　修改旧稿的难处

　　近来我的主要工作是收拾旧稿，分为若干束，其中有几束大加整理，编成书稿准备出版；剩余的也略加编辑，打包挂起——总之，要在八十岁以前精力尚可之时做好收摊子的事情，以免沦为一盘散沙或乌合之众。

　　编辑之际，顺手做了若干修改，主要是改正错别字和不妥的句子、标点，删掉一些重复累赘的地方。这些都比较好办，现在时间比较宽裕，在电脑上打字也比过去初学时水平要高许多。但涉及内容和写法的地方，虽然也有许多不满意之处，但要改得好却很难——除非“大动干戈”，甚至彻底推倒重来，而即使如此，可能还是不容易改好。

　　修改旧作，技术性的操作无须伤筋动骨，是可行的，也不难，而涉及思想和笔法的改动却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这正如我们对付旧时的照片，重印的技术水平可以有提高，而当年的风貌是无从改变的了。

　　务必做好当下的自己！

　　改文章要在写作的当时或稍后进行。杜甫诗有句云“新诗改罢自长吟”（《解闷十二首》其七），长吟以后还有什么要改的，就立刻再改一改。趁热打铁，一气呵成，这样效果才会好。多少年后再来打铁，晚矣。晚唐诗人郑谷有两句诗道：“衰迟自喜添诗学，更把前题改数联。”（《中年》）这个办法不算好。郑谷诗的水平比杜甫差太远，改诗失之太晚，应当也是原因之一吧。

　　“苦海”

　　近若干年来，因为普遍实行量化管理的关系，人文社科方面的论著数量极大，虽同一专业的工作者也来不及细看，而其中垃圾相当多，更让人没有勇气去拜读。

　　撰写这些垃圾论著的人们其实自己心里也很苦，他们努力制造这些东西原是不得已而为之，否则就不合格；而一旦过关了，这些东西也就没有用处，可以抛弃了。古人之所谓“敲门砖”正是形容这一类文本的妙喻。

　　这样的砖头最后怎样处理，是不大好办的事情。唐朝人曾有一怪法，就是专门为之安排一只箱子，但并不称为垃圾箱，而名之曰“苦海”。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二载晚唐郑光业的轶事道：

　　光业弟兄共有一巨皮箱，凡同人投献，辞有可嗤者，即投其中，号曰“苦海”。昆季或从容用咨谐戏，即命二仆舁“苦海”于前，人阅一编，靡不极欢而罢。

　　唐代的考生在应试前往往会将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写成卷轴，呈送给有权势有影响的大人物，希望得到赏识，有助于及第；这一类卷轴数量巨大，其中固然有某些佳作，而垃圾自然也不少。接受者未必有时间和兴趣认真来读，有时就束之高阁或干脆扔掉了。光业兄弟专门安排一只巨大的皮箱来收容这些垃圾，是比较罕见的举措。

　　这一则故事被归入“轻佻”一类。“苦海”中的大作大可不必重讀，如果读了，也只能充满怜悯和哀伤。以别人的“苦海”为取乐之资，有伤厚道，确实失之于轻佻。

　　据说现在有些高校和科研单位业已取消量化管理，采用代表作一类的新办法，以鼓励沉潜深入的研究了。虽然只是一点听来的新闻，却令人深感光明已经开始。

　　赞曰：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亡羊补牢，犹未为晚。阿弥陀佛！

　　“礼”与“神”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一时不容易弄清楚，最好要有若干句简明中肯的话作为纲领，放在头脑里垫底。只要抓住其中一个“纲”，就可以拎起一长串有关的道理和知识来——此即所谓“纲举目张”。

　　鲁迅先生有一句话就是这样的“纲”：“在中国，君临的是‘礼，不是神。”（《且介亭杂文二集·陀思妥夫斯基的事》）

　　所谓“礼”就是以一套思想、规矩、仪式为代表的秩序和原则，必须人人执行，如此则社会稳定，尊卑上下各守其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大家都遵守规矩，非礼不视、不言、不动、不想，全都是君子——这样天下就太平，民生也就有保障了。

　　孔夫子教他的学生六门功课：礼、乐、射、御、书、数，“礼”放在首位，其他具体知识皆在其次。

　　做人的原则是“克己复礼”，克制自己的私欲，按“礼”来指导自己的言行。把“礼”灌输到人们头脑里去，就是“礼教”。大家按“礼教”来说话做事，来安身立命，这样的时代就是盛世，落实得不好的是衰世，更糟的则是乱世。

　　乱世也不怕，因为这时总会有圣贤大人物出来“拨乱反正”，总能由“乱”复归于“正”，这就叫天下一乱一治，前后反差比较大的则称为由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这时的领导人就是圣君贤相，如此等等。治国平天下，靠的都是“礼”。

　　顾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