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区摄影的挖掘与研究

　　《革命的凝视：政治• 宣传• 摄影维度下的〈晋察冀画报〉研究》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形成的一本著作，这次能入选第五届 “中国摄影图书榜”，既是我个人的莫大荣幸，也意味着中国解放区摄影史研究正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

　　这本书的形成要从我的博士论文谈起。博士二年级时，我们进入论文选题阶段。对我而言，从所修专业（传播学）和学术兴趣出发，这个题目既要与传播相关，也要与摄影关连。因此，最初我选择的是一个战争影像传播的题目。然而导师认为这个题目容易流于大而无当，失之空泛。导师认为一个好的题目应该是 “中国的”“一手的”和“个案的”，也就是说应该从具体个案入手，通过一手资料研究中国问题。从这一理念出发，结合我平时的阅读和积累，我决定从中国革命战争年代的摄影传播寻找选题，做专人、专刊等个案研究。

　　研究方向确定之后，我开始着手搜集相关一手资料。此前已经看过解放区摄影家沙飞的一些资料，我于是设法跟沙飞之女王雁女士取得联系，并得到她热情的回应。其时她已经跟中国摄影史专家顾棣、司苏实等合作，做了大量的资料搜集整理工作，出版了《沙飞摄影全集》《中国红色摄影史录》《铁色见证— 我的父亲沙飞》等史料性著作。我南下深圳拜访王雁女士，北上太原、北京、河北等地走访顾棣、司苏实等学者，以及杨振亚、赵银德、顾瑞兰等解放区摄影家，并做了相应的访谈，获得大量一手信息和资料。特别是晋察冀画报社的相关出版物，从《晋察冀画报》到《晋察冀画刊》，以及名目繁多的丛刊、半月刊、月刊、季刊、号外、时事专刊等，基本搜罗完备。在此过程中，我的目光逐步聚焦到以《晋察冀画报》为中心的一系列根据地出版物，并最终确定以《晋察冀画报》为研究对象，逐步提炼出一系列问题，作为论文回应和解决的对象。

　　这一系列问题包括但不限于：战争年代的媒介技术如何影响图像生产？“摄影武器论” 在何种背景下提出并在战争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在战争语境下，哪些因素对图像的生产和传播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从《晋察冀画报》到《晋察冀画刊》，根据地的画报出版实践出现了何种根本性的变化？战争时代建立的“红色摄影”模式对建国后的摄影生态产生了哪些积极和消极的影响？……

　　对以上问题的回应构成了这篇论文的主要论点，部分观点可以算是本论文的创见。比如，论文认为从抗战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从《晋察冀画报》到《晋察冀画刊》的演进过程中，摄影的功能发生了一个从建构政治形象到展开战争动员的转向，在此过程中，摄影风格渐逐模式化，并最终奠定了所谓红色摄影模式。这一观点对部分研究者忽视画报自身演进逻辑、不加辨析地笼统论述进行了纠正。论文第一次提出《晋察冀画报》是从“战争、民主、日常生活”三个维度对解放区进行的一次“图像建构”，通过这种建构，解放区的政治形象得到确立和巩固。而论文中有关画报作为“战争动员”的手段的观点，在之后几位学者的论文中得到更加细致的阐发和引申，这也证明了论点的合理性。

　　当然，这篇论文也存在诸多有待提升和完善的地方。比如它未能充分引入比较的视角，如果将根据地的摄影宣传和国统区、日占区的相比较，有助于凸显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特点，至少在证据上会更加可靠。此外，本文的“理论性”似乎不足，作为长期从事摄影实践教学的教师，也许我的思维更偏感性一些。

　　虽然顺利完成答辩，但解放区摄影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其研究工作仍有待开拓。其后几年，我以此为方向，先后成功申报扬州大学人文社科基金、江苏省哲社基金、国家社科基金，这些基金为我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2016 年，我还在扬州大学的资助和王雁女士的推荐下，以《晋察冀画报》的研究课题获得美国哈佛大学的访学机会，并有幸得到哈佛大学建筑与艺术史系汪悦进教授的指点。在此过程中，我吸收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对博士论文中的一些观点进行修订、完善。

　　不得不提的是，这篇论文的出版差点胎死腹中。当我决定修改出版博士论文时，曾接触几家出版社，但都遭到婉拒，因为论文涉及党史、革命史内容，可能会面临严格而漫长的审查。后来有幸遇到同济大学出版社的陈立群老师，他是《民间影像》等一系列重要影像出版物的编辑，也是一位对图像史颇有研究的专家。他的专业素养为我解决了至关重要的出版难题。没有陈立群老师的慨然出手，拙著还不知何时才能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