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川的未来在这里
- 来源:小康
- 关键字:北川,未来
- 发布时间:2011-02-16 16:34
很多老师开始恢复了上课，可一旦下课，他们立即就像是木偶一般，不说话，什么都不做。中科院心理所救援团队对整个帐篷学校进行了心理评估，结果是46%的老师有创伤后反应。要让学校重新找回活力，就必须让那些老师和学生们开始新的心灵之旅
文｜《小康》记者 孙晓青 北川报道
北川新县城最早的入住者就是学校的师生们。
2010年8月28日，新北川中学高中部、北川职业中学、永昌小学的师生们正式开始了新生活。花园般的校园、崭新的教学楼、现代化的教学设施，这一切都让在两年多的帐篷、板房里学习、生活的师生们找到了安定的归属。
从救灾到重建，再到现在如何发展新北川教育，作为北川所有教师的大家长，北川教师进修学校校长徐正富感慨良多，两年多来在他的印象里似乎总有接不完的电话，解决不完的状况。此时，徐正富带领的工作组正在板房里协调教师们的分房事宜，他笑着说现在是他觉得最轻松的时候，还有时间可以在板房区晒晒太阳。
在他心里，现在最大的事一个是新教育的开展，另外一个就是学校师生们的心理健康工作。“哪个都是重点，哪个也都是急不来的。最难的两年多都挺过来，工作还要继续努力地做下去。”徐正富笑着说。
你们要上去干什么？演节目呢！
听到那首熟悉的手机铃声，徐正富立即感到紧张，浑身不舒服。这是他地震后用了很长时间的铃声，虽然现在早已换了，但每次听到都会这样，他常常和别人笑着说，落了毛病。
用这铃声的那段日子正好是地震后救援、恢复重建的时候，徐正富每次想到那段都要深深吸几口气，用他自己的话说，“每天都在用生命的极限做事。”地震时在救人的过程中他也受了伤，尽管妻子、女儿都在，但在他的大家庭里还是遇难了6个人，徐正富每次都感慨这已经是很幸运的了，因为小家庭健全的在整个北川老县城不到十分之一。
徐正富原本在救灾指挥部，他不想在后方协调发命令，而想在前线真正做些事。后来主动请调到八一帐篷学校做工作。这是当时灾区最大的帐篷学校，震后由三个学校合并的，原有900多名学生，丧生了360多名，80多位老师也丧生20多名。而幸存的学生中父母双方或一方遇难的比例很高，很多老师也都失去了爱人和孩子。
“我现在没法上课，我自己都控制不了情绪，怎么教人呀？”老师们的态度让复课比想象中还要艰难，尤其是那些失去子女的老师，一看到学生就想到自己的孩子，更难以抑制那份悲伤。
徐正富在学校里举行了一场追悼会，以此祭奠那些遇难的人，也希望老师们坚强起来，能够担起教师的责任，对得起活下来的学生。很多老师开始恢复了上课，可一旦下课，他们立即就像是木偶一般，不说话，什么都不做，只是回到寝室里。有一个女老师把遇难孩子的衣物放在枕边，每天下课后就立即跑回去抱着衣物哭。
震后的第一个“六一”儿童节，心连心艺术团特别来到学校为师生们献上一场文艺演出，昔日里在电视上看到的鞠萍、董浩、金龟子等主持人都出现在孩子们面前，带着他们一起游戏、唱歌跳舞。节目很欢乐，台下的学生们也很开心。可是有的老师和家长却忍不住哭了起来，更有人不由自主地想往台上走。
“你们要上去干什么？演节目呢。”徐正富看到后赶忙跑了过来。“我孩子还在，她应该就在台上的。让我上去吧。”看着对方哭着请求，徐正富心里揪着疼，一直以来，大家更多重视的都是孩子们的心理情绪，而相对忽略了这些大人。
因此，当他2008年7月份第一次看到心理所的专家们时，激动地表示一定要救救这些老师。中科院心理所心里援助团队对整个帐篷学校进行了心理评估，结果是46%的老师有创伤后反应，不仅如此，根据对原北川县城区300多名教师的调研结果，其中70%有丧亲经历，症状反应显著高于一般人群，其中24%出现创伤应激障碍症状，25.5％有抑郁倾向。
心理研究所北川援助站副站长傅春胜发现这里的老师要比想象中的还要严重。
“我知道我的状态，就像木偶一样，可是我没办法。”
“你可以休息吗？”
“不能休息，因为在家里更痛苦。在学校里跟老师在一起还算过日子。”
傅春胜只能慢慢地去缓解他们内心的情感，心理所在学校搭建了一个心理健康教育平台，建立师生心理健康档案，将以往在北川缺失的心理健康课纳入到课程体系，并配备心理辅导室和专职的心理咨询师等等。不仅如此，他们还意识到这项工作要长期地坚持下去，不能单靠中科院和志愿者的力量，需要培养北川的心理咨询师，培养北川本地人。于是分别在八一帐篷学校、九洲板房学校、中国科学院青年希望学校等6所重灾区的学校建立了心理咨询室，并针对全北川的校长、老师展开一系列的心理培训和心灵之旅活动。
“无所谓”的孩子怎么办
北川老县城如今已经成为地震博物馆，保持震后的样子，凋敝、废墟、满目疮痍，各个单位门口立着殉难人员名单，有的连一张照片都找不到了，只能空白着留着名字。北川职业中学在路边上，教学楼和学生宿舍原本的一楼已经在地底下，楼体像是被挤扭过，断裂成一块一块。这是教师景绍芳最不想回的地方，当时她和其他老师带着这些幸存学生趟着尸体走出强震区的景象历历在目，每每想起都要难受好几天。
现在新学校就在新县城里，这是全国最大的单体“特殊党费”援建项目，学校全名更为“北川七一职业中学”。这所学校的学生很特殊，都是很多人眼里学习不好的“问题”学生。作为心理教育培养骨干，现在景绍芳除了自己的课外，还负责全校的心理工作。
此前在板房里的时候，景绍芳经常组织学生们唱羌歌跳羌舞，用集体活动来转移大家的悲伤情绪，再加上心理专家们的心理辅导，学生们情绪渐渐也都稳定好转起来。搬进新学校后，景绍芳开始了更为系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她的心理健康课总是很受欢迎，她办公室的左侧也专门弄成了一个小型的心理咨询室，粉白色的布置温馨宁静，里面有沙盘，有玩具，一些学生下课后就喜欢来这儿坐坐，和他们口里的景妈妈聊聊。
景绍芳发现，每次和孩子们聊起将来他们都很迷茫，不停地说着“不知道”、“无所谓的”、“能干什么干什么吧”类似的话。更让她着急的是学生心态都很浮躁，一点点小事都会生气，学校里的应急灯、厕所的门好好地就被学生踢坏了，学校修了好几次。打架的事情也很多，景绍芳最近就在处理一次打架事件，说学生学生不听，也不服管，最后找到了家长。
“这个孩子在学校打架，一点都不听话，你们做家长的要负起责任管管。”
“哎呀，他们能活下来就很不容易，对孩子别太严厉了。”
和家长也说不通，景绍芳对此又生气又无奈。但她也知道，这些情绪的化解需要有一个长时间的过程。
而更让景绍芳担心的是老师们。学校里家人遇难的老师有十多个，很多老师都五十多岁，失去了孩子，也没法再生育了。虽然灾难过去两年多，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心结一直打不开。
在平时的接触中，景绍芳从来都是小心翼翼的，在他们面前从不提孩子和家庭，但是有时候聚会、吃饭，说着说着老师们就不由自主地谈到这个话题，一阵沉默后又是很浓的悲伤氛围。一些男老师除了上课的时候是认真忘我的以外，课余时间都比较低落，有的每天喝酒，有的脾气很暴躁，经常会因为一些小事而动气。
如何能够尽快帮助这些老师走出来成为景绍芳的一块心病，最近一次见到傅春胜时，她很为难地请求支援和帮助。
徐正富对此感触也很深，很多学校的校长们都反映，师生们的情绪反复性比较大，有的学生上课就睡觉，还有的一睡觉就呈现一种假死的状态，到处去检查也查不出身体有什么问题。“就是心理原因，地震的冲击对每个人改变都很大。现在我们很多人还觉得记忆力明显下降，看到熟悉的人就是叫不上来名字。本来记得很熟的电话号码现在都背不出，只能依靠电话簿了。”徐正富无奈地说。
“心灵之旅”
2008年10月，心理所北川站邀请北川所有中小学校长们到成都邛崃天台山，搞了一次“心灵之旅”训练营，为期三天。一开始很多校长不愿意去。
“这次活动我们带你们做做心理学知识、放松的训练，其实对了解孩子们目前心理状况、修复他们的心理创伤都有好处。”傅春胜给每一个校长发了邀请。
“嗨，忙不过来！你们忙吧！我们很忙。”
“你们有压力吧？”
“有。”
“晚上是不是睡不着觉？”
“是呀。”
“想改吗？”
“当然想啊。”
“参加这次培训就有办法缓解焦虑。我们有办法的。”
就这样工作站想尽各种办法拉来了北川的20名丧亲中小学校长及北川教师进修校3位正副校长参加了此次活动。在活动中，他们通过团体辅导、培训慢慢让校长们学会自我放松，发泄内心的情绪，缓解他们的压力。并有针对性地对他们灾后的常见问题进行了疏导和相应的应对办法。
震后的第一次校长会也在这里展开。徐正富带着校长们总结了地震发生后大家的工作情况。围坐在篝火周围，校长们终于卸下心房畅所欲言，有些人第一次放声痛哭了一场。让徐正富欣慰的是，通过一次次的心理辅导和心理培训，无论是这些校长还是大部分老师认识到了心理学的作用，并积极地认同和接受心理健康教育。
提到这些校长，徐正富很感慨，他们中的很多人也都失去了家人，但从地震后到现在就一直很坚强地在一线工作，徐正富理解背后的压力和艰辛，他自己都觉得这两年来所经历的事情比他此前的人生全部经历的还要多。
中科院心理所北川站的心理援助团队目前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为北川两万多名学生建立心理数据库，他们将选取所有小学三年级到初三的学生，为他们建立心理档案，持续跟踪他们的心理状态。
尽管工作量非常大，但北川各个学校的校长都给予了支持和帮助。
要让孩子们走出来，先得让老师们走出来。2010年3月28日，北川中小学心理健康骨干教师连续培训第五期学习班完成了所有培训任务，顺利结业。在徐正富看来，这个历时1年零7个月的培训将对北川未来师生们的心理健康教育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还在带毕业班的景绍芳，下学期不打算当班主任了。
她想跟学校申请一个大教室，专门给学生做集体心理辅导和培训。现在她的心理咨询室是学生们最常来的地方，墙上贴着QQ号和电话，随时欢迎和学生们沟通。每天下午都有学生过来摆沙盘、聊天，有时候景绍芳还会组织大家看电影，经常搞一些文体活动，促进心灵的成长。
每次开学校大会，徐正富都要强调，北川的孩子才是北川的未来。
……
文｜《小康》记者 孙晓青 北川报道
北川新县城最早的入住者就是学校的师生们。
2010年8月28日，新北川中学高中部、北川职业中学、永昌小学的师生们正式开始了新生活。花园般的校园、崭新的教学楼、现代化的教学设施，这一切都让在两年多的帐篷、板房里学习、生活的师生们找到了安定的归属。
从救灾到重建，再到现在如何发展新北川教育，作为北川所有教师的大家长，北川教师进修学校校长徐正富感慨良多，两年多来在他的印象里似乎总有接不完的电话，解决不完的状况。此时，徐正富带领的工作组正在板房里协调教师们的分房事宜，他笑着说现在是他觉得最轻松的时候，还有时间可以在板房区晒晒太阳。
在他心里，现在最大的事一个是新教育的开展，另外一个就是学校师生们的心理健康工作。“哪个都是重点，哪个也都是急不来的。最难的两年多都挺过来，工作还要继续努力地做下去。”徐正富笑着说。
你们要上去干什么？演节目呢！
听到那首熟悉的手机铃声，徐正富立即感到紧张，浑身不舒服。这是他地震后用了很长时间的铃声，虽然现在早已换了，但每次听到都会这样，他常常和别人笑着说，落了毛病。
用这铃声的那段日子正好是地震后救援、恢复重建的时候，徐正富每次想到那段都要深深吸几口气，用他自己的话说，“每天都在用生命的极限做事。”地震时在救人的过程中他也受了伤，尽管妻子、女儿都在，但在他的大家庭里还是遇难了6个人，徐正富每次都感慨这已经是很幸运的了，因为小家庭健全的在整个北川老县城不到十分之一。
徐正富原本在救灾指挥部，他不想在后方协调发命令，而想在前线真正做些事。后来主动请调到八一帐篷学校做工作。这是当时灾区最大的帐篷学校，震后由三个学校合并的，原有900多名学生，丧生了360多名，80多位老师也丧生20多名。而幸存的学生中父母双方或一方遇难的比例很高，很多老师也都失去了爱人和孩子。
“我现在没法上课，我自己都控制不了情绪，怎么教人呀？”老师们的态度让复课比想象中还要艰难，尤其是那些失去子女的老师，一看到学生就想到自己的孩子，更难以抑制那份悲伤。
徐正富在学校里举行了一场追悼会，以此祭奠那些遇难的人，也希望老师们坚强起来，能够担起教师的责任，对得起活下来的学生。很多老师开始恢复了上课，可一旦下课，他们立即就像是木偶一般，不说话，什么都不做，只是回到寝室里。有一个女老师把遇难孩子的衣物放在枕边，每天下课后就立即跑回去抱着衣物哭。
震后的第一个“六一”儿童节，心连心艺术团特别来到学校为师生们献上一场文艺演出，昔日里在电视上看到的鞠萍、董浩、金龟子等主持人都出现在孩子们面前，带着他们一起游戏、唱歌跳舞。节目很欢乐，台下的学生们也很开心。可是有的老师和家长却忍不住哭了起来，更有人不由自主地想往台上走。
“你们要上去干什么？演节目呢。”徐正富看到后赶忙跑了过来。“我孩子还在，她应该就在台上的。让我上去吧。”看着对方哭着请求，徐正富心里揪着疼，一直以来，大家更多重视的都是孩子们的心理情绪，而相对忽略了这些大人。
因此，当他2008年7月份第一次看到心理所的专家们时，激动地表示一定要救救这些老师。中科院心理所心里援助团队对整个帐篷学校进行了心理评估，结果是46%的老师有创伤后反应，不仅如此，根据对原北川县城区300多名教师的调研结果，其中70%有丧亲经历，症状反应显著高于一般人群，其中24%出现创伤应激障碍症状，25.5％有抑郁倾向。
心理研究所北川援助站副站长傅春胜发现这里的老师要比想象中的还要严重。
“我知道我的状态，就像木偶一样，可是我没办法。”
“你可以休息吗？”
“不能休息，因为在家里更痛苦。在学校里跟老师在一起还算过日子。”
傅春胜只能慢慢地去缓解他们内心的情感，心理所在学校搭建了一个心理健康教育平台，建立师生心理健康档案，将以往在北川缺失的心理健康课纳入到课程体系，并配备心理辅导室和专职的心理咨询师等等。不仅如此，他们还意识到这项工作要长期地坚持下去，不能单靠中科院和志愿者的力量，需要培养北川的心理咨询师，培养北川本地人。于是分别在八一帐篷学校、九洲板房学校、中国科学院青年希望学校等6所重灾区的学校建立了心理咨询室，并针对全北川的校长、老师展开一系列的心理培训和心灵之旅活动。
“无所谓”的孩子怎么办
北川老县城如今已经成为地震博物馆，保持震后的样子，凋敝、废墟、满目疮痍，各个单位门口立着殉难人员名单，有的连一张照片都找不到了，只能空白着留着名字。北川职业中学在路边上，教学楼和学生宿舍原本的一楼已经在地底下，楼体像是被挤扭过，断裂成一块一块。这是教师景绍芳最不想回的地方，当时她和其他老师带着这些幸存学生趟着尸体走出强震区的景象历历在目，每每想起都要难受好几天。
现在新学校就在新县城里，这是全国最大的单体“特殊党费”援建项目，学校全名更为“北川七一职业中学”。这所学校的学生很特殊，都是很多人眼里学习不好的“问题”学生。作为心理教育培养骨干，现在景绍芳除了自己的课外，还负责全校的心理工作。
此前在板房里的时候，景绍芳经常组织学生们唱羌歌跳羌舞，用集体活动来转移大家的悲伤情绪，再加上心理专家们的心理辅导，学生们情绪渐渐也都稳定好转起来。搬进新学校后，景绍芳开始了更为系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她的心理健康课总是很受欢迎，她办公室的左侧也专门弄成了一个小型的心理咨询室，粉白色的布置温馨宁静，里面有沙盘，有玩具，一些学生下课后就喜欢来这儿坐坐，和他们口里的景妈妈聊聊。
景绍芳发现，每次和孩子们聊起将来他们都很迷茫，不停地说着“不知道”、“无所谓的”、“能干什么干什么吧”类似的话。更让她着急的是学生心态都很浮躁，一点点小事都会生气，学校里的应急灯、厕所的门好好地就被学生踢坏了，学校修了好几次。打架的事情也很多，景绍芳最近就在处理一次打架事件，说学生学生不听，也不服管，最后找到了家长。
“这个孩子在学校打架，一点都不听话，你们做家长的要负起责任管管。”
“哎呀，他们能活下来就很不容易，对孩子别太严厉了。”
和家长也说不通，景绍芳对此又生气又无奈。但她也知道，这些情绪的化解需要有一个长时间的过程。
而更让景绍芳担心的是老师们。学校里家人遇难的老师有十多个，很多老师都五十多岁，失去了孩子，也没法再生育了。虽然灾难过去两年多，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心结一直打不开。
在平时的接触中，景绍芳从来都是小心翼翼的，在他们面前从不提孩子和家庭，但是有时候聚会、吃饭，说着说着老师们就不由自主地谈到这个话题，一阵沉默后又是很浓的悲伤氛围。一些男老师除了上课的时候是认真忘我的以外，课余时间都比较低落，有的每天喝酒，有的脾气很暴躁，经常会因为一些小事而动气。
如何能够尽快帮助这些老师走出来成为景绍芳的一块心病，最近一次见到傅春胜时，她很为难地请求支援和帮助。
徐正富对此感触也很深，很多学校的校长们都反映，师生们的情绪反复性比较大，有的学生上课就睡觉，还有的一睡觉就呈现一种假死的状态，到处去检查也查不出身体有什么问题。“就是心理原因，地震的冲击对每个人改变都很大。现在我们很多人还觉得记忆力明显下降，看到熟悉的人就是叫不上来名字。本来记得很熟的电话号码现在都背不出，只能依靠电话簿了。”徐正富无奈地说。
“心灵之旅”
2008年10月，心理所北川站邀请北川所有中小学校长们到成都邛崃天台山，搞了一次“心灵之旅”训练营，为期三天。一开始很多校长不愿意去。
“这次活动我们带你们做做心理学知识、放松的训练，其实对了解孩子们目前心理状况、修复他们的心理创伤都有好处。”傅春胜给每一个校长发了邀请。
“嗨，忙不过来！你们忙吧！我们很忙。”
“你们有压力吧？”
“有。”
“晚上是不是睡不着觉？”
“是呀。”
“想改吗？”
“当然想啊。”
“参加这次培训就有办法缓解焦虑。我们有办法的。”
就这样工作站想尽各种办法拉来了北川的20名丧亲中小学校长及北川教师进修校3位正副校长参加了此次活动。在活动中，他们通过团体辅导、培训慢慢让校长们学会自我放松，发泄内心的情绪，缓解他们的压力。并有针对性地对他们灾后的常见问题进行了疏导和相应的应对办法。
震后的第一次校长会也在这里展开。徐正富带着校长们总结了地震发生后大家的工作情况。围坐在篝火周围，校长们终于卸下心房畅所欲言，有些人第一次放声痛哭了一场。让徐正富欣慰的是，通过一次次的心理辅导和心理培训，无论是这些校长还是大部分老师认识到了心理学的作用，并积极地认同和接受心理健康教育。
提到这些校长，徐正富很感慨，他们中的很多人也都失去了家人，但从地震后到现在就一直很坚强地在一线工作，徐正富理解背后的压力和艰辛，他自己都觉得这两年来所经历的事情比他此前的人生全部经历的还要多。
中科院心理所北川站的心理援助团队目前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为北川两万多名学生建立心理数据库，他们将选取所有小学三年级到初三的学生，为他们建立心理档案，持续跟踪他们的心理状态。
尽管工作量非常大，但北川各个学校的校长都给予了支持和帮助。
要让孩子们走出来，先得让老师们走出来。2010年3月28日，北川中小学心理健康骨干教师连续培训第五期学习班完成了所有培训任务，顺利结业。在徐正富看来，这个历时1年零7个月的培训将对北川未来师生们的心理健康教育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还在带毕业班的景绍芳，下学期不打算当班主任了。
她想跟学校申请一个大教室，专门给学生做集体心理辅导和培训。现在她的心理咨询室是学生们最常来的地方，墙上贴着QQ号和电话，随时欢迎和学生们沟通。每天下午都有学生过来摆沙盘、聊天，有时候景绍芳还会组织大家看电影，经常搞一些文体活动，促进心灵的成长。
每次开学校大会，徐正富都要强调，北川的孩子才是北川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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