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年前的国民党为什么失去自己的党员？

　　1947年9月，国民党将其党员团员一律重新登记为党员，合并后其党员人数超过1000万。但到1948年11月，登记为国民党员者仅132万。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失去了90%的党员，国民党迅速崩溃出人意料，国民党史研究者王奇生发现了其背后隐藏的真相

　　文｜《小康》记者 苏枫

　　国民党政权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党治政权，并采用一党独裁形式统治中国大陆22年。如果以西方议会政党轮流执政的标准衡量，一党连续执政20余年，相当难得。但如依中国传统王朝统治周期而论，执政22年只能算是个短命王朝。

　　貌似强大的国民党党治，为什么这么快就趋于衰朽？2003年，国民党史研究者王奇生出版《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组织形态》，从组织形态角度分析了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书出来后，政界、学界的反响大大出乎王奇生的预料——有人批评王奇生是“成王败寇”的代表，也有人攻击他在为国民党唱赞歌；台湾的历史学界则认为这本书是“大陆学界意识形态色彩最淡的国民党史”。几个省市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竟然把这本书列为党员教育读本。

　　2010年，王奇生先后去过两次台湾，在史料方面，补充了台北“国史馆”、党史馆和“中研院”近代史所的藏档以及近年刚刚开放的蒋介石日记，对国民党崩溃原因作了更深入的探讨，新版书被《亚洲周刊》评为2010年度华文十大好书之一。

　　国民党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

　　执政能力“甚弱”

　　《小康》：“弱势”与“独裁”这两个词表面看起来的含义是相悖的，《党员、党权与党争》全书的核心观点是“1924～1949年的中国国民党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请您具体阐释“弱势独裁”这个概念。

　　王奇生：国民党在大陆时期的执政理念是“党外无党”，“一党治国”。但其独裁之心有余，独裁之力不足，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其“执政能力”甚弱。名义上，国民党在大陆执政22年（1927～1949），实际上，它自始至终没有真正在全国范围内行使其统治权力。在人们的观念中，“独裁”常与“强权”相联系。实际上，独裁政党也有强弱之分。国民党是一个老党，一个大党，却从来不是一个具有严密组织和高度内聚力的政党。国民党虽然具有强烈的一党独裁意识，但其“党力”相对于中国的国家规模而言，并不强大。所以我称之为“弱势独裁政党”。

　　《小康》：请问有什么史实能够证明国民党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

　　王奇生：1927～1937年所谓的“黄金十年”，国民党政府能稳稳掌握的，只有江、浙两省，另外在安徽、江西、福建、湖南、湖北数省，国民党还有相当程度的控制力，其他各省要么是地方实力派盘据，要么沦为日本殖民地（1931年以后的东北）和半殖民地（1935以后的华北），还有一部分是中共的革命根据地。直至抗战前夕，国民党政府仅控制了25%的国土和66%的人口。抗战爆发后，大半个中国相继沦陷，国民党政府内迁重庆，统治地区也局促于西南数省。抗战结束后不久，国共内战就开始了，国民党旋即撤出大陆。所以，在国民党“统治”中国的22年中，真正的版图从未遍及全国。这是就统治的“广度”而言。

　　再从统治的“深度”来看，抗战以前，国民党政权的垂直控制末端基本上停留在县衙门，一切政令下达到县政府以后，再无法向下推进。1934年在全国推行保甲制度，形式上十分严密，实际上并未做到。比如清查户口是保甲的一项基本职能，但直至1949年，国民党中央始终不知全国的人口确数，省县地方政府也不知本省本县的人口数字。除了人口，全国的土地面积也是一笔糊涂账。国民党政府曾考虑过丈量土地，但限于人力财力不够而未能进行。中央政府也无力征收土地税，只好将土地税让给地方政府去征收。地方政府征收田赋的依据，还是明清两代传下来的早已残缺不全的“鱼鳞图册”。

　　国民党自身的组织能力也有限。1937年抗战前夕，国民党的普通党员共计52万人。再看中共，1949年10月，中共党员449万，到1958年增至1245万。国民党无力深入基层，战前十年基本上是“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乡村无党”。在社会整合方面，国民党的组织未能深入到社会底层和辐射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三四十年代的大量资料显示，国民党在广大农村基层社会的影响甚至不如乡村教会组织和秘密社会团体。以四川为例，该省哥老会的势力和影响远远超过了国民党。蒋介石依赖特务实行控制，与其说是其铁腕权力的表现，不如说是他在党机器软弱无能，无法控制政治和社会局面之下的无奈之举。

　　国民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

　　转变的失误

　　《小康》：一个政党在成长过程中必定要过的关卡是什么？国民党是怎么度过这些关卡的？

　　王奇生：一个革命政党在成长历程中要经历两大难关：一是创党的魅力领袖去世后，最高权力的继替问题；二是革命成功后，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调适问题。前者可能导致党的裂变，后者可能导致党的蜕变。

　　对一个革命政党而言，第一代魅力领袖逝世后的权力继替，往往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难关。创业的第一代领袖往往能力超凡，长期在其阴影下成长起来的第二代很难脱颖而出。第一代领袖一旦逝世，继起者在能力与威望上均遥不可及，党内一时难以产生一个足以慑服各方或维系和笼络各派的强势人物。在无人足以服众的情况下，党内接班人之争亦应运而生。

　　《小康》：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过程中，国民党犯了哪些错误？

　　王奇生：一个政党成长面临的第二大难关，是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调适问题。国民党的这一转型，首先是从“清党”开始的。长期以来，我们只知“清党”使共产党遭受了沉重打击，很少注意到“清党”对国民党自身也是一场灾难和浩劫。国共合作之际，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党团组织活动是秘密进行的。“清党”令下，除少数目标明确外，最大的难点，竟是难以分辨谁是真正的“共党”。一场声势凶猛的清党运动不可避免地走向扩大化。除了真正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外，一些平日思想比较激进的国民党员和平民群众势必受到牵连。据中共方面统计，1927年4月至1928年上半年，在“清党”名义下被杀害的有31万多人，其中中共产党员2．6万余人。如果这一数字可靠的话，那么被杀的人90%不是中共党员。

　　清党运动还是一场国民党党内人才逆淘汰运动。不少真正有信仰有理想有革命热情的党员受清洗，被淘汰，有的因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而被当作共产党杀害。这等于提醒那些尚留在国民党内的成员，不要再以激进的方法来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另一方面，那些藉党为私的投机腐化分子和土豪劣绅群相继涌入或原封不动地留在党内。为了与共产党彻底划清界线，国民党中央采取“共取我弃”的方针，即凡是共产党所遵循的路线方针政策，均一概弃之，或反其道而行之，将孙中山时代带有社会改革和激进色彩的方针政策一股脑儿当做共产党“毒素”废弃掉。如共产党走“群众路线”，国民党则“不要民众”，将中央农民部、工人部、商人部、青年部、妇女部一律撤销，并禁止和防范民众运动。

　　没有哪一个阶层认为国民党代表了自己

　　《小康》：国民党执政后，一再声称自己代表“全民”利益，但最后为什么大部分阶层都不愿意“被”国民党代表？

　　王奇生：任何政党都必须代表某一阶级的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孙中山当时没有这样的问题意识，他生前并没有明确说国民党代表什么阶级的利益。

　　最早讨论国民党阶级基础问题的，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自我定位为一个阶级的党，即无产阶级政党，而将国民党定位为多阶级的党，是农工商学几个被压迫阶级联合的党。1927年国共分家后，国民党内部就阶级基础问题曾展开过一场争论。党内左派认为，国民党应该代表农民、工人和小资产阶级。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党内主流派则认为国民党是代表“全民”的。如蒋介石声称：“本党所代表的民众，是一切被压迫的民众，决没有阶级之分，……一切被帝国主义者所剥削，被封建势力所蹂躏的民众，都是本党应该代表的民众。”

　　问题是，当时的中国社会内部确实存在着阶级和阶级矛盾。农民与地主，工人与资本家，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客观的存在。国民党既反对阶级斗争，那就意味着它只能维持旧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不予变更，并使自己去适应和迎合旧的社会秩序中既得利益阶级的诉求。稍带改革色彩的举措，均有可能被既得利益阶级指控为有煽动阶级斗争之嫌。

　　在农村，国民党不敢触动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连温和的减租也不敢执行。国民党的这种做法，固然失去了广大农民的拥护，也未能赢得地主阶级的欢心。在城市，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在工资、工时、劳动条件、工作效率等方面均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因此，国民党在处理劳资关系时，其基本原则是既要防止工人铤而走险，也要抑制资本家过度跋扈，力图以一种超然的姿态凌驾于劳资双方之上。但国民党企图兼顾劳资双方利益，其结果却常常两不讨好。从工人一方视之，国民党的劳资政策与北伐时期相比，明显是一种倒退；而在资本家一方看来，与北洋时期完全放任的劳资政策相比，国民党的劳资政策在很多方面使资本家感受到限制、约束和压力，因而也对国民党的劳资政策心怀不满。

　　国民党漠视当时实际存在的阶级对立和冲突，声称代表“全民”利益，而这样一种“全民”利益实际上并不存在。国民党企图把本身的基础建立在彼此利益相互冲突的各阶级联盟之上，其结果，“全民”中没有哪一个阶级认为国民党代表了自己阶级的利益，也确实没有哪一个阶级能影响国民党政府的决策。国民党最终没有一个真正属于它的社会阶级基础。

　　《小康》：国民党政权作为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党治政权，一党独裁执政20多年，您认为造成国民党执政“失败的种子”都有哪些？

　　王奇生：常言道：失民心者失天下，从历史长程观之，这一说法基本成立。但在中外历史上，也有一些失民心的专制政权，依恃其强势控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仍能维持一个刚性稳定。一个政权的衰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往往是众多因素(包括诸多偶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动，都可能改变历史的走向和轨迹。1949年共胜国败，更是纷繁复杂而难以寻求简单答案，既有国共两党各自的内部因素，也有国际大背景和国内大环境的制约；有历史的结构性因素，也有各种机缘巧合。假如孙中山不是1925年过早地死去，假如没有中共的竞争，假如中共的领袖不是毛泽东……，国民党政权的命运都可能不同。就国民党自身而言，除上面所讲的之外，另如党魁的个人因素，还有派系纷争的内耗等，均有不同程度的制约。

　　蒋介石与毛泽东的个性特质就很不同，毛抓大放小，举重若轻，有高瞻远举之气慨。看蒋的日记，蒋天天大小事务缠身，事无巨细都操劳，少能思虑长远的战略计划，加之40年代的延安还能发挥集体智慧，蒋则自称“以一人治天下”、“以一人敌一党”，常叹手下无人。国民党之“政党认同”并不稳固，其党员所认同的，大多是政党之下或之外的次级共同体，这些小共同体因认同小圈圈而互斗，驯至党内四分五裂。反观中共，则几乎未见因地域、“山头”认同而导致的分裂危机。即使个别领袖因政争分裂而出走时，只能独自“净身出户”，一枪一人都带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