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没机会,或者说了不少机智言语,而没什么反响,心中难受,只好写下来,收在文集里,中古以后,格言体的文章,往往如此
刀尔登:六十年代生人,北大中文系出身,做过行政、研究、编辑等工作。
倒退十年,要我在《世说新语》和《颜氏家训》里选一种,推荐入“不读书目”,我怎么也不会选中《世说新语》。
《颜氏家训》代表着健全的常识,可常识,那是人人都有的,且人人都自以为多得向外溢,摆上小摊,一毛钱一堆,也没人买哩;而《世说新语》,才是趣味和才智的荟萃,一批奇妙的人,过着奇妙的生活,每天说奇妙的话,要摆脱平庸的日常生活,还有更好的教材吗?一个人要是不看看《世说新语》,恐怕自己做了雅人,自己还不知道呢。
曾有个人,某天忽然想出一句俏皮话,跌足叹道,可惜今无《世说》,致令佳句不传。其实各代都有自己的故事,读读旧书,便知差不多每位传主,都有一两条出奇的言行。
不过不要轻易相信古时候的奇人奇事果那么多,因为多少年来,士子一直在偷偷模仿魏晋人士的风度,连老成的人,也要找适当的时机,做一两件风颠的事,好给自己的人生,添上色彩,令后代的读者,以为他有丰富的内心,不然怎么会偶尔露峥嵘呢。
还有的人,平日积攒机锋,专等用在特别的场合,好令人人传诵,有的人没机会,或者说了不少机智言语,而没什么反响,心中难受,只好写下来,收在文集里,中古以后,格言体的文章,往往如此。
于是,我们都知道竹林七贤,慢慢地不大记得正始玄学了,我们记得雪夜访戴,慢慢地忘掉戴逵是大画家,又是位音乐家了。
魏晋是心智史上少有的两个大时代之一,不过谁在乎,知道王衍的人比知道王弼的人多十倍呢。如果连佛学的译者和理论家,也变身为名士,如放鹤的林公,投门的深公,就不要怪一大批著作,藏在图书馆的角落,等候有人从旁边经过,带起一些风,好吹掉一点灰尘呢。
魏晋人的著作传下来的其实不少,但可推荐给普通读者的,竟意外的少。陶渊明的诗,很多人都读过,但选本里的常客,往往是“悠然见南山”之类,他的另一种心声,酒后面的忧思,诗后面的诗,肯听的人就很少。而陶渊明还不算以思考见长,他只是使用着那个时代的思考题,就把我们难住了。
和战国相比,魏晋人的运气差。战国人的话题,一直延续下来,成为古典的第二源。魏晋人的痛苦,最核心的部分,后世的士大夫一听就要掩耳,所以或变形或隐藏,给流放到传统的烟瘴之地。当然,今天的学者,完全能理解魏晋人的著作,读出他们的心事,但时过境迁,激荡人心的时机已经错过,死而复生,却来到一个和自己无涉的时代,只好留在玻璃屋里,供人参观了。
和后代不同,魏晋文章是小圈子文学,作者无意令其流布到阶层之外,所以难读。问一个受过很好教育的人,他对魏晋的了解,怕是和你我一样,先来自《三国演义》呢,再进一步,便是《世说新语》,再进一步,则是《文选》,---不,宋明以来,认真读《文选》的,已不很多了,不过也无妨,因为《文选》和《世说新语》一样,对那个时代,并不能给我们一个全面的印象,反会让我们以为那只是一批文学之士呢。
只从《世说新语》,我们无法知道嵇康临刑,为何如此泰然,无法明白他诗中说的“事与愿违”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去关心近两千年前人的心事呢,何不拣好吃的吃,拣好看的看,一部《世说新语》,读起来又愉快又不累人,难道不该是首选?
应该是的,不过若只为消遣,世上有那么多文白如话的好作品,和它们相比,《世说新语》又算是艰涩的了,所以不妨猜想它的读者,是以之为缆车似的捷径,一览整个时代,又不需忍受爬山的劳苦。这给了我们一个读《世说新语》的理由,但同时也给了两个不读的理由,若要了解自己身边的事,还是当代的文章好,若要了解魏晋人,《世说新语》未必是最合适的入门。
然而读书人如同游山客,既厌烦了砥平的大路,又要对荆棘交错的小径皱眉,我们喜欢适当的宽度,适当的坡度,喜欢惊起的小鸟而不喜欢扑出的老虎,喜欢每五分钟有一处景观,每十分钟有一处供水,这样,我们在下山后,说到今天又去哪里哪里,才能拥有既行若无事、又阅历十足,那种令人羡慕的口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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