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建筑保护和利用的思考与探索——以上海市静安区为例

　　文／陈安然上海市静安区文物保护管理中心硕士

　　摘要：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思想观念的进步，科技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文物建筑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加，文物建筑保护体系逐步建立，保护利用模式日趋多样。文章以上海市静安区为例，通过具体案例，分析区域内文物建筑保护的整体情况和开发利用的主要模式，根据现存问题，对比西方理论与实践，总结经验，提出改进方案，为后续文物建筑的保护和利用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文物建筑；保护利用；模式；经验做法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上海时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文物作为城市文化遗产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既是社会发展的历史见证，也是前人创造力与智慧的结晶[1]。当今时代的文物建筑不仅是历史文化的载体，需要精心呵护，更应满足现代生活和使用的需求。让文物建筑“活起来”，是从保护到合理利用的观念转变，也是推动文物建筑空间向社会公众打开，让城市更有温度的有益探索。

　　1总体情况

　　我国对于文物建筑保护的研究与实践大约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文物保护制度的形成[2]。在此后的几十年中，我国的文物保护法律、法规不断更新与完善，专业队伍不断壮大，文物建筑保护事业日趋成熟。自1986年被命名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以来，上海市逐步重视文物建筑保护工作，逐渐形成分类、分级保护制度，建立相应的保护管理机制，采取多元的保护方式，在文物建筑活化利用方面进行了诸多实践。

　　静安区作为上海中心城区，是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等历史文化遗存的重要聚集地，辖区内包含1条中国历史文化名街、3个历史文化风貌区和281处各级不可移动文物，涵盖革命旧（遗）址、名人故居、工业遗产、宗教场所等多种文物资源。近年来，静安区不断推进文物保护工作改革，大力推动文博场馆开发建设，努力将文物保护成果更多地惠及人民。文章将以静安区为例，分析其文物建筑保护现状，对比西方政策与实践，讨论我国文物建筑保护未来的发展方向。

　　2保护利用模式

　　静安区文物建筑资源丰富，主要以近现代建筑为主，保护和利用状况相对较好，辖区内共有四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均已实现向社会开放。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和四行仓库抗战旧址经修缮后设立纪念馆，植入了文化展示、社会宣传、公众教育等功能，受到广泛好评；马勒住宅由衡山集团改作马勒别墅饭店，成为上海市民争相拍照打卡的“网红”场所；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原为嘉道理爵士住宅，现在是少年儿童兴趣培训和课余活动的场地（图1）。

　　除此之外，辖区内还有部分文物建筑通过政府或企业投资，设置了展厅，实现对社会开放，也有部分为居民或企业自用，条件相对封闭。总体而言，静安区文物建筑的保护和利用形式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2.1政府投资型

　　近年来，上海以“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为原则，重点推进“一馆五址”的保护和开发。静安区政府在此基础上，对中共中央特科机关旧址、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旧址、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旧址（江宁路）等革命文物进行了投资修缮，增设纪念馆并向社会开放。以中共中央特科机关旧址为例，自1927年11月中共中央特科成立至1935年9月撤离，这里有力保障了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安全。在之后的几十年中，该址成为居民住宅，静安区政府于2020年完成征收，并于同年11月开始修缮，按原工艺、原样式、原材料对重点保护部位进行了恢复，对建筑重要的历史特色空间与形制进行了复原。2021年7月，修缮后的中共中央特科机关旧址旧貌换新颜（图2），其史料陈列展运用多媒体技术对展陈内容进行整合，集中展现中央特科的奋斗历程和主要勋绩，使参观者能更为直观地感受历史，一经推出便广受好评。

　　此类保护利用模式体现了政府在文物建筑保护和开发中的基础性作用。通过设立公益性展馆，用文物建筑讲历史故事，使得建筑不再是冰冷砖石的堆砌，而是鲜活历史的讲述者和民族精神的传递者，大大拉近了普通民众与文物建筑的距离。通过走进文物建筑，爱国主义教育不再局限于书本中的一句口号，更是可触摸、可聆听、可感知的真实所在。

　　2.2企业运营型

　　这类文物建筑由企业出资管理运营，以经营为目的对外开放，通常会设置展馆，其策展与运营模式多样，有较为深远的社会效应与多样的社群认同感。其中代表性的建筑包括荣宅、新业坊、八佰秀等，企业依托文物建筑，打造文化地标，提升品牌价值，在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提升文化内涵，为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提供新的途径。以荣宅为例，此处为“面粉大王”荣宗敬的故居，2010年，普拉达时装商业（上海）有限公司承租该房屋后随即启动保护性修缮工作，对外立面、室内墙地面和彩色玻璃等重点保护部位进行了修复，并于2017年10月正式开放，将当代艺术与文物建筑有机结合，先后举办艺术家Goshka Macuga策划的“我曾为何物”、著名画家李青个展“后窗”、刘野个展“寓言叙事”等特色展览，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3]。除了设置展馆，部分文物建筑通过修缮改造，引入商业运营，将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相结合，打造时尚地标。陕西北路549号花园住宅就是一处成功的改造案例，这座文物建筑历经时代变迁，灰色外墙攀满了爬山虎，使用功能几经变化，一度作为民航上海管理局老干部活动室使用。2020年，建设单位对其实施保护性修缮，对水刷石外墙、室内拼花马赛克、黄绿色水磨石地面、木质墙裙等部位进行了重点保护和修缮。目前，该建筑由上海芝里商贸有限公司租赁并开设组合店HaoMarket，底层作为展览展示功能（图3），通过定期更换展示装置，将现代艺术引入传统建筑，彰显魅力；二层、三层主营服装及化妆品零售；屋顶花园还增设了咖啡厅。区别于传统商业，这里将艺术与新零售相结合，传递新的时尚消费理念，成为陕西北路历史文化名街入口处的潮流地标，受到年轻人的广泛欢迎。

　　这种以企业为主体的文物建筑开发运营方式是对传统保护利用模式的补充和探索，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和民间资金将文物建筑保护与提升企业文化软实力相结合，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存。随着人们对文物建筑的日益关注，对精神文化需求的不断增加，这类保护开发模式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2.3办公自用型

　　目前，静安区仍有部分文物建筑用于企事业单位内部办公，条件相对封闭，尚未实现对外开放，其中的代表性建筑有中教联谊社旧址。这里曾是抗战时期上海教育界、文化界进步人士的活动地点，后作为居民住宅，并于2021年6月被公布为上海市第二批革命文物，现在为江宁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作办公使用[4]。为满足使用需求，后期对室内进行了装修和重新分隔，并在顶层进行了加建，外立面虽有改动但仍保留当时的建筑特征（图4）。这处红色建筑承载了抗战时期文化宣传的重要作用，为推动革命事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然而时至今日民众对它的认知度却很低。一方面是由于使用单位对文物建筑的价值和文化内涵理解不够深入，另一方面反映了政府和媒体宣传和推广力度的不足。

　　这种模式下的文物建筑保护状况整体较好，业主方通常有较强的保护意识，能够自觉维护建筑风貌与特色装饰，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对文物建筑的具体内涵发掘不深入，公众认知较为薄弱。未来可通过引入专业解读与展示引导，帮助企事业单位挖掘文物建筑文化内涵，加强宣传和推广力度，有条件的可以在公共空间陈列历史照片或文献资料，并设立固定时间向公众预约开放。

　　2.4居民自住型

　　静安区还有部分文物建筑用于居民自住，不适宜开放参观。辖区内的居住类文物建筑主要分为公寓和新式里弄两种类型，其中公寓建筑最早出现于20世纪初[5]，代表性建筑包括：懿德公寓、华业公寓等。这类公寓建筑拥有较高的建筑艺术与历史文化价值，充分反映了当时先进的设计理念和技术设施，直至今日依旧作为居住功能使用。此类建筑因长期使用、人员混杂、保护意识较低、改造和加建情况严重，是后续保护和利用需要关注的重点。

　　新式里弄住宅的典型代表有涌泉坊、静安别墅、张家花园等。以涌泉坊为例，弄内建筑建于1935年，为西班牙式建筑风格，建筑装饰精巧，匠心独运，整体保存状况较好（图5）。因后期房屋居住人数多，对建筑进行了部分改扩建，对建筑风貌造成了一定的破坏，在条件允许下应按历史原貌对建筑进行恢复。近年来，静安区对于里弄住宅的保护和利用主要采取以下几种模式：一是以静安别墅为代表的保留原有建筑和居住功能，通过保护性修缮改善居住环境的模式；二是以张园为代表的保留原有建筑，将居住功能转换为文化、商业功能的模式；三是以慎余里为代表的通过文物建筑复建，还原历史风貌，将使用功能转换为商业运营的模式。以上几种模式都是对居住类文物建筑开发和利用的有益探索，体现出区域内文物建筑保护工作的发展与创新，未来我们需要不断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拓宽思路，因地制宜地寻找合适的保护和开发策略。

　　2.5空置未开发型

　　区域内还存在一批文物建筑因各种原因长期处于空置状态，尚未进行修缮，也不对外开放，其中不乏极具建筑艺术风格和历史价值的建筑。比如坐落于陕西北路上的西摩会堂，这座新古典主义风格的犹太教堂于1920年建成，曾一度是上海犹太人的宗教活动中心，1949年后，犹太侨民陆续归国，教堂不再使用，目前处于空置状态。后续工作中可以通过排摸辖区内文物建筑使用情况，整理出尚未开发的文物建筑名录，调查其长期空置的原因，积极向社会筹措资金，引入企业投资，努力推动其开发利用。

　　总体而言，静安区文物建筑的保护和利用状况相对较好，政府和民众的保护意识不断加强。通过推出“漫步苏河湾”“夜游陕西北路”等主题活动，政府努力将文物建筑向社会公众打开，鼓励市民走进文物建筑，了解历史故事，让文物建筑成为静安文旅的新名片。同时，静安区文物建筑的保护和利用仍存在一些困难与挑战，后续工作中首先要继续发挥政府的基础性作用，做好文博场馆的开发和建设，针对保护难度较大的文物建筑要制定长期规划，考虑未来是否有腾迁和整改修缮的可能。第二，应继续加强宣教，科普文物建筑保护的意义和价值，发动群众力量做好保护工作。第三，要充分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到文物保护中来，将文物建筑的历史艺术价值转化为社会经济价值，推动保护和利用模式的多元化发展。第四，要继续做好文物建筑的调研排摸工作，了解文物建筑的保护现状和使用情况，继续推动文物建筑“一点一测”，建立文物档案，为后续的开发和利用打好基础。

　　3西方文物建筑保护和利用的经验做法

　　西方对于文物建筑保护的案例在古罗马时期就已经出现；文艺复兴时期，教皇在罗马设立了文物建筑总监，体现出当时对文物建筑的重视；19世纪末20世纪初，众多专家、学者参与到文物保护中来，保护工作渐入佳境[6]。随之涌现出许多不同的流派，法国的“风格性修复”、英国的“历史浪漫主义”、意大利的“历史性修复”都对文物建筑保护提出了具体要求。以意大利的文物保护工作为例，他们十分注重建筑的原真性，在保护利用方面着重强调政府立法及机构设立的重要性，通过出台税收减免、优惠贷款和资金补助等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民间资本投入到文物保护当中。意大利在文物保护的宣传和推广方面也进行了许多实践，例如罗马在每月的第一个周日设立博物馆免费参观政策，鼓励民众走进博物馆，了解历史文化，培养保护意识。作为文化遗产大国，意大利的文物建筑保护和利用实践也较为成熟，在建筑改造过程中，设计师将新材料、新工艺与文物建筑相结合，在文物空间中引入展览展示、酒店旅馆、娱乐健身等多种功能，让文物建筑既能保留历史特征，又能满足现代社会的使用需求。通过学习西方文物建筑保护的成功经验可以帮助我们少走弯路，探索适合我国的保护利用方式，推动文物保护事业发展。

　　对比西方文物建筑保护工作，我国仍存在法律体系不完善、理论研究不充分、保护利用方式相对单一等问题。针对以上问题，首先需要我们在现有基础上学习西方理论经验，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保护体系；其次，可以通过制定税收减免等优惠措施，鼓励民间资本投入到文物建筑改造和开发中来；第三，可以利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国际博物馆日等特殊节点，组织开展文物保护宣传活动，提高民众的保护意识；第四，应根据我国国情和实际需求做好文物建筑保护和利用工作，探索新的开发模式。

　　结语

　　近年来，静安区在文物建筑保护和利用方面做出了诸多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果，也暴露出部分问题。总体而言，我国的文物建筑保护工作仍以政府出资为主，社会力量参与较为薄弱，文物建筑的开发和利用存在局限性，社会公众对文物建筑的了解与认知不足，未来还有很大的成长和进步空间。通过研究静安区文物建筑保护利用现状，结合西方理论经验，总结我国文物保护事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积极探索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保护利用新模式，实现社会价值、经济效益等多方面统一，让文物建筑保护成果更好地惠及人民。

　　参考文献：

　　[1]张松.上海文物保护立法的若干问题探析——以不可移动文物为中心[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3):29.

　　[2]郑时龄.上海近代建筑风格[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20.

　　[3]上海市文物局.活化建筑经典——上海文物建筑保护利用案例2010—2019[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21.

　　[4]上海市静安区文物史料馆.江宁路（戈登路）史料汇编[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

　　[5]伍江.上海百年建筑史1840—1949[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8.

　　[6]张玲.欧洲古建筑保护探析[J].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10(04):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