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

　　文/武春燕（山西汾阳）

　　内容简介

　　父亲六岁时，爷爷过世了，九岁时，奶奶也撒手人寰。他一直在孤儿院长大。

　　由于爷爷解放前是党的地下交通员，父亲在爷爷奶奶过世后被送到了汾阳孤儿院，那里是半工半读模式，主要学做皮鞋。父亲会做很多款漂亮的皮鞋。

　　1968年，父亲被保送参军，三年工程兵，三年文艺兵。《西游记》里孙猴子演员艺名“六小龄童”，父亲是曾经军营方阵里的“六小龄兵”。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父亲复原后，在村里学校当过教导员，又去县文工团上过班，最后被安排在省石油公司备战油库坚守十一年，后调回汾阳石油公司直至退休。

　　母亲十四岁参加了民兵营。在那个全民皆兵的时代，她扛起了枪，与各村镇交流训练枪法技艺，飒爽英姿成当年一道别样风景。后来民兵营解散了，母亲务农也是一样干练，在生产队是最能干的姑娘，为家里付出了很多很多。

　　父母亲在罗城村邂逅，良缘降临，相互就那么一眼，就再也忘不掉了。孤儿出身的父亲起初缺少勇气追求母亲，参军后才有底气书信向母亲说出心中所想。母亲是一个很干练的农村姑娘，之前对父亲印象不很深，后来与人唠起，才从记忆里找回那个原来在工地一起劳动过的那个帅小伙儿。于是回信，同意走近一步，他们相爱了。

　　婚礼是在部队举行的。两张简易军床一并，两床军被一合，外加战友们送的暖壶、脸盆等等，一个幸福的家就搭建起来了，从此后他们开始了柴米油盐的幸福生活。

　　第五章父母初遇

　　1962年，16岁的父亲已然是个手艺精湛的鞋匠，12岁就出师的他，早早在这行崭露头角。那个年代的春天，寒冷如霜，人们肚里没啥抗冻的“料”，能吃上掺了麸皮的高粱面窝窝头，都算美事一桩。

　　父亲卖东西攒下些小钱，孤儿院的韩干事不知从哪得了消息，便像只恶狼似的处处挤兑父亲。可他哪晓得，父亲那半年挣的钱，都悄悄化作了温暖，帮扶着院里的孤寡老人。

　　缝纫机组的工友们，因父亲时常倒卖东西，也跟着沾了光，分到些外快。这组成员可都是正式职工，有殷巧梅（汾阳八十庵）、孟主任的夫人弓月珍、王月梅等等。在那个年月，多一点收入，家里孩子就能多塞一口饱饭，生活啊，真不容易！

　　韩干事的找茬，让父亲如霜打的茄子，心里那个苦哟，却又没法明着理论，毕竟有些事儿摆不上台面。董双成知晓后，跟李二成商议：“二成，三小儿被韩干事这么欺负，咱可不能干瞅着！”李二成小眼睛一眯，狡黠地说：“董哥，咱等雨来！”

　　清明节那阵子，雨像个顽皮的孩子，天天来捣乱。李二成和董双成趁白天大伙上班，偷偷给韩干事宿舍的排水管接了个弯头，就等着晚上韩干事夫妇睡熟了，把弯头杵回窗户。那时都睡炕，炕紧挨着窗，这是北方民居的惯常模样。

　　半夜，雨越下越大，像老天在撒泼。李二成踩着董双成的肩，悄悄把接好桐油布的弯头送进韩干事窗内，然后像猫一样溜回宿舍。

　　不一会儿，韩干事的叫骂声撕破了雨夜的宁静。被窝里的兄弟们捂着嘴偷笑，这连日的雨致使被褥根本没法晒，连同炕席都湿透啦，就算艳阳高照，也得晾上好几天！韩干事无奈，只好跟着媳妇回丈母娘家借宿几日。打那以后，韩干事不敢再招惹这帮出师的徒弟，可仇恨的种子却已埋下……

　　学校六一儿童节到了，郝老师找到退学的父亲（为了工作，父亲十二岁就退学，只上到四年级）说：“福生同学，学校六一儿童节要同学们做手工作品参赛，老师能不能麻烦你做双童鞋参赛，给咱们班争争光。”父亲毫不犹豫地应下。

　　父亲找来红牛皮的边角料，配上黑色胶底，仅一天工夫，一双漂亮的红色丁字儿童鞋就摆在了郝老师面前，郝老师的眼睛瞪得像铜铃，惊叹道：“这鞋，就算摆在汾阳百货大楼，那也是最耀眼的存在啊！好，太好了，老师太开心了。”

　　这双童鞋一举夺魁，其实父亲是照着郝老师家女儿的脚精心制作的。郝老师要给钱，父亲笑着拒绝：“就当是我的谢师礼，可好？”郝老师拗不过父亲，满心欢喜地给女儿拿回去了。（我不禁好奇，那个时候居然还有手工课，莫不是我对那个年代的认知出了偏差？）

　　1962年，下放政策如一阵狂风，本不该刮到父亲身上。可县里名额有限，父亲和其他四个身世普通的孤儿，被县里领导家的亲戚挤掉了指标。这背后的猫腻，父亲至今也没整明白，虽说不能排除韩干事在王院长以及县里一些领导耳边煽风点火，但没证据，只能服从安排。在山西，这叫“六二压”，转正未满四年的父亲，就这样被所谓的政策“吹”回了罗城村。

　　临走那几天，父亲请兄弟们在饭店吃了顿散伙饭。杂豆拼盘、炒豆腐、过油肉，狠狠心还点了盘卤牛肉，一人二两酒，两碗白皮面。这是他们几年来吃得最丰盛、最满足的一餐，可心里却像灌了铅，沉重又酸涩。原本还盼着在厂里做皮鞋，攒几年钱，在县城娶妻生子……

　　这突如其来的政策，如晴天霹雳，改变了一切。兄弟们即将分离，被下放的有黄海尚、王育珠、李二成和父亲，一共五人（还有一位父亲记不清了，这四位如今已作古），他们的命运就此改写。

　　父亲本想投靠大姑，可大姑家两间小屋，三个孩子，哪有他的容身之地。这事儿被不常联系的二姑父知晓，他瞧着父亲身强体壮，当初二姑家孩子们尚小，觉得父亲能为家里添劳力、挣工分（那时工分年底能换钱），立马去孤儿院把父亲要回，落户罗城村。二姑父可是全村有名的“铁算盘”。

　　漫长的季节，无尽的农活，艰苦的日子拉开帷幕。父亲一休息，二姑父就像机关枪似的不停唠叨：“没闲饭给你吃，大人就得干活！”父亲为了不让二姑受气，也不愿听这唠叨，索性不回家，不是在农田，就是在水库工地……

　　父亲回村后才晓得，罗城村抗美援朝去了38位志愿军，好在都平安归来（他们去时战争接近尾声，做了段时间后勤就回来了）。他们的事迹如火炬，照亮了全村年轻人的心，父亲便是其中被激励的一员。每天干活听着这些故事，父亲的心像被风吹动的湖水，泛起层层波澜，觉得这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没啥意思，不如投身军营，报效祖国，追随爷爷的脚步为国家出力。

　　1966年，父亲在罗城村劳作四年后，被派去修禹们河河堤工地，就在这儿，遇见了年方二八的母亲。父亲比母亲年长四岁，母亲那时出落得如《英雄儿女》里的王芳般英姿飒爽！父亲一眼就认定，一定要把这位与众不同的姑娘娶回家，因为母亲去工地前可是民兵营的骨干，干啥都干净利落。且先讲讲母亲的故事吧！

　　母亲从小日子清苦，村里人都说，谁能娶了五队的李二宝，那真是八辈子修来的福，母亲过日子那叫一个绝，勤劳、朴素、果敢、聪慧……

　　母亲小名二宝，这其中可有缘由。

　　1943年，姥姥被后婆婆哄骗带着四岁的大姨回了山西汾阳（汾阳罗城村的公公婆婆才是姥爷的亲生爹娘），就此与姥爷分离。又因当时战乱，交通不便。1948年，姥爷历经千辛万苦回到汾阳（姥爷在天津的爹娘席卷家当去关外投奔女儿了），一家人终于团聚。

　　1949年，姥姥又生下一女，取名二臭臭，姥爷因没能陪伴大姨成长，对二臭臭疼爱有加，可惜次年二臭臭因积食夭折。1950年开春，母亲出生，姥爷对母亲那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掉了，于是取名二宝，大名叫李玉萍。

　　关于姥姥姥爷的故事，那更是精彩非凡，我在散文《呢喃姥姥》中有详细描述，已发表，此处不再赘述。

　　父亲母亲的相遇，颇有点欢喜冤家的味道。那时，人人胸前都流行戴毛主席像章，这像章可是宝贝，以毛主席像为主，也叫“主席像章”。1966年至1970年生产的部分像章，还被称为“红宝章”“纪念章”，材质也是五花八门。

　　母亲的毛主席像章是大姨父给的，大姨父在地质队当工程师，单位常发像章给工人佩戴。在那时，能有一枚毛主席像章，那可荣耀极了。一枚像章，承载着流金岁月，开启了尘封的记忆。

　　工地歇晌时（午休），干活儿实诚的母亲累得像摊泥，蜷缩在大通铺一角沉沉睡去。工地宿舍一般是大通铺，同村的青年男女常凑一块谈天说地，年轻人嘛，总有说不完的话。

　　那时农村青年男女，没条件看书读报，识字的也不多。闲了就聊聊工地趣事，扯扯东家长西家短，要是谁看了场电影，那准能成为大家崇拜的对象。

　　这不，父亲把孤儿院的趣事、看过的几场电影，讲得绘声绘色，成了工地上的“人气王”。

　　父亲到母亲宿舍时，大家立马围过来等着听他开讲。母亲却不爱凑热闹，恰恰是这与众不同的性格，引起了父亲的注意。

　　父亲讲累了，瞧见呼呼大睡的母亲，心里犯起嘀咕，好奇地凑过去。这时，那枚耀眼的毛主席像章映入眼帘，父亲那叫一个眼馋，心想着：抢？还是不抢？那可是父亲梦寐以求的东西呢！

　　我亲爱的父亲还真就动手“抢”了，他突然没了声响，悄悄靠近母亲。众人都好奇地屏住呼吸，等着看好戏。

　　有时，嘈杂声突然消失，熟睡的人也会惊醒。父亲的手刚靠近母亲胸前，准备摘走像章，在民兵营训练有素的母亲，反应那叫一个敏捷，一个翻身，就给父亲手背挠出三道血印。父亲压低声音，嘶嘶叫着：“你这比双枪老太婆还厉害！就是只母老虎。”母亲轻声哼了一下，又睡了。估计母亲是不好意思面对那三道血痕，干脆装睡，至于睡没睡着，只有母亲自己知道。

　　一向自傲的父亲在母亲这儿栽了跟头，大家哄笑：“三小儿，你连五队的李二宝都敢惹，胆儿够肥啊！”父亲从小不在罗城村长大，不了解母亲的脾气，不过倒也没生气。

　　此后，父亲再不敢招惹母亲，却深深记住了这个梳着齐肩麻花辫、厉害又泼辣的姑娘。

　　往后的几年，母亲在繁重的劳动中，早把那个抢像章的小伙忘到九霄云外。

　　母亲在艰苦岁月里，承担着和男人一样的重活，可再破旧的衣裳，再艰难的环境，也遮不住她那青春的光芒。

　　在父亲心里，那是对母亲一见钟情，常常找机会偷偷瞧她。尽管手背上还留着母亲留下的“光荣勋章”，但父亲始终记得那个厉害又迷人的姑娘。

　　可感情迟钝的母亲，却没察觉到父亲那炽热的目光。

　　父亲当时处境尴尬，也没勇气像《冰山上的来客》里的阿米尔那般勇敢追求，向前冲……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