绛帐三千 形神俱备

　　韩士伟

　　陈寅恪不仅是杰出的史学家，也是优秀的教育家，只是学术上的耀眼光芒遮掩了他教育上的突出成就。人师经师，道德文章，缺一不可，可“经师易遇，人师难遭”，古来如此。

　　陈寅恪一生潜心于学问，从不旁骛，惜时如金。他既不担任任何行政职务，也不从事任何与学问无关的事务性工作，但他对门生弟子的事情，无论是生活、学习，还是求职乃至借书，都毫不吝惜自己的时间、精力。

　　对于学生的生命安全，陈寅恪记挂在心。在清华国学院时，学生朱延丰失恋，痛苦不已，有两周时间既不在宿舍休息，也不到教室听课。有的说他回了江苏老家，有的说他已轻生自杀。陈寅恪得知此事忧心如焚，派学生四处打听寻找。后来朱延丰自己回到学校，陈寅恪才放下心来。为了让他有所寄托，及早从失恋的阴影中走出来，陈寅恪专门致函胡适，推荐朱延丰到其主持的编译所里做些翻译工作。1931年，学生罗香林因父亲去世，给亲戚师友发了讣闻。陈寅恪接到讣告后，写了副挽联寄到罗香林家里：“惜公抱经世才而未竟其用，有子治专门学能不负所期。”一代国学大师送来挽联，这对丧父的少年是多么大的安慰和鼓励呀！1942年，爱徒张荫麟英年早逝，陈寅恪十分悲痛，在挽诗中写道：“流辈论才未或先，著书曾用牍三千。共谈学术惊河汉，与叙交情忘岁年。自叙汪中疑太激，丛编劳格定能传。孤舟南海风涛夜，回忆当时倍惘然。”

　　对于学生的日常生活，陈寅恪也是颇为惦记和关心。抗战胜利，清华复校后，陈寅恪双目失明，坚持上课。助手王永兴在清华大学没有住房，工作起来很不方便。陈寅恪专门致函校长梅贻琦，请求解决王永兴的住房问题，并让自己妻子唐筼亲自把信函交到梅贻琦家里。王永兴当时不知道。他后来回忆说：“1947年1月中，清华庶务科通知我说，分配给我三间住房，在西校门外喇嘛庙（即颜家花园），要我去成府找颜惠庆的管家，由他领我去看房子。这是颜家的一处房屋，清华租来作为教师住房。庶务科的通知使我感到十分意外，且迷惑不解，我没有向学校申请住房，历史系和雷海宗先生也没有向我说过住房的事。但我还是踏雪去看了房子，一所大花园内的三间宽敞大瓦房，在西校门附近。不久，我搬入新居……他们查阅清华大学校史档案，在1947年档案中有如下一封信。……敬读四十三年前先生致梅贻琦校长的信，我如大梦初醒，悲感万分。为了我的住房，先生写信，师母亲临梅家。几十年中，先生和师母从未说过。长时间中我受到先生的护持也竟不知，而今禀谢无由，至感悲愧。”

　　对于学生毕业后的就业问题，陈寅恪更是关心操劳，四处求人，写信帮学生求职。例如，为张荫麟的工作，他致函傅斯年：“昨阅张君荫麟函，言归国后不欲教哲学，而欲研究史学，弟以为如此则北大史学系能聘之最佳。张君为清华近年学生品学俱佳者中之第一人，弟尝谓庚子赔款之成绩，或即在此人之身也。张君年颇少，所著述之学术论文多为考证中国史性质，大抵散见于《燕京学报》等，四年前赴美学哲学，在斯坦福大学得博士学位。其人记诵博洽而思想有条理，若以之担任中国通史课，恐现今无更较渠适宜之人。若史语所能罗致之，则必为将来最有希望之人才，弟敢书具保证者，盖不同寻常介绍友人之类也。”再如，他在帮吴其昌写的求职推荐信中说：“吴君其昌清华研究院高材生，毕业后任南开大学教员，近为美国斯丹福大学经济学会搜集中国经济史材料。吴君高才博学，寅恪最所钦佩，而近状甚窘，欲教课以资补救……吴君学问必能胜任教职，如不能胜任，则寅恪甘坐滥保之罪。”为了帮助学生求职和谋生，陈寅恪敢“书具保证”，愿“坐滥保之罪”，真是爱生如子。像这样帮学生求职的亲笔函件，陈寅恪写了很多，而有些被推荐的人自己并不知道。陈寅恪推荐劳干到语史所工作一事，劳干也是很多年后才知道的：“等到傅孟真先生逝世以后，我在参加傅先生遗集整理工作之中。在傅先生的一本书中，看到夹着陈先生一张回复傅先生的信，对我加以郑重的推荐，这件事陈先生从来未曾直接和间接表示过的，使我万分的感动。当时觉得这是傅先生未曾公开的信，我只好看过仍夹在原处。”由陈寅恪推荐找到工作的学生，多达十几人。有些是他自己带的学生，有些是别人带的学生。比如，他推荐给陈垣的孙道升就是冯友兰的学生,他在信中写道：“孙君道升，前清华哲学系毕业高材生，学术精深，思想邃密，于国文尤修养有素。年来著述斐然，洵为难得之人材。闻辅仁附属高中国文课尚需教员，若聘孙君担任，必能胜任愉快也。”

　　学生毕业工作之后，陈寅恪也一直在鼓励并激励他们。学生有著作出版，请他作序，他是有求必应。朱延丰的《突厥通考》、姚薇元的《北朝胡姓考》、徐高阮的《重刊洛阳伽蓝记》和吴其昌的《梁启超传》等，陈寅恪都曾为其写过序言，序言中对他们的研究加以肯定并鼓励。著名的中古史研究专家唐长孺属于陈寅恪的私淑弟子。唐长孺把自己的著作《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寄给陈寅恪。陈寅恪看后，给唐长孺回信说：“寅恪于时贤论史之文多不敢苟同，独诵尊作辄为心折。”陈寅恪系学界泰斗，名重天下，一言九鼎，谁若能得其嘉许，便可身价十倍。后来，唐长孺在史学界享有盛名，与陈寅恪的肯定和嘉许是分不开的。唐长孺后来纪念道：“掩卷心惭赏誉偏，讲堂著籍恨无缘。他年若撰渊源录，教外何妨有别传。”

　　陈寅恪继承了清代乾嘉学派考据的传统，又吸取西方近代实证精神，实事求是，认真研究史料，从中得出结论。刚进清华园时，陈寅恪在国学院任教，讲授几门课程。课前他认真备课，每次都是重新查阅史料，组织讲义，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量很大。授课时自己把所用的书籍用两种颜色的包袱带进教室，工整板书，仔细讲解，全神贯注，一丝不苟，一堂课下来，几乎精疲力尽。每逢周末，还进城和汉学家钢和泰学习梵文，讨论学术。他自己认真研究，对待学生要求自然严格。据金岳霖回忆：“有一天我到他那里去，有一个学生来找他，问一个材料。他说，你到图书馆去借某一本书，翻到某一页，那一页的页底有一个注，注里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举出来了，你把它抄下，按照线索去找其余的材料。”金岳霖不仅感到陈寅恪知识渊博，记忆力强，也感受到他的严谨认真。清华大学教师王以中是李济的学生，写有关交通史的文章，告诉陈寅恪说陈垣那里的《殊域周咨录》有这方面的内容。陈寅恪就致函陈垣帮他借书：“清华教员王君以中来言，尊处藏有《殊域周咨录》一份，不知能允许借钞否？王君为李君济之助教，专攻东西交通史，故亟欲得此书一观也。”同事的学生写文章，陈寅恪帮着借书，这是热心，更是认真。朱延丰的《突厥通考》写好后，请陈寅恪写序，以便出版。陈寅恪看后，对他说：“此文资料疑尚未备，论断或犹可商，请俟十年增改之后，出以与世相见，则如率精锐之卒，摧陷敌阵，可无敌于中原矣。”朱延丰听从老师建议，穷十年之功，充实修改完善，再请陈寅恪作序。陈寅恪欣然命笔，写了序言。严师出高徒，陈寅恪自己治学严谨认真，教出来的学生也这样。

　　陈寅恪曾对自己学生定下一个标准：“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1953年，他对来访的汪篯当面训斥道：“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经不是我的学生。”对昔日学生“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学生罗香林写唐太宗传，自然涉及李唐王室的出身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陈寅恪持少数民族说，朱祖谋持汉族说，恰好朱祖谋是罗香林的岳父。陈寅恪开玩笑说：“这个问题上，是从师傅说，还是从岳父说呢？”意思是鼓励罗香林自己思考，不要盲从他人，经自己研究得出结论。罗香林回忆：“陈师讲学，注意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他常说：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问的最好办法……做论文要求新的资料和新的见解，如果资料和见解都没有什么可取，则做论文也没有什么益处。”最好的办法是：“各同学于听讲及研究后，细细地想想，到了学期结束，对教师每位提出一二问题；自然，教师也是不能包懂的，但对学生能否提出适当的问题，也可以知道学生是否曾用过功夫。”卞僧慧也回忆说，陈师要学生们看原书，从“原书中的具体史实经过认真细致而实事求是地研究，得出自己的结论，一定要养成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批评态度”。

　　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他认为是最重要的，“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1958年，全国掀起批判“厚古薄今”的运动。陈寅恪受到了来自全国学界的批判，这些批判中带着很多非理性和非学术的成分，甚至夹杂着对陈寅恪的人身攻击和人格侮辱。这年7月，陈寅恪致书中山大学校领导，表示：一、坚决不再开课；二、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校园。从此，陈寅恪告别了坚守三十二年的讲坛。

　　要知道，陈寅恪热爱教书这项事业，甚至视教书为生命。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教学生涯中，陈寅恪一直在教学第一线，坚守教学岗位，从来没有因为个人的私事而请假、迟到和旷课。除非因为健康原因，卧病不起，不能上课，一旦健康情况稍有好转，就是在病榻上也坚持给学生讲课。作为学问家和著作家，他也从来没有因个人研究和个人著述而耽误上课。1946年，陈寅恪从海外归来，重返阔别九年的清华大学任教。因眼疾治疗无效，身心俱疲。当时历史系主任雷海宗看他身体孱弱，双目失明，便劝他暂时不要开课，休养一段时间，搞些个人研究。陈寅恪马上说：“我是教书匠，不教书怎么叫教书匠呢？我要开课，至于个人研究，那是次要的事情。我每月薪水不少，怎么能光拿钱不干活呢？”雷先生同意后，他又让学生王永兴通知中文系，在中文系也开一门课。备课是由助手先念资料，他思考组织；上课是由助手板书，他自己口授。多年之后，学生王永兴还说：“使我感动的是他那种勇于担任工作重担的精神，使我感动的也是他那朴实而坚定的语言。他没有说过作为一个教师该如何如何的冠冕堂皇的话，但是，他的身教要比那许多话高明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