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雪林致李加洛夫信

　　戚慧

　　苏雪林的屈赋研究正值中国学术的转型期，离不开时代环境、学术思潮的影响，以及胡适、陆侃如、游国恩、闻一多等同时代学者的影响，也彰显其独特的学术个性。特别是在国立武汉大学时期，苏雪林在屈赋研究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为其赴台后的持续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1931年8月，苏雪林被聘为武大特约讲师。同年9月起，苏雪林接替游国恩，开设了“中国文学史”课程，授课对象为文学院学生，每周三个小时。至1944年度，这门课几乎成为苏雪林的专属课程。苏雪林为学生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楚民族文学是其中的重要部分，所讲内容涉及《楚辞》、楚人歌谣等。因备课需要，她在原有讲义的基础上重新做笔记，对楚辞学的认识也有了新的变化。1934年11月20日，苏雪林日记记载：“上午上课一堂。《离骚》讲完，续讲《天问》。余前年研究《天问》，赞成王船山之说，谓其有次序。现在研究《天问》则文理实甚错乱，如加以整理，则除不能了解之十余句外，天文、地理、奇怪人物、历史事实及乱辞五大部分，秩序井然。”11月21日，她在日记中写道：“文学史讲《天问》，因预备不充分，只好多说闲话，思之甚自愧。下课后，将《天问》依照时代先后重加排列，分为五大类，觉文理果然贯串多多，拟写《〈天问〉臆测》一篇或《〈天问〉新笺》一篇，投之《文哲季刊》。然古音问题最难，余既缺少此项工具，对此种问题自感棘手。且欲笺注《天问》，必遍览战国前后之书，此又非短时间所能实行者也。”据此可知，1934年，苏雪林对《天问》进行了初步整理。

　　1938年3月，武大西迁乐山。同年春，苏雪林讲授“中国文学史”时，为节省学生抄笔记的时间，将讲授的材料写成系统的笔记，讲完后发给学生参考，参考毕再回收。关于屈赋的部分，她写有四五篇笔记，《〈天问〉整理之初步》是其中的一篇。1943年，苏雪林应《说文月刊》卫聚贤之命，为“吴稚晖先生八十大寿纪念专号”撰文。她在旧笔记《〈天问〉整理之初步》基础上，从武大图书馆借出《山海经》《淮南子》以及汉代各种纬书作参考，反复推敲后发现屈赋中的故事与东西方神话相似，认为《天问》中包含了《旧约·创世纪》、后羿射日神话、印度诸天搅海故事三个神话故事，相继完成了《屈原〈天问〉中的旧约·创世纪》《〈天问〉里的后羿射日神话》和《〈天问〉里的印度诸天搅海故事》三篇论文，这也被视为她屈赋研究的正式开始。

　　为解决屈赋问题，苏雪林从武大图书馆借阅大量巴比伦、亚述、埃及、印度的神话书籍。因而，她一方面借助于查字典勤读西文文献，另一方面和好友袁昌英磋商交流。苏雪林认为研究屈赋应开辟一条新路径，向西方求取，意识到“屈赋内容必非故纸堆所能解决，必须搜讨域外古代的宗教神话和其文化分子而后可”。抗战时期，后方生活异常艰苦，加之搜集参考资料过于困难，这为苏雪林的屈赋研究带来很大的挑战。据武大中文系学生顾蔚青（顾育英）回忆：“年来，她与贫病苦斗着，但她却丝毫不倦懈的埋首于书堆中，研究《天问》《离骚》等深奥神奇的故事，她利用中国古代神话（如《山海经》《穆天子传》《淮南子》等书）及民间所传说的神怪故事作根据，并参考古代正史，更与西洋的古代神话，埃及、巴比伦、印度等的古代神话相比较，从中发现中外都有这类荒诞不经的异事，这原与当时人民所信奉的宗教，及对人神恋爱的深切迷信，有着莫大的关系，并且证明了中国的《天问》直接或间接的受了印度梵经的影响，或说即是由印度传来也有可能。不过，虽有苏先生对整理这类问题花费了很大的心血，但她对于任何人都是非常虚心而又自谦的，她从不固执己见，而且最欢喜别人互相商讨，共同研究。”

　　1945年元旦，苏雪林在日记中拟订了一份关于屈赋的研究计划：“希望本年度在进修期内所研究的《屈赋新探》能草创出一个粗粗的规模。至少《天问正简及疏证》那一篇，半年内能够脱稿。（去年进修上半年，我因患目疾及胃症竟完全未写作）屈赋新探的问题极大，决非参考中国书便能求得正确之答案。将来尚拟至欧洲一游研究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的神话，并设法研究印度古文化以相证印。更拟与欧洲神话专家及汉学家商榷各种疑问。”

　　1945年，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访问乐山武大之际，苏雪林曾向他请教过屈赋问题。武汉大学档案馆藏有苏雪林致李加洛夫的一封信，未曾披露。经笔者考证，这封信应该是苏雪林写给李约瑟的，兹照录如下：

　　李加洛夫先生：

　　我很高兴，在乐山会见了你贤夫妇。你汉学的渊博，真使人钦佩万分，我只以不能见伯希和先生为憾，现在见了你，也就等于见了伯先生，可惜你不能久留乐山，不然，我们常常向你请教，一定可以获得极大的益处。

　　请你指教的那关于《天问》神话的拙著，你曾拨冗读了么？我在武汉大学不过教一点基本国文和现代文学（La littérature contemporaine）兼一点中国文学史的课程。从来没有研究过考古学，更没有注意过中西交通史，这一次发见《天问》里有感受外来文化的影响的痕迹，完全是偶然的。一直到这几篇文字发表以后才听见朋友告诉我，外国以前也有许多学者主张中国文化甚至于中国人种都由西方来，就是说由巴比伦来。但这个学说不久便被推翻了。敝国近代有个研究中西交通史的张星烺先生，他的六巨册《中西交通史料汇篇》，这一次我为研究《天问》问题，倒读了一遍，但听见人说，他这部书曾被伯希和或马伯乐先生痛驳过，这部书也成了无价值之作了。我很悔自己的孟浪，不该拿这样证据不充分的论文，轻易到刊物上发表。前日听见先生说战国前中西交通问题，不可随便谈论，我更懊悔不堪。但我研究这个问题的心还不能死。近来又在《文史杂志》及《东方杂志》上读了几篇论文，都主张战国以前，中国和外国已有交通，我的兴趣更为热烈起来。

　　以我这样只能在大学里教点基本国文的人，来研究这项问题，困难是很多的！从前研究《楚辞》，只须钻钻故纸堆，便可以对付。近代研究这个题目，故纸以外，还必定要参考大量外文书籍，更须懂得一点古波斯文（不知这种文字还存在否？）、印度古梵文、巴比伦楔形文字、埃及象形文字。于希腊的文学、哲学、神话等更须有比较精深的了解。可怜我对于这些工具，竟是一无所有。说来不怕先生笑，我到法国只有两三年，学的是艺术，因为家里有了事故，未完成学业便行返国。在法国的时候，勉强可以看点浅近的文学书，说得几句日常用语，回国二十多年，从来没机会温习，早忘干净了。英文还是从前在内地中学学了一点点，也记不得了。拙文里关于外文方面的引证，一半是我努力查字典得来，一半是杨端六夫人——袁昌英女士——帮我寻得的。我只是“直觉”（Intuition）比别人灵敏。中国以前有一派禅宗，专凭“直觉”印证真理；明代王阳明的“致良知”，也是同禅宗差不多，成了一个很大的学派。虽说直觉应用于抽象的哲理尚无不可，应用于质实的学术研究便多危险。但在黑暗重重、荆棘横生的道途上，“直觉”横冲直撞，也许可以打开一条出路。陈胜和吴广并没有得到政治上的成功，但秦帝国总算给他们推翻了。我现在只想做一个学术界的陈胜吴广，便满足了。

　　屈原的《天问》的确是中国旧文学界的一篇奇文。它文理的杂乱，实由于错简。我发愿要将它整理出来。——不能完全整理，至少可以整理出十分之六七——若能成功，真是二千年未有之伟业。虽说以我这样的可怜学问，来解决这大问题，真所谓“以蚊负山，以蠡测海”，但我自信所摸索以来的路径，并没有错，只须依着预定的路线，努力向前，必有豁然贯通之一日的。在内地访求外文参考书实在困难，我打算随着武大东还后，要温习法文，先设法搜求一些与本问题有关的参考书看看，拼着我残余的生命，全部的精力，来对付这个问题，十年内外，我的目标也许可以贯彻一部分吧。

　　此信由毛笔书写，字迹颇为工整，信纸有破损，内容并不全。信的抬头“李加洛夫先生”，应指李约瑟。李约瑟原名诺埃尔·约瑟夫·特伦斯·蒙哥马利·尼达姆（Noel 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他因崇拜老子改名李约瑟。李加洛夫很可能是苏雪林的音译。民国时期，李约瑟的译名有尼德汉、尼达姆等。1942年秋，李约瑟出任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驻华科学考察团团长和英国文化协会驻华代表等职。在华期间，访问了西南联大、国立中央研究院等。他曾两次访问乐山武大。根据信的内容，苏雪林在乐山见到了李约瑟，和他有过交谈，她以《天问》里的三个神话请教李约瑟，希望得其指点。至于李约瑟是否复信，未见相关资料披露。

　　为解决屈赋问题，苏雪林曾和武大化学系张资珙教授有过交流，也曾请教过印度留学生沈苏美（Sumel Sinha），托其帮助抄录印度的神话资料。她还曾请教过留学印度、精通梵文的哲学系教授金克木，仍无从解决，这更使她坚定了亲赴外国查找资料的想法。1950年，为蒐集屈赋研究文献和进修法文，苏雪林再度赴法留学，留法期间，生活异常艰苦，收获甚微。1952年，苏雪林赴台后，教书之余继续从事屈赋研究。苏雪林后来的屈赋研究与武大时期奠定的研究基础密不可分，可以说是在武大期间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的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