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固有穷时

　　张轲风

　　忆及郑天挺先生，王永兴教授说：“当年北大的经费出入均掌握在郑先生手中，他真正做到了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同事都说‘出淤泥而不染者，唯郑先生可以当之’。大概正是由于如此，所以郑先生任秘书长一任十八年。”郑天挺是接受过新文化启蒙和五四运动洗礼的时代学人，同时也是传统理学塑造出来的笃诚君子。

　　郑天挺“早失怙恃”，在表兄张耀曾和张辉曾的照抚下长大，少年时代即受张辉曾的理学之教。他回忆说：“我寄居张家时，由张辉曾教我读书。他是搞程朱理学的，律己责人都很严，我思想上受他的影响很大。”王汎森注意到，宋明理学在近代中国思想界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其道德修养部分往往被从原有思想体系中抽离出来，成为近代知识分子人格塑造的重要资源。五四运动前夕，北大内部弥漫着“一股‘惩忿制欲’的理学空气”，陶希圣、罗常培等人均受其熏染，郑天挺时在北大读书，也不太可能置身其外。所以说，郑天挺的理学人格，应该是时代氛围和幼年教育共同参与形塑的结果。

　　郑天挺为北大和西南联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勇毅担当精神和清廉作风令人称颂不已。即便在那个大师云集、传统道德仍获推崇的时代，他那笃诚君子之风也是极为少见的，当然也是我们当代人身上普遍缺乏的。

　　一

　　1944年6月16日，郑天挺在日记里写下这样一句话：“昨闻昆明生活指数为战前之一千二百八十倍。”（中华书局2018年版《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以下简称《日记》）蒋梦麟在《西潮》中回忆说：1938年联大初到昆明之时，米价每担（八十公斤）仅法币六元，此后涨到四十元，接着涨到七十元，到了1940年，每担米价突破了百元。昆明物价的疯涨势头，大约从1938年大量人口内迁以后就持续居高不下，屡破纪录，在滇教师的生计变得异常艰难，几乎所有教授的日子都不好过。冯友兰《三松堂自序》说：“因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教师们的生活也是很困难的。一个月的工资加到几百万，不到半个月就完了。”战前拿着高工资、生活优渥的陈寅恪，其时写下了《庚辰元夕作时旅居昆明》一诗，其中就有“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银钞入手空”两句。他在写给刘节的信函（1940年3月12日）中又说：“昆明米价国币百元一石（米一石有时尚过百元，而云南之一石少于四川之石一半）。联合大学师生皆困苦不堪。若无特别援助或迁川，则将散去。”

　　为了补贴家用，联大教师大多在外兼职谋生。很多教师选择在周边各高校、中学兼职代课，或者卖文求生。冯友兰《三松堂自序》记述：“教师们多是靠兼职兼薪，以为贴补。大多数的人是卖文，向报刊投稿，得一点稿费。能做古文的人，向当地富贵人家做‘谀墓’之文，这样的生意最好，因为可以得实物报酬……联大的部分教师，曾经组织了一个合作社，公开卖文卖字卖图章，我也列在卖字的之内。可是生意不佳，我卖字始终没有发市。”还有一些教授合股做买卖，开设小吃店、茶馆，甚至摆地摊。

　　受到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巨大影响，郑天挺的生活也变得异常拮据，留在北平的五个子女几乎全靠他的收入养活，甚至买一块肥皂都要货比三家。1943年夏，女儿郑雯来滇，需要路费，郑天挺为此到处筹借，“欠校中一万七千余元，欠卢吉忱五千元，而连月每月必亏”（《日记》1943年11月6日），后来还是靠着《清史探微》的出版才还清了这笔债务。对于郑天挺面临的穷迫窘境，就连留在北平的女儿郑晏也不甚理解，郑晏回忆说：父亲因为“自恃清高，摆知识分子的架子，坚决不到校外兼职”。然而，郑晏不了解的是，郑天挺之所以“不到校外兼职”，并非“自恃清高”。当时教师的境遇和生计如此糟糕，兼职谋生无可厚非，担任北大秘书长、联大总务长的郑天挺对此并不抵触，无奈受限于行政之责的规定，不能兼职。而且，郑天挺担任联大总务长以来，对校内师生经济困顿的状况格外关切，规定“必于月底发薪，未尝稍迟”。1943年9月1日，他得知上月薪水尚未发放，“为之大怒”，“责令下午必发”，并在日记里痛心地写道：“今非昔比，同人中盖有不能迟半日者也。”

　　直到1943年底，联大内部传出流言，学校行政领导每月均有额外补助。郑天挺愤怒难忍，在11月6日的日记里辩白道：

　　此种谰言，令人闻之愤怒！校中最苦者，莫若负行政责任之人。教授中大多数兼差，且有兼至三四处者。莘田（罗常培，笔者加注，以下同）尝言，闻一多在中法兼课，并有家馆，月修至四千五百元，选译新诗，一次送二万元。唐立厂（唐兰）家馆月修至六千元。又有人在他校兼院长及系主任者，惟在校任各长者绝不能兼。各教授在校任课少者四小时，多者八小时，八小时者为数无几，惟任各长者有一定办公时间。政府规定之特别办公费，每月六百元，任行政责任者均辞谢不受，更何况特别补助耶？他人不尽知，若勉仲（查良钊）、子坚（黄钰生）与余，皆负债累累。

　　郑天挺并非“眼热”教授兼职，而是因“补助”流言而气恼，流言伤害的是他的一颗赤诚公心。今人常言“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之冻毙于风雪”，郑天挺甘为行政受累，反遭流言中伤，这种内心的不平衡可想而知。

　　到了抗战胜利前夕，外地朋友甚至主动接济郑天挺。1945年7月3日，郑天挺致信在重庆的吴文藻，感谢他赠送瓦特门百年笔一支。事情的起因是郑天挺曾致信吴文藻，其中有句“近年昆明穷名在外”的无心之言，没想到吴文藻记挂在心，原本要馈赠郑天挺卢比百元，担心不受，故而改为名贵钢笔，这件小事让向来自尊倔强的郑天挺惴惴难安。这一时期的郑天挺，对物价变化异常关注，每日有了记账的习惯。1945年，郑天挺基本上每月都入不敷出，均有欠账，至是年一月，郑天挺“凡欠联大四万五千元，北大一万三千五百元”。他在7月5日的日记里写道：“购火柴一匣，价七十元，数之得五十一根。入巷口之际，泥泞不可下足，顷刻用去六根。”就连火柴都要论根计算，可见生活到了何等艰难的地步，让人唏嘘不已。7月20日，章耘夫请客，治馔颇为丰盛，郑天挺盘算“计非五六万不办”，吃得战战兢兢，甚不是滋味，“饫于口，不安于心，尤愧无以报之”。

　　二

　　事实上，抗战后期，郑天挺曾接受云南大学文史系主任徐嘉瑞的邀请，在云大短暂兼课，此外还有一次受罗常培、徐嘉瑞等人邀请，为大理编修志书。但他操守极严，从不逾越本分，甚而对自己过于苛刻。比如，他对“卖文”行为就非常不屑，在1944年1月7日的日记里写道：“近半年来，昆明各报星期论文每篇酬八百元，小报无聊文字每千字酬二三百元，同人争先恐后，余甚耻之。曾语端升（钱端升），非贫无立锥，绝不为小报写稿也。”6月8日又记：“近年生活日苦，然余除作学术文字，投之学术性刊物略得微酬外，尚无一文之兼职。此则足以自豪，而无所愧怍于任何人者也。”

　　郑天挺曾说：“惟一己私利是视，吾深耻之。”（《日记》1938年4月15日）他的心中考虑的都是众人之事，甚少有“我”，总能站在大局或他人立场上考虑问题，从不计较私利，表现出从不妄求妄取的笃诚君子一面。1942年春，这也是昆明物价飞涨的时期，当时郑天挺的月收入只有一千三百六十三元，然而他想到的是“国家战时养士之优之厚，可谓至且尽矣”（《日记》1942年3月31日）。对于稿费、讲座费等酬金，他总是嫌多，而不是怨少。1944年6月8日的日记云：“得《中央日报》通知，《清国姓臆测》稿送稿费千二百元，全文不足三千字，每千字且四百元矣，无乃太多乎？”郑天挺曾为裕滇纺织厂职工做过一场题为《清末之洋务》的讲座，获得三万元讲座酬金。有意思的是，郑天挺认为这笔酬金过于丰厚，“此在我侪为过分，在公司为浪费”。（《日记》1945年8月4日）实际上，这笔酬金与当时飞涨的物价相比，并不算“过分”，三万元只能买三百个鸡蛋。

　　1944年，教育部公布了一次学术成果评奖，郑天挺的论文成果获得三等奖，他对于评奖规则和公正性强烈质疑，为此坚决退回八千元奖金和获奖证书。后来，教育部高教司吴俊升前来联大巡察，郑天挺坚持请吴俊升帮忙带回奖金，“俊升再三嘱抱屈收受，力辞之，吾为学术、为个人人格万难受此，俊升乃允携回”（《日记》1944年7月15日）。据王力《怀念朱自清先生》回忆，他曾以《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两部著作申请学术评奖，同样获得三等奖，“我大失所望，想把奖金退回去”，朱自清笑着说：“干吗退回去？拿来请我吃一顿岂不是好！”相比之下，郑天挺的操守已到了责己过苛的程度，甚至显得“迂腐顽固”。我们可以赞叹朱自清的通达，但绝不可嘲笑郑天挺的固执。他宁愿较这个真，也要表明态度。或许正由于此，郑天挺赢得了同人的尊重和信赖。当然，朱自清在大义面前也绝不含糊，一向温和的他，在闻一多被暗杀之后，内心自我剖析，“深感应对自己进行一场革命，以丢掉自私与懦弱”（《朱自清日记》1946年3月3日），后来“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其操行同样令人肃然起敬。

　　1944年，哈佛燕京学社特拨出专款，作为国内学者的研究补助费用。经蒋梦麟、翁文灏、任鸣隽等人商定，郑天挺获得四万元资助（《日记》1944年9月23日）。但他自觉不够格，“心甚愧之”，“依其所望，须有研究计画并研究著述与之”（《日记》1944年9月24日）。其时，西南联大获此项资助者共有十二人：姚从吾、汤用彤、毛子水、向达、罗庸、唐兰、闻一多、浦江清、邵循正、雷海宗、朱自清以及郑天挺。其时，姚从吾、汤用彤均向梅贻琦表示不愿领受，“不以燕京哈佛社补助而影响援华会补助”。郑天挺也认为，“余与从吾、锡予（汤用彤）情形相同，但余既负行政责任，不愿先得”，同意改列候补之中（《日记》1945年1月5日）。

　　1944年底，昆明富商熊锡之见联大学人生活窘迫，愿意资助数名有成就的学者每月一万元，以一年为期。据郑天挺日记所述，当时闻一多、华罗庚、陈达已获得三个月资助，现拟增加三名教授。熊锡之通过潘光旦联系梅贻琦，梅贻琦推荐了郑天挺、吴晗二人。然而，郑天挺认为“无功受禄甚不安，且校中更有穷过我者”，坚辞不受，对潘光旦说：“有生以来未尝分外受人一文也”（《日记》1944年11月20日）。一周后，潘光旦又来劝说，说冯文潜、吴晗已经接受，劝他一定要接受这份好意。郑天挺仍不改初衷，恳切辞谢，并推荐了周炳琳、闻家驷二人。（《日记》1944年11月27日）

　　三

　　1943年7月13日，郑天挺与西南联大的德籍教授米士一同前往昆明才盛巷，途中郑天挺谈及联大同人的穷困状况，这位外国友人脱口而出四字：“君子固穷。”这个回答让郑天挺大感意外，他在日记里写道：“此犹太血之德国人，可谓出乎其类者矣。月前企业局请其任顾问，立辞拒，操持尚在国人之上。今日此言亦使人愧怍。”“君子固穷”出自《论语·卫灵公》，孔子及一众弟子在陈绝粮，子路生气地说：“难道君子也会穷困潦倒、走投无路吗？”孔子回答：“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意思是：“君子固然有穷困之时，但小人若遇此困境，就会胡作非为。”“君子固穷”向来有两种解释：程颐说，君子固守其穷；朱熹则认为是“君子固有穷时”。生而为人，都有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景，岂有“固守其穷”的道理？朱熹的解释显然更切合实际。在我看来，关于“君子固穷”的解释，战国时代的荀子和孟子已经给出了完美的答案。《荀子·宥坐篇》：“君子之学，非为通也，为穷而不忧，困而意不衰也，知祸福终始而心不惑也。”《孟子·梁惠王上》：“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其实都是一个道理，人生起伏，难免有穷困之时，而只有君子（“士”）才能保持不为穷困逆境所困扰的“恒心”，能够做到穷而不忧，志气不衰，内心不惑。可见，真正伟大和可贵的是对待穷困的从容态度，并不是教人一辈子守穷。

　　《荀子》中提到的“君子之学”，过去甚少注意。“君子好学”和“君子固穷”其实存在密切的关系。《论语·学而》：“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君子真正的“好学”，就是不求外在的物质满足，不因人生的不如意而困惑，不为一切危险和苦难所挟制，而是回归对“道”的精神追求。1944年6月4日，西南联大某学生即将留校任教，他找到总务长郑天挺，先是打听生活补贴，继而问询留校后报酬事宜，这引起了郑天挺的反感，认为这位年轻学子斤斤计较于稻粱事，耐心劝导他“不必以此常萦胸怀”，“望其专意治学”。没想到，这位不开窍的学生“呶辨不已”，说：“若不号饥，谁知其饥；若不号寒，谁知其寒。”这让郑天挺更加气闷，还在日记里批评这位学生每次来谈，都是关乎个人利益的“营进之道”，而不是学问本身。

　　站在学生的角度考虑，“若不号饥，谁知其饥”这话原本没错，只是关心就业待遇而已。郑天挺当然知道，在烽火连天、流离失所的抗战岁月里，有一份稳定而有前途的工作，对于一名学生来说是多么重要！然而，郑天挺也深知，若要成为联大学人，就应该把学术本身放在第一位，这是人生当中超越温饱和就业的更高理想。其时，大多联大学人都挣扎在“饥寒”的边缘，生计艰难，真正到了“君子固有穷时”的地步，但甚少叫苦不迭，对学术的追求依然执着严谨，真正实现了“好学”与“固穷”的统一。这其实是一个如何看待“大我”与“小我”的问题，“小我”者，个人的饥寒温饱和利益得失；“大我”者，事事以内心持守的恒心、道德和公义为先，即便身处穷困和逆境，也要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就个人的成长而言，我们固然要关切“小我”，但最终应该超脱“小我”而追求“大我”，如此才能避免人生只剩下“利来利往”的苟且。

　　郑天挺就是这样一位从不“号饥号寒”而追求“大我”的人，其性格中的理学底色，让“正心诚意”和“修齐治平”的思想早已刻在了他的骨子里，从而表现出“平生以天下自任”的家国担当和强烈的济世情怀。或许正由于此，他对身边人事、社会时局、国家命运的看法甚少有悲观消极之论，总能从大局着想，努力振发向上，积极应对穷困和苦难。1938年2月9日，他在日记里说：“自国难日急，学者好读遗民诗文，余则主读中兴名臣集，以为遗民诗文固可以激励正气，而中兴名臣之所作，于激励正气外，兼可以振发信心。当千钧一发之际，不有匡济之术，乌可以复兴哉？”

　　这种激扬正气的乐观态度，好像是人生支柱，从来没有在他身上稍减半分。1942年4月17日夜，郑天挺与潘家洵谈及战事走向，居然打起赌来，他当即立下字据：“郑天挺曰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夏同盟国必胜，中国必胜。证明人：潘介泉（潘家洵）。”甚而豪迈地说：“此条可悬之国门，愿千金易一字。”他输了“赌局”，却彰显出拳拳爱国之心以及对抗战必胜的信念。

　　尽管在播迁流离的生活中受尽煎熬，心灵如同挣扎于泥沼，但郑天挺始终对抗战前景保持乐观和信心，这并非盲目，而是源于内心的坚韧和笃定。1942年，郑天挺大病一场，熊十力来信说：“意兴不当销沉，时时激发志气，尤保身之本也。志气一衰，便不复振，吾老而顽强如故也。”这些话对郑天挺的鼓励甚大，“谨当永志之”（《日记》1943年1月21日）。抗战胜利后，在1946年7月7日的日记里，郑天挺写道：“含辛茹苦者九年，而气未尝稍馁，固知必有今日。”所谓“气未尝稍馁”，就是时刻激发志气。“以志率气”的根本则是保持乐观，执守恒心，也就是荀子诠释“君子固有穷时”的态度：穷而不忧，志气不衰，内心不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