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通俗演义到一代经典——论金庸武侠初入大陆的声誉流变

来源:创作评谭
关键字:经典,声誉,流变
发布时间:2024-12-01 21:56

　　王江泽

　　中国的侠义传统由来已久，秦汉以来，游侠豪杰名扬天下，聂政、荆轲、朱亥、郭解等刺客游侠荣登太史公史传之列；唐传奇中的《虬髯客传》已初具武侠小说雏形；明清两代，《水浒传》《三侠五义》等系列侠义公案小说流传民间。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侠文化”成为我们抹不掉的民族烙印。民国时期，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被看作现代武侠的发轫之作[1]，此后，王度庐、还珠楼主等武侠小说家纷纷登场，奠定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武侠小说在通俗文学领域的辉煌。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金庸在香港打造了“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的新武侠小说世界，引发阅读热潮。

　　今年恰逢金庸百年诞辰，金庸武侠再度受到关注。在长期的讨论和研究中，金庸的小说从通俗演义上升为了一代经典，他的新武侠也成为当代武侠研究绕不开的高峰。目前关于金庸小说的研究成果虽多，却主要集中在对金庸小说文本的多视角探索、对金庸本人的传记书写等方面，对于金庸武侠的经典化过程，则鲜见详细的史料研究与现场还原。偶有佳作，或是从文艺理论视角寻找理由[2]，或是列举若干学术名家的成果以为要旨[3]。实际上，金庸的武侠小说从进入大陆、风靡全国并最终成为一代经典，是经过了若干次长达数十年之久的激烈讨论，在众多文学事件中逐渐确立的，并非自然而然之事。因此，本文将从史料入手，结合当时的报刊、论文、讨论会与授奖情况，从官方媒体讨论与学术界的研究两个方面展开分析，对金庸的武侠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如何进入大陆，如何成为经典的过程进行还原，并在此基础上，探索金庸经典化背后的文化政治逻辑。

　　一、金庸武侠引进大陆的论争

　　新时期以来，随着国家文艺政策的宽松和转向，文坛逐渐复苏。金庸的武侠小说此时虽然尚未引进，但已有港版作品流传。1980年10月起，广州的《武林》杂志开始连载《射雕英雄传》，标志着金庸的武侠小说正式登陆，第一天就卖出了四万多册，对金庸武侠作品的连载使《武林》成了当时广州最畅销的杂志。随后，大量的盗版金庸小说在市场上泛滥[4]，将金庸武侠的热度推向全国，读金庸武侠成为当时的潮流。从正式出版的情况来看，在1984、1985年，当探索文艺的先锋们忙于小说实验时，金庸的小说也在国内出版市场全线登陆，在通俗小说市场开疆拓土：1984至1985年间，《射雕英雄传》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和长江文艺出版社先后出版，第一版印数就达到了七十五万之多；《神雕侠侣》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和陕西文艺出版社先后出版，印数超过二十万；《飞狐外传》第一版印数超过六十万；《碧血剑》《倚天屠龙记》《鹿鼎记》第一版的印数也都超过了二十万……[5]截至1985年，累计有二十家出版社出版了三十三个版本的金庸作品。[6]这些数字即使在今天也足以引起轰动，遑论在市镇人口仅占百分之二十点六，每十万人高中文化及以上只有六千二百二十二人的1980年代中期了。[7]可以说，从1980年初入大陆，到1985年大规模地发行，金庸的武侠小说在大陆掀起了一股武侠小说热潮，“乔峰”“郭靖”等金庸小说人物成为街头巷尾的谈资。但是，民间的热烈反响在权威报刊等代表大众文艺方向的官方媒体讨论层面，却遭遇了冷面。

　　在大陆对金庸以及武侠的讨论最早出现于1985年。1985年也可以看作官方媒体层面对于武侠小说从忽视到批评的态度转变时刻。我们不妨以《人民日报》这一权威媒体刊载的若干文章一窥变化。在1985年先后刊发的若干文章，其态度出现了从中立向批评过渡的变化。1985年2月4日第七版刊载洪洋的《挑战与思考》，对武侠小说的出现做了客观的评价：“旧框框的废除，禁区的突破，使得武侠、言情之类的小说，有了合法的身份。这方面潜在的创作力，在多年被锁闭之后，一旦开了闸门，便翻滚跳跃而出，一发而不可收。另一方面，它在数年之间，便招徕了上千万的读者，又充分证明通俗小说这种民族传统形式，是具有生命力的。”承认武侠小说受到欢迎有其合理之处，“情节的丰富和生动，形式的民族化和语言的生活化”[8]。1985年7月20日第八版《出版家的社会责任》和10月2日刊载的《该帮的帮一把》则对武侠小说作了文艺上的观察和出版问题的讨论。前者认为“专登武侠和侦探小说的，还算比较好的，其末流则鬼怪妖魔、女尸，甚至不能形诸笔墨的丑恶文字，一概出现，以为愈奇愈好。这确是毒害人民”[9]。后者则刊登在《人民日报》的头版，直言不讳地批评武侠小说的大量印刷占用了其他书籍的出版资源：“我常惊异于一些出版社对新旧武侠、公案小说的热情……总比一部‘奇案’或‘大侠’更有益于读者、更有益于青年吧？”[10]到了11月，《人民日报》连续两日发文批评武侠小说，则可以看作对全年讨论的一种回顾—1985年11月14日斯志在《人民日报》第六版发表了《武侠小说泛滥之后》一文，批评了当时武侠热风靡全国的情况，指出武侠小说污染人的精神，浪费大量的纸张，并且“武侠小说，一则质次，二则量多，内容、数量都不适当。质次而又量多，于是成为灾，成为害。因此，对某些武侠小说予以禁止，对整个武侠小说的出版数量加以限制，是应该的，必要的，也是做得到的”[11]。如果说此时的批评尚在可以讨论之中，那么第二天《人民日报》第三版专栏发表的文章《制止滥出武侠小说和庸俗文学书刊国家出版局决定采取经济制裁措施》则以行政命令的通告样式出现，姿态更为严厉，文章向社会宣布：“决定采取必要的经济手段，对滥出各类应控制的图书包括武侠小说、庸俗文学书刊的单位进行制裁。”理由与前文类似，也是因为“挤了部分印刷和纸张，进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正常的图书出版，并对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产生了很大的消极作用，后果是严重的”[12]。12月11日的一篇报道更加耐人寻味，《人民日报》刊载《被告只有十四岁》一文，其中的少年犯是因为“爱看武侠小说，就想抢人家东西，逞逞‘英雄’，结果犯了罪”，因此“也希望热衷于出版武侠小说的有关部门关注一下这种小说造成的社会效果”[13]。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在1984、1985年间，金庸的武侠小说被大量印刷、追捧，出现了“武侠热”的情况。这引起了国家相关部门的担忧：一方面是大量的出版资源被占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武侠小说质量参差不齐，会对青少年造成精神污染。因此，权威报刊在1985年的批判是有客观原因的，而且主要是针对出版社和读者（市场）的，对于金庸本人及其作品并没有进行直接尖锐的批评。在这些批评之中，我们也看到了金庸的武侠在当时仍处在通俗文学的一种，并没有在学术上或者主流舆论上获得支持和肯定。金庸在当时的地位更多是因为他特殊的香港同胞身份，而非和武侠作品绑定在一起。

　　1990年代初，随着市场经济浪潮的到来，大众文艺趋向于多元化的发展，对金庸的武侠小说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正面评价。1990年11月1日《社会科学报》刊载《为何武侠小说复姓多》开始就金庸小说的人名问题进行杂谈。[14]作为重要的机关报刊，《社会科学报》对武侠讨论的风格从客观、严肃转向了诙谐、轻松，这也喻示着在公众讨论层面，金庸武侠逐渐登堂入室。《人民日报》亦是如此—1993年12月31日刊载了高洪波的《武侠乐趣》。高洪波的文章可以看作一个武侠迷的自述，他称自己在1970年代末喜欢上金庸，“印象深的是金庸的《倚天屠龙记》和《天龙八部》，加上《射雕英雄传》，金庸使我感受到武侠小说的传统文化底蕴”，“武侠小说不摆出一副教育人的面孔，以轻松愉快的方式，请你到幻想世界潇洒走一回，灵魂与肉体均得到很好的休整”[15]。到了1998年，《武侠，看热闹与看门道》一文可以说是为金庸及其武侠小说作了盖棺定论般的经典化肯定了。作者承认了武侠流行的现状，“武侠小说畅销华人世界，为不同年龄、不同身份、不同文化程度的读者喜闻乐见，已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并认为金庸的武侠已经上升到了文学史的高度，“在中国文学史上，只有两个作家的个人创作真正家喻户晓，一是曹雪芹的《红楼梦》，一是金庸的武侠小说……写出了中国古代文化的魅力，对儒释道兵等古典文化有了重新构建，而且作品体现了人的理想性格和对人性的考察……”，高度评价金庸作品“不再仅仅描述侠客义行，而是偏重展现人性的冲突，揭示人生的哲理”[16]。金庸的新武侠被认定超越了过去的旧武侠，是以通俗手法写作本民族文化的瑰宝，别开生面，别具美感。

　　总的来看，从1980年正式进入中国，金庸的武侠小说迅速占领了通俗文学的世界，在民间获得了普遍的欢迎。但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在文化政策上还有所踟蹰，在社会讨论层面上，权威官方媒体始终不敢给金庸的武侠正名，同时对金庸新武侠的认定也局限在了通俗文学这一传统认识中。直到1990年代，市场化浪潮来临，金庸的武侠小说才赢得了主流媒体的认可。

　　二、权威期刊、学术讨论

　　与金庸武侠的经典建构

　　如果说在官方媒体方面，权威报刊出于代表国家态度的考虑，在对金庸武侠的论争中显得犹豫谨慎，那么，在1980年代新时期文学迅速发展的这段时期，对金庸武侠的讨论则要激烈得多、大胆得多。诸多名家大师在对金庸作品的讨论中也深入到了关于文学本质价值和文学雅俗之见等重大学术问题。大致来看，学术界对金庸的经典化大致有初创期（1985—1990）、成熟期（1990—1999）两个阶段。

　　学术界对于金庸的大规模讨论同样肇始于1985年。从讨论的情况来看，对于金庸书作版权的维护是一方面，对于武侠小说审美价值的讨论是另一方面。金庸出版问题可谓由来已久。尽管1980年代已经有数百万册的金庸作品在大陆流传，但都没有得到金庸授权，梁慧的《何必把眼睛盯在一处》和吴仁的《金庸的抱怨与梁羽生的愤怒》都旗帜鲜明地抨击了当时出版上的混乱状况。在关于金庸作品文学价值的讨论方面，作家郑万隆敢为先声，1985年他在《文学需要什么》一文中肯定金庸作品的文学性：“就是我们这些做小说的,哪个没读过几本剑侠小说或言情小说,而又被它们迷住呢?”[17]1986年，红学家冯其庸在《读金庸》一文中称赞了金庸武侠小说不同凡响的艺术成就，认为把研究金庸小说称为“金学”是有道理的。但是坚持纯文学立场的诸人也有着自己的批评意见。同年，魏皓奋在《关于新武侠小说的思考》中指出，虽然金庸能够以情动人，但武侠小说只是对“读者的一种暂时而又肤浅的诱惑”，因为它“不能塑造出具有深刻典型意义的人物,就缺少再思考与再发掘的价值”[18]。到了1988年，金庸作品的经典化迅速加快。《文艺报》以《武侠小说初登学术殿堂》为题,对“香港国际中国武侠小说研讨会”作了报道，武侠小说的讨论进入《文艺报》这一重要学术平台上。随后，影响巨大的《读书》杂志以两篇文章对金庸及其作品的经典化开展了紧锣密鼓的工作。柳苏的《金色的金庸》考察金庸的家世源流，以武侠小说金庸和报人查良镛两种身份并举，称赞他把原来陈腐的武侠小说“推到了一个新境界”[19]；一木的《金庸小说的堂吉诃德风》[20]则对金庸武侠中的各色人物作了点评。至1990年,《文史知识》开办《武侠小说漫话》专栏。这份学术地位颇高的月刊提倡研究武侠小说，说明武侠小说研究已经受到较高程度的重视。

　　通过权威学术期刊的讨论，学界对于金庸武侠小说的成就已经基本达成了共识，批评的声音逐渐消失，对于金庸经典化的深化工作在学术专著层面展开，大量金庸作品研究、武侠小说史的写作纷至沓来。从专著的出版情况来看，早在1988年，王海林在《中国武侠小说史略》[21]中，就对金庸的新武侠小说进行了专章讨论，这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武侠小说研究史。罗立群紧随其后，其1990年写就的《中国武侠小说史》对金庸的作品进行专章的分析，并将金庸称为“武林盟主”[22]。此后，作为资深金学研究学者的陈墨，推出了一系列研究金庸的专著，希望“为大陆的金学鸣锣开道”[23]。他的《金庸小说赏析》是大陆首个对金庸十五部作品依次分析阐释的著作，之后他又接连推出《金庸小说之谜》《金庸“武学”的奥秘》《金庸小说的情爱世界》《金庸小说人论》《金庸小说艺术论》《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等论著，一时间金学研究蔚为大观。与此同时，在学术期刊的评论当中，对金庸的研究也突破了单纯的对其作品的分析，进入对金庸武侠创作的成就进行整体评价。陈平原的《书剑恩仇儿女情—二十世纪武侠小说论(续)》强调了金庸的新武侠不再是通俗文学的滥制之作，而是在艺术性和人情味两方面与高雅文学建立了联系。[24]冯其庸的《瓜饭楼上说金庸》更是将金庸的作品和《红楼梦》相提并论。[25]

　　在这样的学术造势之下，对于金庸作品的经典化已经势在必行。1994年，专家荣誉的授予、权威出版商的出版以及文学史对地位的编排—这三件文学界的大事成为对金庸武侠作品经典化的重要证明。1994年10月24日，金庸被北京大学授予名誉教授，在授予仪式上，学术大家严家炎先生说：“金庸小说的出现，标志着运用中国新文学和西方近代文学的经验来改造通俗文学的努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如果说‘五四’文学革命使小说由受人轻视的‘闲书’而登上文学的神圣殿堂，那么，金庸的艺术实践又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次进入文学的宫殿。这是另一场革命，是一场静悄悄地进行着的文学革命。”[26]虽然仅仅是致辞，但严家炎的评价将金庸武侠小说的思想性提升到武侠小说家群体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峰，将其与文学革命的意义相提并论。自此，北大乃至学界开启重读金庸、重看金庸、重审金庸的研究。北大的荣誉授予对于金庸的经典化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对比金庸在香港大学捐款风波中的处境—1986年3月金庸给香港大学捐款八百万港币，获得荣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被人讥讽为花钱买学位。而在大陆，北京大学作为中国的最高学府，中文系的严家炎等文学史大家能给予金庸这样的肯定，其意义自然非比寻常。与此同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对金庸作品进行了精装出版。1991年，香港三联书店的董秀玉与金庸洽谈，决定由三联在内地出版得到金庸授权的武侠小说全集。1993年3月29日，三联书店与代表金庸方面的香港智才企业有限公司签订了出版合同。1994年，精心策划的三联版金庸作品集问世。有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27]之称的三联书店，在金庸之前出版多为学术译著和各个文学史名家作品，金庸武侠小说的纳入出版，再度证明了金庸的经典已成当时社会共识。除了学术界和出版界的一致认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王一川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的新晋文学史排名同样意义重大。在这一排名中，王一川将金庸排在第四位，仅次于鲁迅、沈从文和巴金，超越了郭沫若、老舍和曹禺。尽管这一排名在后来争议颇多，但这多少说明了金庸已被广大青年学者所看重，也是金庸进入文学史的一次尝试。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和《文学评论》两家权威学术刊物先后发表有关金庸研究的长篇学术论文，进一步标志着金庸在文学史研究中地位的稳固确立。

　　总的来看，经过权威报刊、高等院校的学术机构以及权威出版商的共同建构，在社会层面上对于金庸的大师地位、对于金庸武侠小说的经典地位已然得到了牢固的确认。

　　三、“武侠小说家”“来自香港的报人”与经典建构背后的文化政治

　　在民间、官方媒体讨论与学术研究三种力量的合力建构下，金庸武侠小说的经典化得以迅速地开展和成熟，金庸新武侠的文化地位和学术价值得到了确认。无论是权威媒体引导的社会讨论，还是高校里的学术研究，都对金庸武侠作品的文化价值进行了高度的肯定。即便在1980年代的批评当中，也只是“对事不对人”，批评武侠小说、批评出版社的工作而不针对金庸，甚至在1980年代早期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也绕过了金庸。金庸的经典化历程在相当顺利地进行，甚至超过了同时期的当代纯文学作品。这一文化现象的背后，关涉到了金庸个人独特的文化身份地位，以及新时期文学的底层设计需要。

　　1950年代，金庸除了创作武侠小说以外，还在香港创办了影响巨大的政治评论类报纸《明报》。在金庸的主导下，《明报》一直对内地的思想动态保持高度的关注。1981年后，金庸数次应邀访问内地,先后受到邓小平、胡耀邦、江泽民等领导人的接见。如果说，金庸以武侠小说家的身份搭建了大众文艺层面阅读讨论的基础，那么他作为社会批评家对内地改革开放的支持，让他得到了特殊的礼遇，从而在数十年里和中共中央领导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种双重文化身份的影响，无疑为金庸武侠小说顺利引入大陆、开展经典化的学术讨论减少了阻力，同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第四次文代会之后，国家将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对于文学的指导方向也从“为工农兵服务”调整为了更加宽泛的“为人民服务”，文艺创作的格局打开，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先锋派、朦胧诗等各类文学作品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样态。在文艺探索的火热进行当中，对于新时期文学的底层设计也亟须完成。当阶级叙事被取代之后，用何种文艺思路来团结大众呢？人道主义的启蒙提倡虽然在1980年代初受到提倡，但很大程度上是对于过去“文革”时期的一种反拨。松散的人道主义概念难以深入广大群众的内心。而现代主义的实验性写作更是曲高和寡，难以为继。到了1980年代中后期，对于文学的民族化叙事要求变得越来越强烈。在纯文学的角度上，表现在“寻根小说”和“新历史小说”的文化热潮；在通俗文学的角度上，表现在唐浩明、二月河等人的历史小说在全国的大热；在文艺批评角度上，发表在《文学评论》上陈越的《民族化：一个防御性的口号》[28]、李方平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民族化：一个战略性的口号》，都在强调文学民族化和大众化刻不容缓，当代文学的本土文化贫血问题被反复地强调。[29]在这一潮流趋势下，金庸的新武侠小说恰好符合了对民族历史题材的要求，被称赞为“保持某种程度的富有历史感的民族主义特色”[30]。同时，金庸作为香港同胞的政治身份，又使得他的武侠作品可以看作大陆和香港两地人民对于中华文化的一种共同认可，这和当时1997年香港回归的国家意志完美契合。就像杰姆逊所说的，在后现代社会中，小说里的文化意义不再是可靠的，而是“漂浮在文本的组织之上”，小说的实际任务是“把我们对‘过去’的观念以及观念化的(典型)看法‘再现’出来”[31]。杰姆逊指出在当下文学发挥的是一种“大众化历史”的表达功能，金庸的武侠拥有广阔的读者市场、民族化的文艺叙事，无论是从顶层设计角度还是读者接受基础上看，都是有必要进行经典化的。在这样一种文化政治逻辑的运作之下，金庸自己的香港同胞政治身份，和新武侠的民族化叙事这一文学特质，帮助金庸在内地迅速得到了经典化的认可。

　　总结

　　20世纪80年代，金庸以武侠小说“侠之大者”的“大宗师”身份，给大陆带来了武侠小说热潮，形成了众星捧月之势。在此期间，权威报刊媒体和学术界都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并在授予荣誉教授、结集出版、专书研究等文学事件之后，与广大的读者群体达成共识，共同铸就了金庸新武侠的经典化。

　　范伯群对中国现代文学的雅俗之辨进行如此区分—“有以雅携俗的，有相克中相生的，有相辅而未必相成的，有善于融会而相得益彰的，有物极必反的”[32]。以金庸武侠小说为代表的通俗文学冲入雅文学的阵营之中，推动了雅俗文学的交流，打破雅俗对立的局面，实现新的文化生态平衡，也为我们重构文学史、批评史，回归1980年代的文学现场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契机。

　　注释：

　　吴秀明、陈择纲：《金庸：对武侠本体的追求与构建》，《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2期。

　　邵斌、史慧琳：《文学经典化的语言学证据:金庸小说关键词的日常生活化》，《浙江学刊》2022年第4期。

　　柳娜：《金庸小说与文学革新》，《长江小说鉴赏》2023年第22期。

　　田莉莉：《金庸与全民阅读—谈金庸小说对大众文化的传播与影响》，《出版广角》2018年第23期。

　　金国华：《当代大众文艺:反拨、沉沦与拯救》，《文艺理论研究》1992年第1期。

　　梁慧：《何必把眼睛都盯在一处》，《出版工作》1985年第8期。

　　数字援引国家统计局《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1982年10月27日。

　　洪洋：《挑战与思考》，《人民日报》1985年2月4日第7版。

　　韦君宜：《出版家的社会责任》，《人民日报》1985年7月20日第8版。

　　东耳：《该帮的帮一把》，《人民日报》1985年10月2日第1版。

　　斯志：《武侠小说泛滥之后》，《人民日报》1985年11月14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