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性想象与文化深描——刘亮程写作的地方路径

来源:创作评谭
关键字:诗性,想象,文化
发布时间:2024-12-02 11:01

　　胡昌平

　　刘亮程摘得了鲁迅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这在新疆当代作家中是第一人。他坚守在新疆，固守在村庄，他的所有创作都与新疆大地密切相关，并通过文学创作寻找精神返乡的道路，为自己为读者筑造精神家园。刘亮程何以筑造精神家园？以何筑造精神家园？“文学者首先具有的是切实的地方体验，他的文学表达是当时当地社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学的存在首先是一种个人路径，然后形成特定的地方路径，许许多多的地方路径，不断充实和调整着作为共同体的‘中国经验’。”[1]我们可以借用“地方路径”的理论和方法，来探讨刘亮程写作的地方路径及其对精神家园的筑造。

　　一、从一个人的村庄出发

　　刘亮程对“一个人的村庄”的真切体验而参悟了存在的某些本质，他意识到躯体在前行，而心灵在生命的某一时期需要定居下来，就得为其筑造居所。“我们是通过什么来获得一处居所的呢？通过筑造。诗的创造—它使我们得以栖居—就是一种筑造。”[2]海德格尔认为人要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就得筑造居所，诗歌或者文学艺术的创造就是筑造的一种方式。这一居所，不是外在的有形的房屋，而是内在的无形的精神家园。刘亮程所有的创作都在寻找一条回去的道路，他从“一个人的村庄”出发，最终还要回到自己的村庄。这一返乡不是叶落归根式的肉身的返回，地理意义上的家乡亦非心灵栖居的地方。真正的返乡只能是精神返乡，真正的栖居之所只能是筑造的精神家园。刘亮程从开始文学创作的那一刻起，就踏上了筑造精神家园的漫长旅程。

　　刘亮程说：“我们用一生的时间在心中构筑自己的村庄，用我们一生中最早看见的天空、星辰，最先领受的阳光、雨露和风，最初认识的那些人、花朵和事物。当这个村庄完成时，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便形成了。”[3]用最初的生命体验去构筑自己的村庄，去筑造精神家园，这是文学创作的个人路径；刘亮程最初的生命体验都在新疆北疆的一个村庄即黄沙梁获得和形成的，这是其文学创作的地方路径。刘亮程早年写诗，后来写散文，再后来写小说，都是为了在新疆大地上构筑起自己的村庄，完成精神家园的筑造。

　　诗集《晒晒黄沙梁的太阳》、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风中的院门》《站在黄沙梁边上》《正午的田野》《在新疆》以及长篇小说《虚土》（亦被当作长篇散文），都是刘亮程倾尽全部热情对北疆乡村生活的书写，是他守在“一个人的村庄”中对精神家园的筑造。刘亮程在北疆农村长大，曾居住在地图上找不到名字的黄沙梁、老皇渠和元兴宫等小村庄。他当过农民，干过农机管理员，又进城当编辑，尽管学历不高，但掌握的“地方性知识”不少，他的所有创作都依赖于最初的生命体验或早年获得的地方性知识。“这种地方性不仅指地方、时间、阶级与各种问题而言，并且指情调而言—事情发生经过自有地方特性并与当地人对事物之想像能力相联系。”[4]刘亮程对于一个村庄的见识带有鲜明的地方特性，包括“土著”的思维方式，万物有灵、万物平等的价值观念和存在的审美化方法。从内容上来看，刘亮程的地方性知识涉及新疆北疆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土地、庄稼、各种动植物、季节和气候变化、乡村的日常生活、乡民的生老病死和平凡的故事等等。

　　土地是生存的根基，刘亮程的地方性体验根植于土地之中。人们“努力走近土地”，哪怕“面对土地有时充满恐惧”“看见大片土地沉默不语”，也要“种这块地/也就是种一辈子的心事”[5]。农民种地和干其他工作一样，都是生存的手段，但刘亮程种地不仅是干农活，他还要种“心地”。在书写北疆乡村生活的散文中，刘亮程或抒情主体不像一个辛勤劳作的农民而较为“闲散”，这使他能充分地体验到新疆大地上的诗意从而去种好“心地”。靠着土墙，抽着莫合烟，晒晒黄沙梁的太阳是在享受生活；看着“鸟把有鸟的天空移到远处”“我生命里的寂静又厚了一层”[6]，尽管凄凉，也有浓浓的诗意。“多少个秋天的收获之后，人成了自己的最后一茬作物”[7]，人在收获庄稼的同时，也在收获自己的人生，但收获之后是荒凉和孤寂。刘亮程也将人看作是一朵云、一场风，如“一朵叫刘二的云”“一场叫韩三的黄风”。他认为周围的许多东西都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任何一株草的死亡都是人的死亡”，“任何一棵树的夭折都是人的夭折”，“任何一粒虫的鸣叫也是人的鸣叫”[8]。人与土地上的万事万物紧密相连、息息相关；正是在土地上的真切体验和诗意想象，刘亮程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地方性知识。

　　“生命就是在体验中所表现的东西，这将只是说，生命就是我们所要返归的本源。”[9]刘亮程在北疆乡村的体验也是返回生命自身的方式，关注和尊重生命本身，平等地看待各种生命，是其作品的主要特色。刘亮程平等地关注生命，即使是一只虫子，也在他笔下发出了生命之光。守候着一只虫子的临终时光，刘亮程看到了土地因为虫子的离去而沉寂，“大地一片片明媚复苏时，在一只小虫子的全部感知里，大地暗淡下去”[10]。死亡对任何生命本身来说都意味着世界的消失。个体生命是短暂的，但类的繁衍却是永恒的。刘亮程在《与虫共眠》中“一年一年地听着虫鸣”，也“感到了小虫子的永恒”[11]；虫子的生命之光就是以鸣叫为自然添彩，人也应留下点什么才行。黄沙梁是人畜共居的村庄，刘亮程也在散文里写到牛、羊、马、驴、狗、鸡等众多的动物，它们与人相伴相生，并和原野、小草、流云、风和起伏向远的沙梁等一起塑造了人的性格。在《通驴性的人》中，刘亮程认为自己的生命被肢解成许多动物，每种动物身上都有自己的影子，“我饲养它们以岁月，它们饲养我以骨肉”[12]。刘亮程在描写动物时，不仅从人的视角去看待动物，也从动物的视角去看待人。动物视角的采用，目的在于反思人本身，反思“命”，以窥探自然之道。评论界曾将刘亮程的这一思维方式和叙述视角称为“天人合一的原始思维”，且带有“齐物论”色彩。实际上，这就是具有内部眼光的“土著思维”，即带有好奇、敬畏、原始、童真等特点的思维方式。这一思维方式有利于书写人畜和谐共居的乡村生活，呈现乡村生活的审美图景并表达万物平等万物有灵的价值观念。刘亮程就这样从“一个人的村庄”出发，沿着地方路径不断探寻，以筑造精神家园。

　　二、沿着地方路径的探寻

　　离开黄沙梁进城后，刘亮程仍然以其乡村土著的眼光和思维方式来看待都市生活。他把编辑报纸当作种地一样，认为是许多农民工像种庄稼一样种植了高楼林立的城市，他还想在适当的时候给城市上点牛粪。但他也在城市生活中看到了丑恶，乡村土著思维和地方路径在这里行不通，城市不是人畜共居的村庄，也无法为其筑造精神家园提供材料。于是，刘亮程多次前往南疆，欲把“一个人的村庄”的版图扩展到整个新疆大地上。

　　天山将新疆分作南北两地，因地理和气候等诸多因素，两地存在着很多差异，但也有着更多的相同或相似。差异使得刘亮程在南疆只是过客，相同或相似又使其能够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光”对南疆地方性知识进行“深描”；散文集《库车行》《驴车上的龟兹》和长篇小说《凿空》就对库车老城和阿不旦村进行了“深描”。“深描”不是事无巨细如实地描述，不是旁观者猎奇似的描述，而是“必须依照特定一类人对自己经验的阐释，因为那是他们所承认的描述”[13]。也就是说，“深描”必然是一种认可的或具有切身体验的描述，否则只能是高高在上的猎奇。刘亮程在《库车行》和《驴车上的龟兹》中对库车的描述最初带有猎奇色彩，但他沿着地方路径，以认可和赞许的态度实现了对南疆地方性知识的“深描”，此后又在《凿空》中对阿不旦村进行了完全意义上的“深描”。

　　《库车行》和《驴车上的龟兹》的大部分篇目是相同的，都是刘亮程多次库车之行的见闻录，记录了完全不同于黄沙梁的南疆生活。第一次到库车，刘亮程只是坐车穿城而过，此地并未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又多次到库车并停留了足够的时间，有机会深入到库车老城的大街小巷观察和体验，在记录当地日常生活情景时，逐渐找到了其与黄沙梁的相似之处，找到与心灵相契合的东西。《库车行》和《驴车上的龟兹》整体上呈现了一幅迥异于北疆和内地的生活图景：库车河、龟兹古渡、铁匠铺、理发店、巴扎、古币生意、割礼、葬礼、正在失传的手艺、长满杂草的田野、奥斯曼草、老式瓜菜、托包克游戏、坎土曼、毛驴车等等；这些都是刘亮程所不熟悉的南疆地方性知识，他以外来者的猎奇眼光记录着。走在库车老城的街上，刘亮程感觉只有他一个汉族人，他背着相机，却很少拍照，“只是慢慢地走、看、闻，走累了蹲在路边，和那些老人们一溜儿蹲着，听他们说话。一句也不懂。在他们眼里，我肯定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人，天黑了还没找到去处，在街上乱转呢”[14]。刘亮程和库车老城的居民因为语言障碍而分属不同的世界，他深知自己只是一个过客，库车之行并未改变他的生活，南疆的地方性知识也未能融入“一个人的村庄”的知识谱系。

　　然而，刘亮程的库车之行并不只是猎奇之旅，他在记录南疆的地方性知识时随着观察和体验的深入而逐渐获得了“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光”。步入中年，刘亮程一点点地接近那些古老的事物，他在库车老城发现了许多古老的事物，尤其是古老而缓慢的生活与黄沙梁是那么相似。“人只有缓慢下来，才会很从容地想想人之外的其他事情。人已经远远地走到其他生命前面了，完全没理由再急死忙慌地奔跑了。停下来，至少，放慢些脚步。”[15]黄沙梁的慢生活成就了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库车老城的慢生活扩大了这个“村庄”的版图。刘亮程认可和赞许库车老城的生活方式，想象自己另外的一生已经在此开始，想象自己在这里娶妻生女，平凡地过完一生而一无所有。他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象，是因为“这里原本就有我熟悉的许多东西：陈旧土墙的气息，我吃惯并喜爱的馕、抓饭，我认识的各种树木，能一一叫上名字的鸟儿，以及沿街摆卖的早年我使用过的手工镰刀、坎土曼；还有，跟我的黄沙梁一样缓慢、古老的生活”[16]。由此，刘亮程在库车老城也找到了筑造精神家园的原材料，这些原材料在长篇小说《凿空》中再次通过“深描”的方式呈现出来。

　　《凿空》叙述了南疆一个叫阿不旦村的日常生活，故事性并不强，没有贯穿始终的情节，也没有性格鲜明的形象，却是对南疆乡村生活的全景式“深描”，呈现了地方文化的独特性。《凿空》中有各种目的各种形式的挖洞，有坎土曼的变形与漫长等待，有石油开发和“西气东输”工程，有万驴齐鸣事件，还有许多家长里短的琐事，这些表层物事是通过“土著思维”和动物视角叙述出来的。刘亮程以北疆农民的思维融入南疆农民的心理，将他们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思维习惯、价值观念等形象地传达出来，又通过狗、驴、羊、鸡等动物视角来反观人世，使得小说中的物事都具有深层的隐喻意义。小说中曾有驴与警车较劲的场面：“警车经常往阿不旦村跑，警车一来驴就兴奋。这个牲口又来和自己较劲了。驴想。驴扯开嗓子对着叫，直到把警车叫走。”[17]驴叫是古老传统的象征，警笛是现代的象征，传统与现代抗争其结局早已注定。越来越多的摩托、三轮车和汽车，使驴担忧起自己的命，村里靠在墙根晒太阳的老人也在担忧自己或他人的命，龟兹研究所的王加在担忧坎土曼的命。这些“命”，都是文化之“命”的隐喻，传统文化或乡村文化在现代性进程中都如毛驴和坎土曼一样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

　　挖洞无疑是《凿空》中的重要事件。张旺才为了连通村里村外两处房屋而常年在地下挖洞；在城里风光一阵又垂头丧气回村的玉素普为了逃避而挖洞；村民为了地下的文物而挖洞；石油开采钻洞，目的各异，但都凿空了大地，凿空了人的心灵。挖洞带有原始冲动的意味，隐喻着返回原初的和谐。但自由自在、和谐的乡村生活已被现代化碾碎，凿空大地凿空一切都无法筑造起精神家园。“《凿空》通过阿不旦村自由自在、和谐自然的生活被打破来对现代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18]在反思和批判之中，刘亮程并没有拒绝现代性，他沿着地方路径探寻，为我们留存了一幅自在和谐的乡村生活图景，就如他在《库车行》和《驴车上的龟兹》中为库车老城留存老照片一样，目的是希望奔跑在现代化道路上的人们慢一些，时不时回头望一望，才能回到心灵栖居的精神家园。

　　三、穿越历史深处的返回

　　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在现实中不复存在，他喜爱的那些古老的事物或缓慢的生活已经消失或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消失着。散文集《在新疆》中的《拾的吃》《墩麻扎村禁地》《牙子》等篇什延续了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现代性摧毁地方性似乎势不可挡。现代性与地方性并不是势不两立的，在现代性进程中，地方性的意义越来越突出，因为现代性并不意味着一致性，丰富性或多样性应是现代性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地方性或地方路径正是多样性的体现。刘亮程沿着地方路径探寻，在长篇小说《捎话》和《本巴》中试图穿越历史深处来筑造精神家园，以完成“一个人的村庄”的构建。

　　《捎话》虚构了毗沙和黑勒两国交战的历史。战争的起因很荒谬：东边毗沙大昆寺的高墙挡住了西边黑勒的太阳，黑勒要求毗沙拆除高墙未果就兵戎相见。毗沙人信昆，黑勒人信天，两国实际上因信仰不同而引发战争。经过多年的战争，黑勒攻陷毗沙，改宗信天的毗沙人活下来，不改宗的则被杀光。《捎话》的故事是由捎话人库和小毛驴谢叙述出来的。王大昆门将翻译成黑勒语的昆经烙印在谢的驴皮上，托不知情的库将其捎给买生大昆门（后改宗变为大天门），以便在黑勒保存昆的种子。库牵着谢穿过战区捎话，战争的残酷场景就一一展现在库捎话的途中。当库将谢当作一句话捎给买生大天门后，谢被捂死剥皮，昆经被埋进沙漠。小说最后，库和谢又轮回降生。

　　《捎话》写战争但不宣扬战争，“天庭朝上的台阶上走着这场战争的所有阵亡者，他们不分彼此，手牵手，兄弟姐妹一样，往天庭的祥云里走”[19]。刘亮程无意美化战争，他通过描绘战争的残酷来表达和平的渴望。当然，这只是《捎话》的一个主旨，其更为重要的主旨是对语言的思考。库会几十种语言，他的师傅则会世间所有的语言。存在因语言而敞亮。库的师傅却认为每学会一种语言就多一个黑夜，“在他看来，那些看似被不同语言照亮的地方，其实更黑暗”[20]。用黑暗的语言去照亮黑暗，是存在的悖论；通过文学筑造精神家园也是异常艰难的。

　　从毛驴谢的视角叙事，是《捎话》中地方路径的最突出体现，小说中驴的思维随处可见。万物有灵、动物视角和“土著思维”是刘亮程的惯用手法，也是其文学创作的地方路径。《一个人的村庄》《风中的院门》《库车行》《凿空》都如此，《捎话》将其发挥到极致。《本巴》保留了这一特色，如公蛇和母蛇的对话是万物有灵的体现；又如“羊也在做梦，梦里羊群驱赶着牧人，在辽阔草原上迁徙。羊使唤人修羊圈、给羊割草喂料清理羊粪。在羊眯着的眼睛里，牧人成了羊的牲畜”[21]，这是“土著思维”和动物视角。

　　《本巴》是刘亮程对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的致敬，但不是对其的篡改，而是互文性的创造。《本巴》叙述了史诗时代本巴国和拉玛国之间的长年战争，又插入了蒙古族土尔扈特部落东归的历史壮举，还糅入了现实生活中的旅游热潮等情景，并附上不同史诗说唱者的《江格尔》片段作为结尾。小说的主要人物不是史诗中的江格尔汗，而是不愿长大的洪古尔、刚出生就征战的赫兰和在母腹里管理拉玛国的哈日王。《本巴》和《捎话》一样，都写到了战争，后者写了战争的残酷，前者则将战争描绘成搬家家、捉迷藏和做梦梦游戏而淡化了其残酷性。《本巴》中，江格尔在梦中打败了莽古斯，本巴国的人都停留在二十五岁而不往老年走；江格尔和十二个勇士七十二个宝东沉浸在酒宴之中，只派不愿长大的洪古尔去拉玛国应战。洪古尔被俘后，又由不愿出生却被迫降生的赫兰去营救。赫兰用搬家家游戏把拉玛国人变成沉迷于游戏的小孩，但在营救洪古尔时兄弟俩却被尚在母腹的哈日王踢向远方。为了找到赫兰，洪古尔又教拉玛国的人玩捉迷藏游戏。洪古尔喝了拉玛国守边老人的茶后瞬间变老，他和弟弟赫兰历尽艰辛才回到本巴草原。哈日王又用做梦梦游戏操控着江格尔和本巴国，洪古尔和赫兰则把他们从梦里拯救出来。《本巴》的故事非常离奇，它是一部奇作，意蕴丰富，在此只谈其筑造精神家园的地方路径。

　　史诗《江格尔》中的“宝木巴”被刘亮程在小说中称为“本巴”，这就是他通过地方路径筑造的精神家园。《本巴》中同样有很多地方性知识，转场就是其突出表现。在黄沙梁和阿不旦村，地方性知识属于农耕文化；在本巴国和拉玛国，地方性知识属于游牧文化或草原文化。转场是游牧民族特有的生产活动，他们根据季节、地势和草的长势而转场放牧，以保持草原生态平衡。转场时，所有的牲畜、毡房（或蒙古包）、家什物件和牧民都转到另一片草场，整个部落的转场就是大规模的搬迁。《本巴》中多次描绘转场的场景，洪古尔跟着转场队伍走，看见他们每天日出前拆房子，把所有东西放到马背上、牛背上和驼峰上，赶着羊群把家从一个山谷搬到另一个山谷，日落前又把房子搭起来休息。哈日王认为四季转场是单调的，赫兰则因为这样单调的生活而不愿出生，但哪里的日常生活又不是单调的呢？班布来宫殿的酒宴上对草原上的白天、黑夜、云、风、山、草木、动物等万事万物进行赞颂，被赞颂的事物都有回应。小说中还有给牲畜打上家族的记号，还有独特的阿扎尔酒等等。上述这些都是地方性知识的描述，也是刘亮程筑造精神家园的地方路径。

　　《捎话》和《本巴》从历史和史诗中获得创作灵感，从历史深处打捞精神家园的筑造材料，沿着地方路径完成了“一个人的村庄”的构建，并回到了这个“村庄”。黄沙梁、库车老城、阿不旦村、毗沙和黑勒、拉玛和本巴，都是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都是他筑造的包含完整空间和时间的精神家园，且有着鲜明的地方特征。“地区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系物桩，拴住的是这个地区的人与时间连续体之间所共有的经历。随着时间的堆积，空间成了地区，它们有着过去和将来，把人们捆在它的周围。”[22]《本巴》中拴住洪古尔的车轮、拴住梦的铁链，正是地方和精神家园的“系物桩”，我们最终都要回到且被“捆”在精神家园之中。

　　注释：

　　[1]李怡：《从地方文学、区域文学到地方路径—对“地方路径”研究若干质疑的回应》，《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1期。

　　[2][德]海德格尔：《系于孤独之途：海德格尔诗意归家集》，成穷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5页。

　　[3]刘亮程：《风中的院门》，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414页。

　　[4][美]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张家瑄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273页。

　　[5]刘亮程：《晒晒黄沙梁的太阳》，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9—10页。

　　[6]刘亮程：《晒晒黄沙梁的太阳》，第153—154页。

　　[7]刘亮程：《风中的院门》，第47页。

　　[8]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3页。

　　[9][德]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第85页。

　　[10]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第107页。

　　[11]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第1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