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的耕耘者 文艺评论的常青树——吴海访谈录

　　采访人：袁 演

　　游走于各类文艺体裁之间的评论多面手

　　袁演（以下简称“袁”）：吴老师好！非常荣幸能有机会和您做一个访谈。算起来，与您相识也有十七年了。那时我刚入职社科院，而您已退休多年，正在北京含饴弄孙，偶尔回南昌。遇见您的时候，您总是一副阳光灿烂的笑容，兴高采烈地同我交谈，很是亲切。后来在所里的资料室看到您的一些大部头著作，才开始慢慢熟悉起来。您的第一篇文学评论发表于六十年前，自此以后您就一直关注当代文坛并撰写了大量评论文章。请问您如何葆有对评论持久的热情和动力？走上文学评论之路经历了哪些事件？

　　吴海（以下简称“吴”）：很高兴接受您的访谈。关于我的文学评论之路，说来话长。1959年读大学二年级时我就在《星火》杂志上发表《新的生活，新的渔歌—评王一民的诗集〈鄱湖渔歌〉》一文，至今六十余年了。这篇小评论，应算是我的评论处女作。其实，我不是一开始就爱上了评论写作，我的文学生涯是受诗歌的“诱惑”起步的。我记得读高中时，就有一首儿童诗《纸鹞》发表在《井冈山报》副刊。后来进了大学中文系，便发疯似的读诗与写诗，这样狂热了大约两年。有一天读到苏联一位著名诗人的一篇谈诗歌技巧的文章，说写诗需要天才，一下使我发愣，以至惊愕，“天才”谈何容易？于是我立马刹车转向了评论。这无疑也是一种文学“幼稚病”。由于自己爱过诗，也尝试写过诗，所以最初写的短小评论几乎清一色的是诗评。“文革”后期，我从师大中文系转到省文化部门工作，看戏、看电影竟成了我的一项工作任务，所以写过不少剧评与影评。新时期以来，我又转到文学研究单位工作，写作方向便集中在以小说评论为主的文学评论，并积极参与省文联、省作协的各项文学评论活动，主持过多次作家作品研讨会，还多次合作主持过在庐山、井冈山召开的全国性当代文学研讨会。

　　我记得，很长一段时间，省作协成立的文学评论组开展了有声有色的活动，每周举行一次例会，或学习，或讨论，或策划，或编书，并协助《江西日报》每月编辑一期文学评论专版，既无报酬，也无聚餐，颇有一种“自带干粮去办公”的苏区干部作风，一时成为省评论界的佳话。这个评论组一直由吴松亭和我（时有“二吴”之说）担任组长，邀请了来自省直各有关单位的十八位评论家参加，后被誉称为省评论界的“十八棵青松”。每每聊起这段评论生活，心中充满豪情和美好记忆。

　　从以上粗略的回顾与介绍，不难看出我的评论写作所谓的“多面手”，完全是在工作实践中形成的，跟着工作的变化而变化，基本上是干什么，学什么，写什么，属于一种“流水式”的评论写作，似乎身不由己，没能去挖一口深井。这种状态说遗憾，也遗憾；说无奈，也无奈。

　　袁：吴老师，从最初的诗歌写作爱好者成长为一名出色的文艺评论家，这一路走来，您的收获有哪些？您认为如何写作才能保持常写常新的状态呢？

　　吴：半个多世纪的文学生涯中，与评论写作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是我未曾料想到的。几十年来，评论了省内外几十位作家及其作品，结集出版了评论集《创作探求录》《审美感悟录》《文学阐释录》（号称“三录”）。但这样的收获放在漫长的岁月中，是微不足道的，我常为此感到不安。

　　实践告诉我，创作难，评论也不易。评论家面对一个令人眼花缭乱、旋转不息的当代文坛，面对一位位不断探索、佳作迭出的作家，面对一部部头绪纷繁、意蕴丰厚的作品，要从中捕捉有意义的文学话题、寻找有价值的艺术规律、总结可借鉴的成功经验、梳理作家创作的运行轨迹，实在不是件轻松事。因此，追踪流动着的当代文坛，是文学评论者的要务之一。这种追踪，难免会让人产生一种马不停蹄的疲劳感，常会被一种阅读疲劳所困。往往看了几十万字、上百万字的作品，要求写的却不过是几千字、万把字的文章，而为了这几千字、万把字，却不知要熬过多少个日日夜夜。然而这种追踪也更会让人有一种难得的新鲜感，能使自己与时代、与文坛保持一种零距离的贴近，从而不断获得灵感与冲动，激活思维，引发碰撞。正因此，才会乐在其中，以至乐此不疲。

　　袁：从您的讲述中，我明白了您成长的曲折，也看到了您可贵的坚持。您刚才也提到了“创作难，评论也不易”，然而，现实是，相对于小说、散文、诗歌等文学作品的原创性，文学评论总是被戏谑为“嚼过的馍”或者复述式的“二次创作”。其实，文学评论也是一项艰难的原创性工作，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有效地进行文学评论，使之具有深度和高度？哪位评论家对您的写作产生过影响？

　　吴：文学评论的写作，离不开作家作品。如何进入作品？我感到细读文本便是直接进入作品的“绿色通道”。因此，细读文本是评论写作的基础。只有细读文本，才能与作家的心灵对话，才能沉浸于作家所营造的那个艺术世界，才能发现隐藏于作品背后的种种奥秘。当然，细读文本不是终极目的，而是为了审美阐释、审美选择、审美比较、审美判断。阅读与阐释是评论写作链中的两个紧紧相扣的环节。在实际写作中，评论家的审美思维是极为活跃的，常常是时而潜心于阅读情景之中，时而又跳出阅读，跃上理性的层面作居高临下的审视。感性与理性的交融，是评论写作中必然出现的思维现象。在这方面，著名评论家雷达做得很出色。他的评论文章完全是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写出来的，分析判断充分贴近作品实际，从不用一些空泛概念、新潮名词来硬套作品。这种务实的评论作风，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

　　在我刚刚写作文学评论时，最难摆脱的是一下笔就陷入对作品情节的复述，往往进入了情节却跳不出情节，不能做到俯视作品，不懂得怎么抽象、怎么概括。后来才渐渐感悟到，好的评论文章应该是从具体到抽象，透过抽象见具体。因为文学评论不等于作品介绍，评论家的任务也不是单纯复述作品内容，而应当是挖掘、揭示潜隐于作品深处和艺术形象背后的底蕴及其内在艺术规律，以帮助和引导读者与作家的审美思维接轨，从而获得深刻的审美启示。

　　袁：在您看来，写好文艺评论文章，除了要细读文本、建立审美思维、挖掘作品的内在艺术规律之外，还有什么有效的路径？

　　吴：文学要交流，作家、评论家要交往。我们常说“作家、评论家是孪生兄弟”，创作与评论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可见创作与评论、作家与评论家的关系是亲密无间的。为了评论，也为了创作，我日常最愿意与作家交朋友，与作家聊天，最爱听作家的发言，最爱读作家的创作谈，最爱看作家的访问记，最关注有关作家创作的种种背景资料。往往作家的一句话、一种思考、一种情绪、一个生活细节，能触发我的评论灵感，打开我的评论思路，帮助我透视作家心灵的动向。

　　多年的评论写作实践，使我深切感受到多与作家交朋友，是进入作品的“快车道”。我真要感谢许多作家朋友对我的帮助。最难忘的是我担任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期间，我建立了一个“江西文学研究文库”，那时许多作家朋友纷纷慷慨捐赠自己的创作成果，令我感动。后来，这个“江西文学研究文库”逐渐有了点规模，甚至成了上级领导视察省社科院时的一个参观点。

　　最值得提及的是著名作家陈世旭。我与他既是同事，又是文友，还是邻居。我们几乎天天见面，随时交谈，无话不说。他的作品我总是第一时间阅读，他是我评论最多的作家之一，他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我时不时可以猜到其原型，根据他作品的语言风格不看署名我也能八九不离十地辨识出是出自他的手笔。我从与陈世旭的交往中获益良多，有充分理由拒绝作家、评论家之间的“文人相轻”。

　　袁：文艺评论离不开文艺理论的指导和渗入，那么，理论与批评究竟有何区别呢？评论家如何处理理论与批评的关系？

　　吴：理论批评，是我们常用的一个概念，而这里的理论与批评却有着不同的内涵，前者指的是文学理论研究，后者指的是文学评论。尽管评论有别于理论，但并不等于评论不要理论。在长期的评论写作中，我深感评论一刻也不能脱离理论。没有正确的、深刻的理论指导，评论就会失去灵魂的支柱，就无从判断作家创作的高下、是非与成败，也无法提升评论自身的层次，强化评论的深度和力度。

　　不过评论家对理论的运用不同于理论家，他们需要的是将理论化为自己审美思维的血肉，融于艺术的分析判断中。与此同时，评论写作还必须有真切的情感投入，要求评论家对作品一定要有感悟、有发现、有激情。“动情”是进入作品的触发点，是找到评论感觉的基础。“有情评论”与“无情评论”的阅读效果是有明显差异的。

　　文学评论事，甘苦寸心知。几十年走过，有苦有累自不待言，但愉快和兴奋更与我朝夕相伴，充实了我的生活以至生命。在写作中，常会为突然想到一个自认为创新的观点、新颖的角度、有文采的句子、别致的标题而无比喜悦。尽管自知没写出像样的东西，也明白思维方式与知识结构的局限使自己滞后于文坛，但大小文章中的字字句句却都是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感受，来自思维与心灵深处。

　　具有理论深度与思想高度的评论家

　　袁：大家知道，广告式评论、友情评论常见诸报刊，“多栽花，少栽刺”成了某些评论家的潜意识。然而您却反其道而行之，于20世纪90年代初，撰文指出江西小说存在四大缺点，敏锐眼光中透出勇气、正气。请问这一结论从何得出？当时出于一种什么考虑？后来这些缺点在创作中有改进和变化吗？

　　吴：我记得1990年南昌的《小说天地》杂志举办了一次关于江西小说创作的笔谈，我应邀参加当时我撰写的笔谈文章题为《小说：寻求更高的美学层次》。在文章中，我第一次大胆地、一口气就江西小说创作指出了四大缺点“小家子气”“老实”“不耐读”“很难找到自己的个性”。我是以群众反映的口气来表达的，通俗、口语化。实质上指的就是江西小说创作格局和气魄不够宏大，小打小闹，缺乏大家风度；创作中缺乏创造精神和求新意识，往往给人一种“迟到感”和“跟跟派”的印象；作品缺乏思想的深度和深沉的美学意蕴，使读者感受不到一种理性的穿透力和震撼力；江西小说未能在全国小说百家中独树一帜，缺乏鲜明的审美个性和地域文化特色，辨识度不高。

　　我们平常阅读江西作家作品时，在横向坐标面前，不满足感常常多于满足感。例如，怎样在作品的形象世界中隐含一个宏大的、深远的社会历史背景，怎样对一个复杂的历史时代作出高度的艺术概括，怎样以敏锐的艺术目光率先捕捉特定时期最典型的时代情绪和民族心理，怎样创造出类拔萃、堪称艺术典型的人物形象，怎样开掘具有丰富性、深刻性、独创性的时代主题，怎样在艺术形式、技巧、风格诸方面显示大胆的追求和探索精神。总之，怎样拓展思维空间和审美视野，各自营造一个有别于“你”、有别于“他”而真正属于“我”的辉煌美学世界，这都是值得我们深深思考的创作课题。

　　我当时这样想、这样说，完全是出于对江西小说崛起与繁荣的强烈渴望与热切期待，巴望出现一夜腾飞的创作奇迹。同时也出于我对文学赣军的热切呼唤，眼看着文学湘军、晋军、陕军、鲁军红红火火，闪耀文坛，而我们的赣军如何？真有心急如焚之感。由于我对江西小说创作现状比较了解，对全国小说创作态势也了然于心，所以几乎时时处处、自然而然就会将江西小说与全国小说作比较，找差距、寻良方，企图探索其中的成功奥秘。

　　我谈论江西小说的种种不足，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现在由新时期跨进了新世纪、新时代，时代的巨变带来了文学的巨变，江西文学也不例外。放眼当下江西文坛，充满生机与活力，有才华的作家成批涌现，优秀的作品让人目不暇接，文学活动此起彼伏。特别是散文创作快速崛起，令全国瞩目；江子的《回乡记》荣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振奋江西文坛。在此，我无力全面评说江西文学的发展现状，但有三个颇具创新意义的文学现象却跳动在我的思维之中：一是陈世旭创造“小镇文学”；二是江子在《回乡记》中首创文学域名“赣江以西”；三是《星火》杂志倡导“原浆散文”。我认为这三个文学现象都是江西作家的独创，是外省文学没有的。三者都是有价值的文学话题，值得关注与探究。

　　袁：您曾三次受邀参加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评奖活动，而且还担任小组组长，能否给我们分享一下评奖活动的细节？这些学术活动经历对您产生了什么重要影响？

　　吴：谈到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评奖读书班，这引起了我最美好的回忆。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评奖是由中国作家协会主持，委托《文艺报》编辑部承办的，当时是两年一评，1981年开评。我曾有幸应邀，于1983年、1985年、1988年先后参加了全国第二、第三、第四届评奖读书班，每次读书班都历时一个多月，最后一次还有机会住在颐和园内高墙深院的别墅区。读书班二十余人，分为三个小组，与会人员都是有一定影响的评论家和编辑家。三次都让我担任小组组长，真是诚惶诚恐。读书班的工作分为三个阶段：先是分组阅读由全国各报刊、出版社和地方作协推荐的几百部作品，在个人阅读的基础上，多次展开小组讨论反复筛选；接着分别由各组组长在大会上详细介绍筛选出来的作品情况和意见，然后组与组交换阅读；第三阶段是进行大会讨论，对有分歧的作品展开辩论，各抒己见，最后投票评出预选作品交评委会。这算完成了读书班的直接任务。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第四届评选中，我省作家宋清海的《馕神小传》光荣入选，实现了江西中篇小说获全国大奖的零的突破。

　　读书班的另一场重要活动就是研讨会。大家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集中阅读了这么多作品，都有话要说，都有一定的发言权，诸如对中篇小说创作形势的估量，题材、主题的转移，反思文学的突破，民族文学的提高，军事文学的发展，改革者形象、当代青年形象、普通人形象的塑造，以及某些不注重深入生活、背离现实、回避社会重大矛盾的倾向等等，都在会上进行了积极探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关于中篇小说为什么从崛起到繁荣如此迅猛异常，大家认为这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我在会上提出“四个需要”，获得大家认可。总之，中篇的崛起和繁荣，是新时期文学的一个重要现象，当时就预感到我们的文学很可能出现“中篇时代”。

　　应该说，三次参加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评奖读书班，是我难忘的文学经历，使我开阔了评论视野，拓展了思维空间，扩大了文学交往，建立了面向全国的文友圈，看到了自己的浅薄、封闭与落后，从而增强了学习的紧迫感和追赶的动力。此后，我在多篇文章中和多次会议发言中都谈到了三次参加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评奖读书班的巨大收获，时时刻刻发现自己读书太少，不像读书班的不少学友，对当代作家作品非常熟悉，发言时左右逢源，如数家珍，举例随手拈来，既能作纵的比较，又能作横的比较，并能用准确、新颖的评论语言予以概括和表达，真使我钦佩不已。正因我有了这些文学经历，1989年省作协主编出版“江西新时期十年文学作品选”丛书，便要我为中篇小说卷撰写序言。我敢于接受任务，其勇气正是来自三次参加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评奖读书班，心中有了一点底。

　　弘扬江西传统文化的热心人

　　游历四海的文化长者

　　袁：除了潜心文艺评论写作和参加各种重要文学活动，您先后担任了江西省文学艺术研究所副所长、江西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职务近二十年之久。请问您在任期间主抓了哪些至今令您印象深刻的学术工作？

　　吴：我先后在省文化厅下属的省文学艺术研究所工作，担任副所长（省文化厅厅长兼所长），后因机构调整，转到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担任所长，直至退休。考虑到江西的古代文化十分辉煌灿烂，我应该为弘扬江西的优秀传统文化作出自己的努力和奉献，在其位谋其政，不能辜负组织的信任。尽管自己的专业领域是当代文学，但我还是尽心尽力地支持一批青年学者开展江西古代文化研究，先后主持编撰出版了“江西古代文化名人”丛书、《江西历代文学艺术家大全》、“宋代文化研究”丛书，并主编了《江西文学史》。

　　主编《江西文学史》是我工作的重中之重，历经十年之久，花费了太多的心血，十年磨一剑。令我欣慰的是，2007年7月，该书荣获江西省第十二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09年6月，该书又荣获第二届江西省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奖。2014年10月，《江西文学史》被江西省档案馆征集收藏，并颁发证书。总之，《江西文学史》的问世，第一次圆了江西文坛的文学史梦，更实现了我多年来心心念念的文学史梦！

　　袁：我知道您这些年还游历了不少国家，更是写出了许多精彩的游记散文。在这些文章中，您对当地的文化进行了介绍和传播，给读者打开了一扇扇窥见世界的窗口。请您分享一下旅游中的见闻与趣事。

　　吴：我退休以后，儿子、女儿分别先后安排我出国旅游，去了近二十个国家和地区，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都留下了我的脚印，实现了我想看看大千世界的人生梦想。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我都愿意去看一看，走一走，然后比一比，想一想，写一写。由于亲眼见到不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风景，不能不感触良多，便随身携带一个小本本记录下所见、所闻、所感。《旅欧记忆》《旅美掠影》《域外走笔》等十几篇文章，真实反映了我面对多彩世界的感受与体验。这些文章尽管称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散文或游记，但它的内容却是原汁原味的。

　　我想起了著名作家张贤亮在他创办的5A级景区西部影城大门上亲笔题写的对联：旅游长见识，行走即读书。的确如此，多年的出国旅游丰富了我的经历，拓展了我的视野，增长了我的见识，活跃了我的思维，收获颇多。现在，我日常或关注国际新闻，或阅读外国作品，或欣赏环球旅行博主的视频，都会联想起自己出国旅游的见闻，那些新闻的发生地、作品中的场景，仿佛就在我身边。地球仪和世界地图册，成了我常备的学习工具。

　　2018年我到英国，特地参观了莎士比亚故居。这是一幢二层小楼，坐落在一个小院内，古朴而幽静。参观中我零距离地接触了这位伟大的作家，还欣赏了莎翁作品的片段演出，倍感亲切，印象深刻。特别是看到在二楼展厅的一角，布展了号称“东方莎士比亚”的汤显祖的照片和“临川四梦”，我作为汤翁的故乡人不由得激动和自豪。2017年11月我到了南太平洋的澳大利亚、新西兰，2018年10月又来到了北大西洋的英国、爱尔兰。一年之内，我竟跨越了大半个地球，耳闻目睹了这无边的、多彩的世界，乃是人生的一大快事。出了国，更爱国。我要感谢世界这本无字大书！

　　袁：与您的一番访谈下来，我真有一种“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受！半个多世纪以来，您始终勤奋耕耘在当代文坛，著述颇丰，您对文学的初心不改，矢志不渝，为我们后辈学人树立了楷模和典范！今年下半年您即将迎来米寿之年，借此机会祝您身体健康，生活愉快，也期待您继续关注我们的文学创作。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吴：谢谢！我很高兴和您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访谈，也祝您今后取得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

　　（受访人单位：吴海，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与文化研究所；访谈人单位：袁演，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与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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