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华不减还是美人迟暮？——浅析新世纪“70后”女作家的“中年写作”

　　刘 燕

　　“中年写作”最先由诗人肖开愚于1989年提出，他认为作家诗人的经验积累与创作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而后，欧阳江河、陈思和、谢有顺等进一步完善、丰富了“中年写作”概念的内涵外延。梳理归纳可见，“中年写作”建立在与“青春写作”相比较的坐标系上，不仅涉及作家的生理年龄，还意蕴其心理年龄、生活经验、创作能力与风格等方面，其主要特征是具有“社会责任的沉重感（文学开始进入生活与世界的核心部分），是人生、命运、工作性质这类问题以及秋天般的写作心情”，尤其是“对人生的透彻感悟和生命形态的成熟”。[1]因此，“70后”作家作为新世纪以来逐渐进入中年阶段，创作具有“中年写作”特征的群体，深受学界瞩目。其中，不少女作家的创作成了文坛亮眼的风景线。

　　一、从“被遮蔽”到“突围”：“70后”

　　女作家的崛起

　　新世纪之“新”，是当下的21世纪与过去的20世纪相较而言的“新”，是一种以时间为纬度建构的概念。但实际上，诚如许多学者所言，我们仍处于1990年代的历史延长线上，“在很大程度上延续着90年代所构建的世界想象、国家想象、政治和文化想象”[2]。因此，讨论新世纪文学，便不能脱离作为其前史的1990年代文学。

　　1990年代初，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日用商品生产日益丰富多样、大众传媒快速更新迭代，中国势不可当地加速进入转型期。这种躁动不安、热血沸腾的社会氛围同样感染着文学领域，引发争鸣的文学现象频出。

　　刘 燕

　　“中年写作”最先由诗人肖开愚于1989年提出，他认为作家诗人的经验积累与创作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而后，欧阳江河、陈思和、谢有顺等进一步完善、丰富了“中年写作”概念的内涵外延。梳理归纳可见，“中年写作”建立在与“青春写作”相比较的坐标系上，不仅涉及作家的生理年龄，还意蕴其心理年龄、生活经验、创作能力与风格等方面，其主要特征是具有“社会责任的沉重感（文学开始进入生活与世界的核心部分），是人生、命运、工作性质这类问题以及秋天般的写作心情”，尤其是“对人生的透彻感悟和生命形态的成熟”。[1]因此，“70后”作家作为新世纪以来逐渐进入中年阶段，创作具有“中年写作”特征的群体，深受学界瞩目。其中，不少女作家的创作成了文坛亮眼的风景线。

　　一、从“被遮蔽”到“突围”：“70后”

　　女作家的崛起

　　新世纪之“新”，是当下的21世纪与过去的20世纪相较而言的“新”，是一种以时间为纬度建构的概念。但实际上，诚如许多学者所言，我们仍处于1990年代的历史延长线上，“在很大程度上延续着90年代所构建的世界想象、国家想象、政治和文化想象”[2]。因此，讨论新世纪文学，便不能脱离作为其前史的1990年代文学。

　　1990年代初，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日用商品生产日益丰富多样、大众传媒快速更新迭代，中国势不可当地加速进入转型期。这种躁动不安、热血沸腾的社会氛围同样感染着文学领域，引发争鸣的文学现象频出。野，关注到了女性个人成长体验。比如女作家滕肖澜，她善于捕捉那些柴米油盐、鸡零狗碎的瞬间，书写女性个体之间的差异，认为正是女性个体的差异为处理女性遇到的困难、探究女性命运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于是在她的小说《海上明珠》中，她塑造了罗晓培和毛慧娟两个互为镜像的女性人物，在讲述她们在学历、性格特点等差异之余，进一步鞭辟入里地分析了城市白富美与农村打工女等角色身份、阶级的巨大差别。这是横亘在两者间难以跨越的鸿沟，使得两人难以避免地明争暗斗。

　　这实际上反映出，新世纪女作家的中年写作不仅对自我成长体验进行书写，而且大胆地迈向更广阔的现实大地，聚焦于不同的个人。对此，学者刘思谦认为，这是“女性意识与个人意识的双重自觉”[5]。而基于对“女性”和“个人”双重身份的体认，“70后”女作家们首先试图重新呈现被猎奇、欲望化书写一概而论的都市生活，从日常生活作为切入点展开写作。魏微的小说《化妆》一经发表，就引起了热议。小说女主人公嘉丽是个贫穷的女大学生，她初入职场，便天真单纯地爱上已成家的张科长，固执地认为找到了人生真爱。当多年后重新和张科长见面，她化妆成自己大学时朴素甚至简陋的样子，期望由此重温过去的美好与爱恋。可所谓的“真爱”却以貌取人，认为她是靠身体换取报酬之人，她这才意识到张科长的虚伪与丑陋。从小说中不难看出作家深入都市日常生活，书写了现代人被物欲异化的表征；而女性作为长期被边缘化的“他者”，更是承受着来自社会、性别、身份等多重压迫。还有朱文颖的小说《高跟鞋》，凭借“高跟鞋”这个具有代表性的现代都市象征物串联起拜金主义至上的社会风气里不同女性的命运沉浮。此外，须一瓜的《雨把烟打湿了》、戴来的《茄子》等也纷纷以较为理性冷静的笔触勾勒现代都市中女性的日常生活，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反思意识。

　　除了创作都市日常生活题材的作品，新世纪以来，有越来越多的“70后”女作家的创作拓展至乡土题材。譬如鲁敏，她的童年和少年时期都在乡村度过，有着较为深刻的乡村生活经历。在小说《镜中姐妹》里，她描绘了一个有着五个姐妹的家庭，父亲的重男轻女、母亲的功利市侩让除了小女儿小五以外的几个姐妹，将人生寄托于容貌与婚姻，一生坎坷不幸。而小五见证了这一切，凭借自己的能力逃离乡村社会，拥有了选择自己人生的可能。鲁敏笔下的乡村生活，不乏闭塞的思想观念，但同样也拥有朴实无华的生命质地，在《思无邪》《逝者的恩泽》等小说中皆有所描绘。此外，还有付秀莹的小说《陌上》《野望》，作家建构出了“芳村”作为小说叙述的背景，书写出在风云变幻的时代浪潮下，城市化是如何影响着乡土社会不同女性个体的命运。

　　不容忽视的是，由于乡土文学的概念范畴随着新世纪的来临进一步拓展，流动于城乡之间的打工群体也成了不少女作家描写的对象，盛可以的《北妹》是具有代表性的一部作品。小说讲述了社会底层打工妹钱小红的人生际遇。钱小红辗转于宾馆、发廊、工厂等地谋生，一方面受到资本主义的盘剥，另一方面又被男权强势话语所欺侮。即便钱小红常常遵从身体的欲望而游离于各种男人中，作家也表现出了一种有限度的宽容，并发掘出她身上潜隐的反抗意识，表现其面对丑陋、狡诈、虚伪的男性，泼辣而果敢地反击，从而为书写底层女性生存生活现状，探索底层女性自我主体意识、性别意识提供了一种可贵的尝试。

　　三、从二元对立到和谐共生：“70后”

　　女作家的性别意识

　　新世纪以来，“70后”女作家的写作不但在主题上愈发宽广，在叙事者的选择上，也不再如同1990年代的写作那般主要采用自叙体并强调女性的性别标识，而是尝试男性叙事视角或淡化性别身份的叙事视角，令人深思。

　　野，关注到了女性个人成长体验。比如女作家滕肖澜，她善于捕捉那些柴米油盐、鸡零狗碎的瞬间，书写女性个体之间的差异，认为正是女性个体的差异为处理女性遇到的困难、探究女性命运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于是在她的小说《海上明珠》中，她塑造了罗晓培和毛慧娟两个互为镜像的女性人物，在讲述她们在学历、性格特点等差异之余，进一步鞭辟入里地分析了城市白富美与农村打工女等角色身份、阶级的巨大差别。这是横亘在两者间难以跨越的鸿沟，使得两人难以避免地明争暗斗。

　　这实际上反映出，新世纪女作家的中年写作不仅对自我成长体验进行书写，而且大胆地迈向更广阔的现实大地，聚焦于不同的个人。对此，学者刘思谦认为，这是“女性意识与个人意识的双重自觉”[5]。而基于对“女性”和“个人”双重身份的体认，“70后”女作家们首先试图重新呈现被猎奇、欲望化书写一概而论的都市生活，从日常生活作为切入点展开写作。魏微的小说《化妆》一经发表，就引起了热议。小说女主人公嘉丽是个贫穷的女大学生，她初入职场，便天真单纯地爱上已成家的张科长，固执地认为找到了人生真爱。当多年后重新和张科长见面，她化妆成自己大学时朴素甚至简陋的样子，期望由此重温过去的美好与爱恋。可所谓的“真爱”却以貌取人，认为她是靠身体换取报酬之人，她这才意识到张科长的虚伪与丑陋。从小说中不难看出作家深入都市日常生活，书写了现代人被物欲异化的表征；而女性作为长期被边缘化的“他者”，更是承受着来自社会、性别、身份等多重压迫。还有朱文颖的小说《高跟鞋》，凭借“高跟鞋”这个具有代表性的现代都市象征物串联起拜金主义至上的社会风气里不同女性的命运沉浮。此外，须一瓜的《雨把烟打湿了》、戴来的《茄子》等也纷纷以较为理性冷静的笔触勾勒现代都市中女性的日常生活，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反思意识。

　　除了创作都市日常生活题材的作品，新世纪以来，有越来越多的“70后”女作家的创作拓展至乡土题材。譬如鲁敏，她的童年和少年时期都在乡村度过，有着较为深刻的乡村生活经历。在小说《镜中姐妹》里，她描绘了一个有着五个姐妹的家庭，父亲的重男轻女、母亲的功利市侩让除了小女儿小五以外的几个姐妹，将人生寄托于容貌与婚姻，一生坎坷不幸。而小五见证了这一切，凭借自己的能力逃离乡村社会，拥有了选择自己人生的可能。鲁敏笔下的乡村生活，不乏闭塞的思想观念，但同样也拥有朴实无华的生命质地，在《思无邪》《逝者的恩泽》等小说中皆有所描绘。此外，还有付秀莹的小说《陌上》《野望》，作家建构出了“芳村”作为小说叙述的背景，书写出在风云变幻的时代浪潮下，城市化是如何影响着乡土社会不同女性个体的命运。

　　不容忽视的是，由于乡土文学的概念范畴随着新世纪的来临进一步拓展，流动于城乡之间的打工群体也成了不少女作家描写的对象，盛可以的《北妹》是具有代表性的一部作品。小说讲述了社会底层打工妹钱小红的人生际遇。钱小红辗转于宾馆、发廊、工厂等地谋生，一方面受到资本主义的盘剥，另一方面又被男权强势话语所欺侮。即便钱小红常常遵从身体的欲望而游离于各种男人中，作家也表现出了一种有限度的宽容，并发掘出她身上潜隐的反抗意识，表现其面对丑陋、狡诈、虚伪的男性，泼辣而果敢地反击，从而为书写底层女性生存生活现状，探索底层女性自我主体意识、性别意识提供了一种可贵的尝试。

　　三、从二元对立到和谐共生：“70后”

　　女作家的性别意识

　　新世纪以来，“70后”女作家的写作不但在主题上愈发宽广，在叙事者的选择上，也不再如同1990年代的写作那般主要采用自叙体并强调女性的性别标识，而是尝试男性叙事视角或淡化性别身份的叙事视角，令人深思。

　　结 语

　　新世纪女作家的“中年写作”以“70后”作家为创作主力，一方面蕴含着女作家们因年岁渐长而愈发丰富的社会阅历与人生经验，另一方面内蕴她们越发成熟、稳重、理性的心理特点，投射于文学创作中，便形成了相对“青春写作”而言，更加现实、多元的创作内容，以及更加沉稳的创作风格。这些女作家，从喧嚣浮躁的1990年代突围，迈入更加辽阔的新世纪社会，创作的主题更加多元，不仅探究城市灯红酒绿下人心人性的煎熬，也观照了乡土社会和底层女性的处境。此外，不少女作家尝试以男性作为叙事者，或运用淡化性别身份的叙事寻求创作的突破，在物欲充斥的现代社会中，对两性关系的复杂化等现象表现出了一种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理解与接纳，具有超越二元对立性别秩序的意味，可谓是风华不减。然而，新世纪女作家的“中年写作”也暗含局限，即失去了青年女性写作流露的锐气与力度，不再抱有理想主义与热血激情，令女性写作容易陷入被男权话语束缚、同化的困境，便令人有美人迟暮之感。因此，“70后”女作家们应不断进行自我纠错与完善。同时，相关的文学生产机构应给予“80后”“90后”等青年女作家更多的鼓励和支持，令新世纪女作家的写作如海浪般此起彼伏，迸发出更旺盛的生命力。

　　注释:

　　[1]陈思和：《从“少年情怀”到“中年危机”—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视角》，《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5期。

　　[2]易晖：《“新”在何处：新世纪文学的流与变》，《现代中文学刊》2023年第6期。

　　[3]邵燕君：《“美女文学”现象研究—从“70后”到“80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12页。

　　[4]宗仁发、施战军、李敬泽：《关于“七十年代人”的对话》，《南方文坛》1998年第6期。

　　[5]刘思谦：《女性文学的语境与写作身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6]张莉：《姐妹镜像：21世纪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1页。

　　[7]赵文薇：《女性文学的发展走向》，《名作欣赏》2013年第3期。

　　[8]梁钺皓：《重返1998年：当代文学的“中年危机”—以“断裂问卷”为中心》，《上海文化》2021年第2期。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