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日常：文港毛笔发展演变及制笔技艺传承研究

来源:创作评谭
关键字:发展,演变,传承
发布时间:2025-01-06 21:43

　　刘爱华

　　“笔不到文港不齐”，江西文港毛笔作为地域性的一个文化品牌，已经成为文港镇、进贤县乃至江西省的一个文化特色和产业亮点。在文旅深度融合的语境下，文港毛笔发展迅速。但书画生态的变迁，或者说其生活属性的缺失，导致其逐步淡出人们的视野。笔者认为，回归日常，让毛笔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深挖其符号价值，是文港毛笔及制笔技艺传承的重要创新路径。

　　一、文港毛笔历史演变与工艺特点

　　“妙笔遍神州，毫光越华夏”，文港号称“华夏笔都”“中国毛笔文化之乡”，与李渡、前途等乡镇一样，自古以来就是有名的“江南毛笔之乡”。1969年其行政区划由临川县划入南昌进贤县。文港毛笔制作历史悠久，如有“中国毛笔文化第一村”美誉的周坊村之周氏，祖籍河南汝州，以“汝南世家”“汝州后裔”自称，“东汉末年迁至江西进贤县文港，靠制造毛笔起家，世代繁衍。‘承泽丰镐’是说这个家族的制笔技艺渊源远在秦都咸阳（西周称镐京）……从晋代开始制作毛笔。家家是作坊，人人会制笔”[1]。另据族谱记载，文港镇的邹姓是山东迁来的，文港毛笔的制作技艺是在西晋时由山东省邹县传授而来，至今有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2]传承至清末，文港产生了两支重要的名笔，一支是周虎臣毛笔，另一支是邹紫光阁毛笔。

　　周虎臣（1672—1739），文港镇周坊村人，出身制笔世家。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在苏州设肆，名“周虎臣笔墨庄”。据传因乾隆六十大寿时进贡六十支寿笔，深得乾隆赞赏，后名声大噪。为躲避战乱，同治元年（1862年）其后人在上海市兴圣街（今永胜路）69号开设分号，吸收湖笔工艺，有“湖水名笔”之称，“由于所产的笔做工精细，用料讲究，故分号的业务发展很快，作坊亦相应扩大，笔工增至一百多人”[3]。生产的“虎”牌毛笔畅销香港、南洋。1916年江苏沪海道道尹曾签发布告制止假冒“虎”牌毛笔倾销香港。1935年获中华总商会全国展览会优等奖。周虎臣毛笔在上海名噪一时，并直接影响海上画派及吴门画派，以至于清末民初著名书画家李瑞清赞道：“海上造笔者，无逾周虎臣，圆劲而不失古法。”[4]周虎臣笔墨庄传承人与李鼎和店主李氏联姻，使江西水笔技艺与湖笔技艺进一步融合，在海内外影响进一步扩大。“周虎臣笔墨庄于1956年以公私合营的形式生产，是年又合并了‘杨振华’和‘李鼎和’笔庄，使狼毫、羊毫和兼毫的制笔技术及品种更加齐全、完备。”[5]

　　邹紫光阁毛笔源自文港镇钱塘村。文港制笔人自古流传“出门一担笔，进门一担皮”的俗语，有一路卖笔一路收购制笔皮毛的“跑市场”传统。道光三十年（1850年），钱塘人邹发荣、邹发惊在汉口驻足，卸下“笔担”，创办“邹紫光阁”笔店及“邹隆兴杂皮笔料行”。他们以钱塘为制笔中心，以汉口为销售中心，业务迅速扩大。“至1916年，邹紫光阁的生产与销售达到了一个空前的规模，笔店员工近400人，年产毛笔100万支，常年流动资金达12.5万余元。”[6]民国时期，邹紫光阁分成久记、成记和益记三家分店。从1930年到1946年，“邹紫光阁”的三记又先后在成都、南京、重庆、福州等地开设了分店，形成了产、供、销一条龙的庞大体系，影响深远。[7]

　　在中国毛笔制作史上，周虎臣毛笔、邹紫光阁毛笔、李福寿毛笔和王一品毛笔并称中国四大名笔，可见文港毛笔的重要地位。

　　文港毛笔制作工艺复杂，工序繁多，目前制笔界公认的工序多达一百二十八道，分水作、干作、笔杆组合及包装四个部分。而水作最为复杂，也是制笔工艺的核心所在。明代文学家屠隆曾有言：“笔之所贵者在毫。”[8]文港毛笔制笔工艺特点主要有：

　　1.小生产性。文港毛笔源自农耕文明，与小农经济相伴随，其功能更多为补贴家用。随着文港制笔业的发展，产生了专业的制笔匠人，但主要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组织结构，生产活动单调，生活节奏缓慢，在管理上显得较为散漫、凌乱。

　　2.半市场化性。毛笔作为传统手工产品，具有鲜明的半市场化属性。文港毛笔亦然，它就是建立在小生产基础上的市场化，它依赖市场，但又有别于现代市场。“毛笔的半市场化属性决定了毛笔制作既极度依赖于市场又超然于市场，毛笔制作的手工艺特点决定了其无法按照标准化、规模化、模式化进行生产，这样客观导致制笔者与用笔者的分离，但它不同于一般商品。”[9]毛笔作为书画艺术的物质载体和工具语言，必然按照个性化、精细化、专业化要求进行制作，难以实现批量化生产，这样又与现代市场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3.家族性。文港毛笔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以血缘为基础，一般父传子、母传女。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封闭式的传承体系被不断打破，不仅出现了异姓的学徒，而且出现了现代班级制的研培方式，还出现了雇工的用工方式。但总体而言，文港毛笔的传承仍是基于血缘、亲缘的家族传承方式，其他传承方式起辅助性作用。

　　4.手工性。“手工手工，动手有功。”毛笔制作技艺作为古代百工之一，作为一种传统手工技艺，是一种通过手直接作用于自然物的造物活动。手与造物对象、人与自然呈现一种天然状态，造就一种物我相融、无间的状态。“‘无间’的手工劳动方式，以及它所体现的劳动的实现性和承担性，赋予手工劳动创造以即时即地性，使其劳动产品具有独一无二性。”[10]毛笔制作技艺的手工性，赋予其与自然对象的“无间”，成为物我对话、体悟自然、观照自我的一种方式和媒介。“主要是工艺本质和存在方式、价值的被肯定。它对人的灵魂的观照，它对自然真切的感受，它对历史的传承，对直觉经验的重视，它的制作过程给人带来的愉快，都无不直指人类的精神深处。因而现代人对手工艺的需要并非是物质的需要和对其有用性的需要，而更主要的是表现为一种精神上的需要。”[11]手工制作过程，是一种基于自觉经验的创造过程，展示了手艺人的自信，满足了其精神的需要。

　　5.发散性。在互联网语境下，文港毛笔制作技艺不仅是毛笔的技术条件和成型过程，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关系网络。文港毛笔既有前店后厂的传统方式，也有家制店销的模式，往往在老家制笔，在外地销售，甚至还产生了网店的新型电商模式。也就是说其以毛笔制作技艺为中心，形成了一种发散性的社会关系网络，将制笔者、售笔者、用笔者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封闭又开放的信息传导系统，推动毛笔产业的发展。

　　二、书画生态变迁与文港毛笔发展现状

　　毛笔书写在古代社会处于民众生活中心，融入了社会主流，尤其是文人雅士的生活中。毛笔是敏捷才思的物质载体和象征符号。“梦笔生花”“神来之笔”等传说，都反映了古代毛笔象征的天赋文采对文人雅士的重要意义，以至于今天社会还有魁星信仰，其点斗笔曾一直主宰着文士学子的科举前途。不仅文人雅士重视毛笔，其天赋文采、书画艺术依托于毛笔，就连普通百姓的日常书写如记账、记事等也依托于毛笔。在古代社会，毛笔是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书写工具和交流媒介，其制作技艺在百工之中也就成为一个重要门类。随着科技迅猛发展，书画生态急剧变迁，毛笔逐步为硬笔、电脑乃至网络所取代，无纸化、无笔化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日常状态。在这样的语境下，毛笔书写逐步远离日常生活领域，“蜷缩”至书画家及书画爱好者的狭小天地，走向艺术的“祭坛”。“书法与日常书写的断裂，极大地阻断了电子文化出现之前人们从日常书写通向书法写作的普遍倾向，书法真的成了只是具有艺术胸怀的人才会进入的园地，成了一门纯粹属于艺术范围内的行当。”[12]书法成为一种艺术，脱离了日常书写，成为一种纯粹的艺术。这不仅是书法，也是制笔技艺传承困境的重要原因。

　　从当前来看，文港毛笔发展整体形势较好，它已经成为文港镇的支柱产业。目前，文港镇拥有毛笔生产企业四百余家、毛笔作坊两千余家、现代笔业一百余家，产品涵盖毛笔、钢笔、油画笔、化妆笔等品类。全镇从事制笔及相关文化用品产业的人员两万二千余人，在外经商一万二千人，销售窗口五千一百多个，销售收入近八十亿元。[13]文港毛笔产业发达，拥有从销售皮毛、拔毛、制笔杆、制笔头、销售制笔工具、销售毛笔等完整产业链条。从业人员众多，有“万人制笔万人销售”的俗谚，不仅制笔工匠众多，而且销售人员数量巨大，全国大部分地区文化用品店铺都活跃着文港人的身影。销售网络发达，淘宝、京东、抖音、快手等已成为文港毛笔重要销售平台。文港还拥有全国最大的文房四宝交易市场之一。还存在一个全国独特的集市—笔市，每逢农历尾数为一、四、七的日子，文港镇及周边乃至全国的毛笔经销商都会到此赶集，购买毛笔、笔料及制笔工具等。此外，文港毛笔产业也带动了周边的张公镇、温圳镇、李渡镇、长山晏乡及丰城市袁渡镇的发展，辐射效应明显。

　　当然，文港毛笔发展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体现在：一是文化品牌效应不突出。文港毛笔尽管已经成为全国制笔中心，占据全国毛笔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市场，但其影响力远不及宣笔、湖笔等，品牌效益不明显。二是人才队伍建设力度不够。文港制笔匠人水平良莠不齐，尽管出现了周鹏程、李小平、朱耀胜等高水平的制笔匠人，但绝大多数制笔匠人技艺水平较差，人才队伍建设亟待加强。三是文创产品研发不够。文港毛笔主要生产用于书写的毛笔，对其符号价值挖掘不够，文创产品研究这块非常薄弱。四是文旅融合深度不够。文港镇尽管推出了一些文化景点，如中国毛笔文化博物馆、中国毛笔文化第一村—周坊村、中国钢笔文化博物馆、中国文房四宝交易市场、晏殊书院、周虎臣纪念馆等，但其旅游开发仍是碎片化的、零散的，没有统一合理的规划设计，毛笔作为旅游资源的独特性也没有很好发挥，旅游服务设施也不够健全。

　　此外，文港毛笔发展还存在毛笔文化传播有待加强、毛笔市场价格机制不协调、毛笔市场管理不规范等问题。

　　三、回归日常：文港制笔技艺传承创新路径

　　书画生态的变迁、传统工艺的当下传承，与民众生活对接无疑是其不可回避的重要路径。日本著名民艺学家柳宗悦认为，民众工艺的特色体现在：“一、是为了一般民众的生活而制作的器物；二、迄今为止，是以实用为第一目的而制作的；三、是为了满足众多的需要而大量准备的；四、生产的宗旨是价廉物美；五、作者都是匠人。”[14]在古代，毛笔及其制作技艺，很显然具备这些条件。毛笔是日常书写的工具，具有突出的民众性；如今其物美价廉，只是因为书画生态的急剧变迁，它逐渐由日常大众之物变成了小众之物，进入艺术的“藩篱”。因此回归日常，回归民众生活，无疑是文港毛笔制作技艺传承发展的重要现实举措。“如果工艺的文化不繁荣，所有的文化便失去了基础，因为文化首先必须是生活文化。”[15]从长远来看，作为艺术的毛笔书写，作为书画艺术的成型技术—毛笔制作技艺离开了民众的日常生活，其发展的空间只会越来越小，从而成为一种“古董艺术”，缺乏生命力和生活气息。“全民书写已是无望，但对于现在还坚持着书写的人，更多的回归到日常生活的书写，将影响更多人对书法有重新的看法。”[16]从书法的角度来看，全民书写是不可能的，但书写回归日常生活，与民众日常生活有关联还是有可能的。毛笔制作技艺亦然，如何推动其与民众日常生活的关联，让它进入大众的视野，对其传承发展来说是很有意义且很有必要的。

　　推动文港毛笔的传承发展，笔者认为，可从以下两个大方面进行探索：一是毛笔使用价值的提升。毛笔作为书画艺术的物质载体和工具语言，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其制作技艺的高低直接影响书画艺术的水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就必须提升文港毛笔制作技艺整体水平。可通过营造尊重制笔匠人的文化氛围、举办文港毛笔制作技艺大赛、举办毛笔制作技艺培训班、搭建书画家与制笔匠人沟通平台、注重文港毛笔品牌管理、拓展化妆笔等衍生笔类产品等。二是毛笔符号价值的挖掘。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哲学家让·鲍德里亚在《物体系》中明确指出：“要成为消费的对象，物品必须成为符号……它被消费—但（被消费的）不是它的物质性，而是它的差异。”[17]毛笔具有突出的符号价值，是独具中华文化神韵的经典符号，是敏捷才思的象征符号。深挖文港毛笔的符号价值，必须推动其回归日常，融入民众的生活，可通过开拓具有收藏价值的纪念毛笔、开拓具有赠送价值的礼品毛笔、开拓具有休闲娱乐价值的旅游市场等途径，推动文港毛笔及其制作技艺与旅游的深度融合，推动毛笔文化旅游研学活动，激活文港毛笔的生活性，切实让其回归民众的日常生活。

　　结语

　　文港毛笔尽管总体发展形势不错，但在书画生态急剧变迁的情况下，其发展仍存在不少问题，而最大的问题是远离民众的日常生活。因此，回归日常，让文港毛笔及制作技艺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就成为一种重要选择。当然全民的日常书写已无可能，但这不意味着毛笔回归日常没有可能。笔者认为，这种回归日常，不仅是指毛笔书写回归日常，也是指毛笔及制作技艺回归日常，即通过对其符号价值的深挖，让其以“变脸”的方式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在文化消费语境下传承并重构文港毛笔。

　　注释：

　　[1]陈良学：《明清川陕大移民》，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年，第343页。

　　[2]聂国柱、陈尚根主编：《江南毛笔乡》（内部资料），1993年，第8页。

　　[3]上海书画出版社编：《文房用品辞典》，上海书画出版社，2004年，第30页。

　　[4]朱国栋、王国章主编：《上海商业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74页。

　　[5]吴国华：《周虎臣及周虎臣笔庄》，《美术报》2009 年5月2日第44版。

　　[6]周德钧：《名店“邹紫光阁”》，《武汉文史资料》，2007年第10期，第51—52页。

　　[7]刘爱华：《手工作坊生产与社会交换—以江西文港毛笔为个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68页。

　　[8][明]屠隆：《考槃余事》卷二，中华书局，1985年，第41页。

　　[9]刘爱华：《手工作坊生产与社会交换—以江西文港毛笔为个案》，第46页。

　　[10]吕品田：《动手有功—文化哲学视野中的手工劳动》，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5页。

　　[11]方李莉：《新工艺文化论:人类造物观念大趋势》，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