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爱之名：流量时代的“饭圈”制造与情感机制

　　李玥融

　　“饭圈”是当下最为盛行的以情感为纽带的青年亚文化社群，也是流量时代中一种极具组织色彩的粉丝文化构成模式。在流行文化的意义上，“饭圈”实际上是一种具有典型特征的民间组织形式。它的出现代表着个体与“被崇拜者/物”之间的情感互动方式，已经被一种由多种面向催生互动的网状情感机制所替代。

　　这种情感机制的内在更迭意味着，过去只是间接参与“粉丝—偶像”关系的各种力量，比如资本逻辑、意见领袖，如今都不可遏止地试图直接参与到对于粉丝社群的塑造之中。在这种参与模式中，一种属于流量时代特有的粉丝文化主体被成功询唤了出来。

　　一、“宗教化”：流量时代下的追星模式转型

　　流量时代的粉丝文化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将“宗教化”推演到了极致，从而在最大公约数上理解“粉丝—偶像”之间的关系。在“粉丝—偶像”的情感叙事中，粉丝以偶像为榜样，并视为审美追求与理想寄托。不过，这种情感机制本身就如同宗教，参与者试图将主体的内在需求投射到理想对象上，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埃德加·莫兰在《电影明星们：明星崇拜的神话》一书中提出，明星是一种既有人性又有神性的生物，在某些方面，他们类似神话里的英雄或奥林匹斯山上的神，引发某种信仰或宗教。[1]信徒将美好期待寄托在对神的信仰里，追随着神的一切。粉丝也如信徒般在偶像身上发现“理想的自我”，追星的过程是心理投射也是确立价值认同的过程。

　　正因如此，粉丝总是如同教徒一样不求回报地为偶像付出，“饭圈”流行的经典语录展现着粉丝对偶像的宗教式膜拜：“我要写诗给他，不要求送达。”“即使我们素未谋面，可我依旧会为你欣喜若狂。”“追星的意义在于：他什么也没做，却治愈了我所有的不快乐。”这些话语其实意味着，偶像与粉丝间的联结链条其实发生于情感机制中，粉丝在偶像身上体验到难以遇见的特质，并在情感上得到回馈，从而弥补现实中缺位的情感需求。当这种情感趋于狂热，也就会产生“殉教徒”，为了偶像“肉身献祭”。被称为“全世界的情人”的鲁道夫·瓦伦蒂诺病逝时，一大批影迷自杀，至今粉丝为明星自杀的新闻屡见不鲜。

　　随着流量时代的内在变革，社交媒体迅速发展，随之而来的便是由流量与资本打造出的偶像和粉丝之间的新型关系。当粉丝与偶像的关系打破了“拟社会关系”的平衡，他们便因密切互动进入了一种强联系网络。心理学研究者Horton和Wohl提出“拟社会关系”用以形容人们与电视中明星的关系。人们会将电视中“模拟沟通”与观众互动的明星当成自己真正的朋友，他们在这种单向社会关系的幻想中规避了被拒绝的风险，在假想的关系中得到满足。互联网发展显然改变了以往造星的过程与逻辑，当粉丝与偶像间变成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先成为偶像再获得粉丝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粉丝从“仰望者”变成“造星者”。这是一个先获得粉丝后成为偶像的时代。粉丝社群不是单纯的明星崇拜，而是粉丝加入以明星为标志的亚文化群体，通过互动参与寻求价值认同。[2]与过去只能通过电视、报纸等媒介接触偶像不同，互联网时代加强了粉丝与偶像的互动，粉丝对于偶像的爱在每一个环节都可以转化为偶像的实际利益，增加曝光度，让其获得经济利益。偶像也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星辰，他们的价值与名气离不开粉丝数量与质量，粉丝与偶像的关系从单向崇拜变为双向影响。

　　粉丝与偶像的强联系网络的形成，除了互联网技术变革的影响，选秀节目的出现也是重要一环。2004年，《超级女声》推出，粉丝经济初见雏形，主要涉及购买偶像唱片及周边等。2018年，选秀节目开始利用网络平台广泛吸引粉丝，商业价值转化成为追星模式的底色，粉丝通过集资、刷榜、投票使偶像得到关注，获得更好的名次。近年来，风靡全网的《创造101》中流行的口号是：“你不投，我不投，妹妹何时能出头；你一票，我一票，妹妹马上就出道。”当下，层出不穷的选秀节目，使偶像的诞生可以跳过明星公司打造包装、依靠作品积累粉丝，直接由粉丝票选出来，粉丝逐渐掌控着偶像的命运，这种“双向奔赴”突越了单向“拟社会关系”的幻想。粉丝追星模式由崇拜偶像转为制造偶像，粉丝也因此获得更多的归属感与满足感。

　　二、粉丝劳工：流量操纵下的情感劳动

　　流量为王的时代，粉丝文化成为不可小觑的新经济增长活力。粉丝通过情感劳动生产粉丝经济，偶像与粉丝间的情感逻辑之下是隐秘的资本逻辑。

　　“粉丝经济”最初由约翰·费斯克在《粉丝的文化经济》书中提出，即粉丝以情感为核心在产业结构中付出的经营性创收行为。为收割粉丝经济，资本发掘了粉丝的情感劳动价值。情感虽不具备直接的经济价值，但雇佣方可借助一种通约的置换，将不同层次、不同面向的劳方情感占有、支配和消费，量化为某种外部存在，最终纳入交换计算体系和服务计算体系；这样，情感就具有了经济性价值。[3]粉丝经济不仅仅在于粉丝为情感消费买偶像同款周边等，更在于以情感劳动的方式参与以数据流量为核心的产业链。情感劳动的核心在于对情感的创造以及操纵。[4]粉丝对偶像的情感成为资本可操纵的对象，粉丝成为互联网的“数字劳工”。

　　互联网时代的劳动问题不能仅仅用资本家剥削这样的逻辑来分析，网奴也不仅仅是互联网的一种劳工形式，他们更是一种复杂的劳动关系。[5]意大利学者特拉诺瓦提出“数字劳工”，即在网络上以免费劳动来生产数字经济的一批使用者。如在微博上活跃的粉丝，他们利用平台，形成偶像数据站，以打榜、控评、转发等形式为偶像创造数据流量。粉丝成为流量的生产者亦是消费者，即“产消者”。在《第三次浪潮》中，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提出“产消者”概念，是生产者和消费者两个词汇的组合，当下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边界日益模糊，消费者在消费的过程中也承担着生产者的职能。[6]奥地利学者福克斯认为互联网用户作为数字劳动中的“产消者”，主要以两种方式实现其自身的劳动价值：一是用户的创造性内容，二是用户的时间。[7]粉丝在为偶像消费的同时，自觉自发地承担生产者的职能，为偶像做数据。他们不仅仅是这种数据的生产者，同时也是这种数据的消费者。他们通过这些人造数据，来换取一种关于象征资本的满足感。不过，这种满足感的诡异之处在于，这种象征资本并不直接赋予生产者本人，而是属于偶像—那个被推举出来的人。

　　粉丝劳工要参与粉丝群活动。粉头和大粉会管理粉丝，安排任务，如打榜做数据、撕黑控评举报、氪金投票应援等等；并以活动积极程度、氪金能力为标准划分粉丝等级，有追行程拍照的前线粉、高氪金粉、技术粉、数据粉，付出越多，话语权越高。还有一类“脂粉”，即职业粉丝，通常是明星工作室的员工或水军，引导粉丝消费，灌输“每一分爱，都明码标价”的价值观，并鼓励怂恿粉丝为偶像投票、买广告位、买偶像代言产品等。他们抵制“白嫖粉”，即不为偶像花钱的粉丝，不买专辑、不看演唱会、不打榜刷屏等不仅会被歧视还可能被开除“粉籍”。通过排斥不付出的粉丝获取粉丝劳工的免费劳动，在事实上已经抛弃了粉丝文化情感机制的最大公约数。在粉丝“造星”的过程中，各个力量都参与进了粉丝社群的制造中，也即是说，“造星”不过是一种幻觉，背后是资本力量的再造“饭圈”。

　　资本瞄准了粉丝与偶像间的情感链接，榨取粉丝“产消者”更多的情感劳动，从而产出更高的粉丝经济。资本链条各个环节都以收割粉丝经济为目标，商业平台通过打榜、排名等机制聚拢粉丝的情感劳动，通过推出明星势力榜、超话排名榜等刺激粉丝刷流量、刷数据并消费，以用户活跃度提升平台营收。品牌方与厂家通过偶像代言推动粉丝的购买力，以粉丝流量实现品牌的免费推广，通过发布各个明星代言销量，激起粉丝对家间攀比消费。但这些资本逻辑都被包装成情感逻辑，是“不能让偶像丢脸”的荣誉之战。一系列营销口号诸如“你对哥哥的爱有多少，就氪多少”“如果氪金不达到指标，哥哥就拿不到代言费”让粉丝通过自我暗示的方式为偶像氪金，以无休止的情感劳动为偶像的作品、票房、收视、唱片、代言费等买单。商业资本维持着“粉丝—偶像”情感机制的外壳，却将其本质替换为了一种关于流量的运作逻辑。

　　三、以爱为病：“饭圈”的污名与再造

　　粉丝文化出现的紧张关系恰恰是我们的文化正在总体经历的，只是在粉丝文化中分外显眼。[8]这是詹金斯在2021年牛津中国论坛上针对“饭圈”出现病态现象的论述。这提醒我们，“饭圈”暴露的问题是时代所共有的，只是当它首当其冲地成了众口铄金的讨伐对象时，它也不得不以选择种种自证清白的方式，来获取生存的合法性。

　　“饭圈”面对的讨伐当然是严厉的，在舆论场域之外，也会招来其他层面的惩治。例如近期，遏制体育领域“饭圈化”成为热门话题，不良的饭圈风气严重影响体育圈的严肃与和谐。以体育健儿为偶像，本应是赞扬为国争光的拼搏精神，推崇勤劳训练的刻苦精神；资本将“造星”模式应用在运动员身上，引导粉丝疯狂地“站队”，拉踩撕黑、辱骂造谣，影响了运动员的正常生活与训练。巴黎奥运乒乓女单决赛，孙颖莎与陈梦包揽冠亚军，本是值得庆贺的事，却因为孙颖莎遗憾落败，使部分人利益受损，他们不从竞技角度分析原因，反而造谣诽谤，质疑比赛的公正。同时，还涌现出一批粉丝“撕对家”，饭圈中的毒唯、唯粉、CP粉等活跃在体育圈，给运动员加戏码，吃醋证据、捏脸杀、眼神杀等等小动作放大剪辑，甚至因偶像一个无意的举动就引发一场激烈骂战。这些狂热行为不仅破坏了竞技运动的秩序，也极大损坏了体育精神，危害了社会良好生态。幕后黑手刻意营销，制造话题，博取流量，实现利益最大化；而被挑动情绪的粉丝，深陷舆论风波，失去理智，做出失范举措，乃至公安机关接连发文提出整治体育领域“饭圈”违法犯罪行为。

　　为了对抗一种整体性的“污名化”状态，粉丝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来产生具有积极意义的社会现象，从而挽救归属于“群体”本身的象征资本。“饭圈”作为一种具有严密组织性与号召力的自发民间社群，迫使粉丝进入粉丝群，参与粉丝群体活动，让追星不再是个人爱好，而成为组织化、社会化的活动，这样的特性是粉丝群体产生社会影响的根本意愿。在面对各种重大社会事件时，粉丝群体以强大的组织力量动员粉丝捐赠物资，他们往往捐赠数额超数百万，还为前线提供大量丰富的日用品、医用品，还有粉丝捐赠女性生理用品。不论是出于对偶像还是对社会防疫工作的支持，“饭圈”都以强大的战斗力为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粉丝公益更成为一种长期的坚持。在偶像的引导下，粉丝将对偶像的支持转化成为社会服务。如以某粉丝公益团曾种植五万多株树苗，相比较于买牛奶获得投票资格导致大量社会物资的浪费，以公益活动支持偶像既可以提升偶像形象，又能增强粉丝自身的社会责任感，还真正为社会贡献出一份力量。

　　正因如此，现在绝大多数粉丝已经意识到，偶像的象征资本不仅仅可以通过流量获取，也可以通过各种社会评判体系获得。当流量带来的商业价值成为衡量偶像综合实力最为重要的指标时，一切需求都瞄准偶像带来的流量数据，乱象横生也成为吸引流量的自然手段。这种方式当然回应了一种新的共识，即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流量”只能作为一种潜规则式的评价逻辑，在这层潜规则之上，必须用一套符合公序良俗的叙事完美包装。也就是说，在这种“去污名化”的运动之下，只不过是“流量至上”叙事的逐渐淘汰。

　　不过，流量时代的粉丝文化仍然有其可贵一面，譬如社群坚韧的意志与旺盛的创造力。宗教式情感使粉丝常有惊人的毅力与坚持，创作出衍生文化。粉丝运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发挥想象力对偶像周边进行二次创作。亨利·詹金斯曾运用德·赛托的“盗猎者”概念来界定青年粉丝：通俗文化的盗猎者，挪用通俗文本并对其进行重新解读，将青年粉丝的经历转化为一种参与式文化。[9]粉丝曾创作出偶像表情包、动漫人物、小说甚至游戏、影视、IP等，既富有新意又促进了社会文化事业发展。他们将强有力的作战精神投入到创作中，使自身的天赋运用到极致。一次“95后”码农集结组织了“为杨超越编程大赛”，立项三百多个作品，涵盖游戏、App甚至人工智能领域，还有一个得奖游戏是由四位小学生创造而出的。当粉丝从圈地自萌状态中走出来，他们的创造力、执行力、组织力对社会而言都是不可小觑的进步能量。

　　综上，“饭圈”现象是流量时代的青年亚文化的重要表征，它的出现意味着后现代社会中的情感机制的内在变革。这种富有民间组织意味的兴趣社群，在资本强有力的生产逻辑下，将“粉丝—偶像”的情感叙事推演到了“宗教化”的极致。然而，这种情感叙事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在后现代社会的流行浪潮之中，在“以爱为病”的诸多问题之后，“饭圈”也在积极地进行着再造己身、反抗污名的正向变革。事实上，这正是后现代社会的流行文化浪潮中的重要一幕。

　　注释：

　　[1][法]埃德加·莫兰：《电影明星们：明星崇拜的神话》前言，王竹雅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第1页。

　　[2]金韶、倪宁：《“社群经济”的传播特征和商业模式》，《现代传播》2016年第4期。

　　[3]董宏鹰：《论情感劳动异化的三重维度》，《中州学刊》2014年第8期。

　　[4]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 292-293.

　　[5]Free Labor:"Producing Culture for the Digital Economy,"Social Text, 18(2)，2000,pp.33-58.

　　[6][美]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朱志焱、潘琪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370—374页。

　　[7]Christian Fuchs,"Web2.O,Prosumption ,and Surveillance," Surveillance & Society, 8(3), 2011, pp.288-309.

　　[8]林子人：《粉丝文化是如何被异化的？从“倒奶打投”谈起》，2021年5月13日，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6082674.html。

　　[9][美]亨利·詹金斯：《文本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式文化》，郑熙青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0页。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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