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友善人物画艺术语言探析

　　吴 杰

　　彭友善(1911—1997)，字至斋，号超真，别号虎癖居士。世人大多只知其画虎直追张善孖（张大千的二哥），然不知其人物画也是非常优秀，尤其是从抗战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其人物画代表作有《同舟共济》、《恶梦》（又名《善与恶的斗争》）、《生死之交》、《疫灾》、《英雄与美人》等。

　　一、彭友善人物画语言的形成因素

　　任何一位优秀的画家都有他自己独特的绘画语言，当然彭友善也不例外。然而一位优秀的画家在形成自己的艺术语言或风格之前，多是会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在彭友善绘画成长经历中，首先离不开原生家庭的影响。彭友善出生于余干县城彭家。在当时的彭家不是非常富有的家庭，但也算得上是一个相对小资（或中产阶级）的家庭。[1]彭家算得上是一个读书人的家庭，其祖上有着强烈考取功名的愿望，尤其是在其祖父恭宾先生往上的好几代彭家人中，对于考取功名、治国平天下的想法极其强烈。祖父在彭友善与两位哥哥彭友仁、彭友贤学习方面投资非常大。在一段时间内，祖父为了让兄弟几人读书，竟在自己家老宅办起了私塾。[2]

　　在彭友善十一岁时，繁华的上海街头贴满了上海美专的招生广告。上海美专在当时是热爱美术的青年们梦寐以求的深造学府，学校教员大师云集、名流荟萃、中西合璧。其中，刘海粟为美专校长，潘天寿、汪声远、诸闻韵等日后的绘画大师都在此执教。彭友仁与朋友罗英[3]到上海访友，抓住了千载难逢的机会，顺利考上了美专，这为彭友善一生的绘画事业铺开了一条康庄大道。彭友仁在上海美专求学期间，彭友善及其二哥彭友贤也到上海求学。在此段时间内，彭友善经常跟随哥哥们却拜访上海美专的老师们。因此机缘，他得到了良好的绘画教育，为日后高超的绘画造诣埋下伏笔。

　　1931年彭友善遇到了他绘画道路上的贵人—徐悲鸿先生。这一年春，大哥彭友仁带着他与他们的画作《难民行》《自画像》拜访了徐悲鸿先生。徐先生在观看过彭友仁的画作后大为赞赏，并在作品《难民行》上题字：

　　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逢百忧，天下尽是滔滔者，洪水猛兽漫相求，吁嗟彭君辛而免，悲苦流离写成卷，且抒郁抑自宽怀，吾侪有艺堪消遣，好望拭目待升平，闻道黄河能自清。[4]

　　在同一年，彭友善顺利考入南京中央大学教育学院美术系，师从徐悲鸿学习西画。徐先生在素描方面非常看重线条、光感、亮点与造型。对于素描，徐先生尤其强调：宁方勿圆，宁拙勿巧，宁脏勿净；对学生更是严格要求“三到”并用，即眼到、心到、手到；要求学生临摹名作时，只有一个要求，做到可以“以假乱真”的境地。[5]这段学习经历，可以说是彭友善绘画艺术道路中最为重要的时期之一。虽然只有两年左右的时间，彭友善却深受徐先生“中西融合”的影响，用了一生的时间去践行徐先生这一艺术理念。

　　二、“中西融合”—彭友善人物画

　　艺术语言特征

　　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彭友善的早期部分代表作品原作被毁，我们今天看到的部分作品大多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重新绘制而成。彭友善人物画艺术特色或风格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也形成了以下多方面的艺术特点：

　　1.中西融合

　　在彭友善的绘画艺术生涯中，不管是人物画作品还是虎画作品，他都始终坚持并努力践行着其师徐先生的绘画理念，即中西融合。

　　作品《疫灾》（图1）对中西融合表现得极为突出。这件作品可能大多业内人士都从未见过。其首次面世于2023年，是在“大美超真—彭友善·彭开天父子虎年联展”上亮相的，是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原稿。作品的面世为研究彭友善青年时期彩墨技法提供了一手资料，实属难得。从作品中我们能感受到彭友善对西方绘画体系有较为细致且深入的研究，画面中人物的刻画极其写实，有一种西方古典油画的味道。这也得益于彭友善在国立中央大学学习时受到徐先生的指导与影响，并与其转学到武昌艺专学习，在武昌艺专时受到其留法归来的二哥彭友贤的指导也有莫大关系。画面中人物动态与表情都极其准确到位，无不体现出了徐先生的绘画理论“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画面中表现人物肌肉力量感的块面，与衣纹和地面土堆的轮廓线有机结合，使得画面既有中国画的味道，又有西方油画的味道。画面中除了严谨的立体造型之外，还体现出了强烈的光感。彭友善能极好地利用中国传统国画的墨与颜料表现出人物强有力的体积，这与徐悲鸿先生对素描的严格要求，尤其对学生素描的要求—对线条、光感、亮点以及造型的要求有着莫大的关系。

　　《漆工镇暴动胜利图》（图2）创作于1954年，此作品是为纪念革命先烈方志敏在1927年秋率领弋阳农民进行漆工镇暴动并取得胜利而作。作品有彭友善题款：

　　漆工镇暴动胜利图，革命先烈方志敏，于一九二七年秋，率领弋阳农民在漆工镇暴动缴获了伪警察局三条枪，得到了完全胜利，从此成立了游击队，在不断击败敌人中强大了自己。以后，由三条枪发展到几个军团根据地，逐渐扩大到闽北、浙西、皖南以及赣东北廿余县。这一胜利在中国革命发展史上具有一定作用和重大意义。一九五四年夏，于江西师范学院，彭友善并识。

　　在此作品中，彭友善展现了他极强的造型能力、对人体比例结构的了解、对人物特征极强的塑造，尤其是对人物表情的塑造，每个人都为此次暴动的胜利感到开心与兴奋。彭友善利用西洋画的造型与中国画的线条相结合，进行人物形体的刻画。在此基础之上，彭友善还将西洋画中古典油画的创作方式与中国工笔画相结合，将每一个人物都刻画得栩栩如生。

　　2.写实与写意并重

　　彭友善的人物画在写实与写意之间找到了完美的平衡。他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力求形神兼备。同时，他善于运用写意的手法，通过笔墨的浓淡干湿、线条的粗细刚柔来表达人物的情感和精神面貌。

　　《同舟共济》（图3）是一件表现现实题材的

　　图1 《疫灾》，1935年

　　图2 《漆工镇暴动胜利图》，1954年作品，表现了中华民族共同抗战的主题。在当时，彭友善利用他的画笔在为抗战前线的将士们摇旗呐喊，与他们共同抗战。这不仅仅只是一件现实题材的作品。从彭友善的创作意图与表现技法来看，这件作品还带有强烈的写意特色，具有较强的浪漫主义色彩。它显然借鉴了法国伟大画家德拉克罗瓦绘制的经典名作《自由引导人民》。

　　《生死之交》（图4）彭友善作于1981年，为歌颂革命友谊与怀念彭友仁而作。画作有大段题跋：

　　生死之交，彭友仁同志化名水平毕业于上海美专。早岁参加中国共产党，与方志敏同志在学生运动和地下工作中建立了深厚友谊。后又一起在赣东北同建革命根据地患难相助，亲密无间，为苏维埃宣传部主要负责人。一九三四年冬方志敏同志率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中途被围，彭友仁同志受命救援，只身陷重围英勇牺牲。他们忠于革命生死与共的友情和高贵品质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一九八一年夏月超真彭友善画于南昌青山湖畔。

　　从画面与题跋中可以看出，彭友善将方志敏与彭友仁这两个真实的历史人物用绘画的形式表现出来，整个画面主要以写意的技法为主。在人物的刻画上，彭友善采用了一种纪念碑式构图形式，将两位先烈如实表现。尤其是人物特征与衣纹的表现都采用了写实的方式，头发、面部以及衣纹的质感都非常写实。然而在题跋时彭友善却用了较为有力且潇洒的行草书。这与画面主体人物的庄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又显得十分和谐。这体现出彭友善对画面中写实与写意的完美结合。

　　3.技法独特，创新性强

　　彭友善在绘画技法上进行了很多创新尝试。他善于运用没骨及渲染等中国画技法，同时结合西方绘画的透视、明暗等技巧，使画面更具层次感和立体感。此外，他还注重色彩的运用和变化，通过色彩的搭配和对比来增强画面的视觉效果。

　　《英雄与美人》（图5）原作为彭友善1935年所作，1958年被毁，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作品为1985年于南昌彭家桥畔所重作的。作品中彭友善对画面色彩大胆处理。画面中女子身上大面积的亮色与英雄身上袍子深色形成鲜明的对比，蜡烛燃烧的烛光与女子周围的橙红色枫叶形成呼应。这正如其在他的绘画理论中对“色”的阐述：“关于色彩与色彩的关系，最显著的，便是对比色与调和色，这是依‘色’的种别使然的。在太阳光线的七色中说来，没有中和过的单色与单色，总是对比的，中和了的中间色与没有中和过的单色，总是调和的。”[6]在构图上，彭友善利用女子婀娜的舞姿与身后端坐的英雄形成动与静的对比，而飘落的枫叶与英雄身后屏风中的波涛也形成呼应，画面中屏风的上边与桌案下台阶的边把画面的中心牢牢锁定，几条规整的边线恰到好处地将整个画面进行了有序分割，从而增强了画面的现代设计感。

　　《恶梦》原名《善与恶之斗争》（图6），作于1933年，在抗日战争期间被毁。此图为1988年重新绘制，并有彭友善题款：

　　恶梦，此画原名善与恶之斗争，一九三三年作于武昌，在抗日战争期间被毁，一九八八年复制于南昌，相距五十五年矣。干越超真彭友善七十八岁并识。从此图的题材与画面中我们能够看到，彭友善在创作此图时是极具创新性的。彭友善利用洞穴作为画面背景，在画面正中间一男子右手高举明亮的火把，照亮着整个山洞，为洞内其他伙伴带来光明，指引着同伴们奋力与山野猛兽作坚强的斗争。彭友善在这个作品中利用本来黑暗的洞穴、凶猛的野兽与明亮的火把形成了强烈的明暗对比，用这样的对比表现出当时社会的现实状况，体现出彭友善对光的研究与对画面的特殊处理。

　　在此作品中彭友善还采用了一种特殊的绘画处理技法，即“西法头子”。此种技法在陶瓷绘画中经常被使用，代表人物为“朱山八友”之一的王琦。王琦将西方油画的技法运用到了陶瓷绘画上。他在陶瓷上画人物写意手法，用笔豪放，以书法用笔入画，强有力地表现出了草书的豪放和线条的力量。在人物的头部则采用细致入微的刻画笔法，强调肌肉块面的明暗关系、肌肉结构的转折，也强调骨点与肌肉之间的对比。人物形象传神逼真、刻画细腻，几乎完全采用了西方油画中古典油画的绘画技巧。

　　三、彭友善绘画的影响

　　今天来看彭友善的绘画艺术，不能单独谈彭友善，而应该联系江西近现代美术发展来看。彭友善自从武昌艺术专科学校毕业之后，就一直工作生活于江西这片红色土地上，先后在景德镇、南昌、吉安等地工作生活，尤其是在江西师范学院等单位工作期间，为江西乃至全国培养了大量的美术人才。今天仍然活跃于江西画坛的美术中坚力量，他们大多是彭友善的弟子。彭友善对后世的影响，还在于他对徐悲鸿先生绘画理念的贯彻。彭友善终其一生都在贯彻“中西融合”的理念。在此基础上，彭友善撰写了他最经典的绘画理论《现代绘画十法》，主要从“形、光、色、质、量、力、情、意、趣、律”这十个方面来阐述其绘画思想。

　　除以上贡献之外，彭友善绘画艺术的贡献还在于抗战时期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宣传抗战精神。他利用绘画的形式支援着抗战的胜利，其中代表作品有《同舟共济》、《恶梦》（原名《善与恶之斗争》）、《疫灾》等。在抗战结束后彭友善又创作了大量的绘画作品宣传我们的革命精神，如《生死之交》《漆工镇暴动胜利图》《永生》等。用革命现实主义的绘画语言来表现时代主旋律，彭友善可算是江西画家第一人。

　　注释：

　　[1]胡辛：《彭友善传》，作家出版社，2003年，第30页。

　　[2]胡辛：《彭友善传》，第42页。

　　[3]罗英，号国华，江西余干县人。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2期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连长。后被党组织派往苏联莫斯科大学学习，回国后在家乡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2年9月，领导县委警察队起义，参加红军。后一直在赣东北红军中工作，1935年在赣东北的武装斗争中不幸牺牲。

　　[4]胡辛：《彭友善传》，第106页。

　　[5]胡辛：《彭友善传》，第107页。

　　[6]胡辛：《彭友善传》，第452页。

　　（作者单位：江西科技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