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及发展走势
- 来源:小康
- 关键字:中国经济
- 发布时间:2011-03-18 15:27
宏观经济政策的两难处境和克服困难的出路
2009年“扩需求、保增长”的政策取得了预期的成果。在4万亿投资和10万亿贷款的支持下，中国经济增长的率先回升，GDP的增长率达到了9.1%的高速度。但是，极为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不容小视。2009年广义货币M2增加了27.7%，而供给只大约增长了9.1%；2010年，M2增长19.5%，供给只增加了10.3%。从这两个对比数字可以看到，有购买能力的需求大大超过了商品的总供给。
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引起的第一个问题，是企业资产负债表的“再杠杆化”。所谓“杠杆化”是指企业资产负债表中负债对资本的比率过高。这正是金融危机的重要成因，因此各国在处理危机过程中都要采取措施“去杠杆化”。但是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和所谓“地方融资平台”获得了大量国家银行贷款，使它们的资产负债表进一步“杠杆化”。
第二，超发的货币大量冲到了资产市场上，使得原已过高的房地产价格继续飙升和居高不下，隐含着泡沫破灭引发市场崩溃的危险。
第三，通货膨胀的威胁加大。货币超发经过一段滞后期以后通常会引起价格总水平的上升，即通货膨胀。2010年11月消费物价指数提高了4.4%。原来有一种官方的预测，认为11月以后会下降，现在看来不是这样子。物价总水平上升的势头看来并没有遏制住。
这样，就出现了宏观经济政策既不能松也不能紧的两难困境。如果继续执行像2009年和2010年那样的宽松货币政策，资产的泡沫继续膨胀，总有一天会发生崩盘。消费物价指数也会继续上升，使普通百姓民不聊生，可是因为当前的经济增长是靠大量货币注入支撑的，在建投资项目的规模太大，如果紧缩太快，又会出现速度下滑、失业增加或者发生企业因资金短缺而导致经营萎缩等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出路何在呢？我们应该认真寻求答案。
首先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是：靠凯恩斯主义的短期政策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
最近几年来，人们经常用投资、消费和出口等“三驾马车”的不够有力来解释中国遇到的经济问题，并由此导出解决问题的方针和政策。例如，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人们认为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三驾马车”中的“一驾”：出口需求减少。因此，只要采取别的办法增加需求，支持经济增长，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扩需求政策执行的结果是：“三驾马车”中，消费需求占GDP的比重没有明显的提高。出口总量的增长是不慢的，但是能够支持增长的需求并不是靠出口总量，而是净出口，即出超，由于过去两年进口比出口增长得更快，所以由出口贸易造成的需求没有增加，反而有所降低。
那么，这两年需求扩大从而增长加速靠的是什么呢？还是靠投资，特别是各级政府和大型国有企业的海量投资。这样，需求总量是增加了，但是这种增加并不可能长期持续。因为消费不增加，靠财政投资和国家银行贷款支持的需求增加是不可能持久的。
我觉得，这里出现的问题首先是用错了一个分析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框架。十分明显，“三驾马车”的框架是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即总需求=消费+投资+财政赤字+净出口脱胎出来的。且不说有许多经济学家质疑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认为这种分析方法根本没用，即使凯恩斯自己也明确讲过，他的宏观经济理论针对的是短期经济问题，并不适宜于用来分析长期经济问题。
其实，短期的需求结构归根到底也是由长期的生产结构决定的，所以，我们不能老在调整短期经济政策的圈子里打转，而要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到解决长期经济发展或者叫做长期增长中的问题上面去。比如说，我们现在最头疼的事情是消费率很低，因而最终需求不足。问题是，如果不提高包括低收入劳动者和中等收入劳动者在内的各类劳动者的收入，全社会的消费率就不可能得到提高。而收入分配的结构取决于生产的结构。所谓生产结构，是指自然资源、资本、普通劳动、专业劳动（或称人力资本）对于产出所起的作用的大小。如果像过去那样增长主要靠更多地投入自然资源和资本来实现，它就决定了收入分配中自然资源所有者和资本所有者的收入增加得快，而劳动者的收入增加得慢；在中国的情况下，首先是国家，然后是企业的收入增加得快，而劳动者的收入增加得慢。由于前一类所有者的消费倾向远较劳动者的消费倾向低，在上述生产结构和相应的收入分配结构下，要提高消费率是很困难的。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必须从生产入手才能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从而解决消费需求不足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要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从而使有知识和技能的劳动者，即中等收入阶层的人数增加和收入水平提高。
出路在于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
把上面所说的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或者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摆脱当前两难困境的唯一办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原来叫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苏联在上世纪60年代提出的一个概念。它的含义是要从靠投入资源和资本驱动的粗放增长方式转变为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增长方式。
中国从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从苏联引进了由强制性积累驱动的增长方式，希望依靠大规模投资快速实现工业化，结果造成了灾难性的结果。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两次经济调整，都是为了矫正粗放增长方式造成的经济结构扭曲。1981年，“把经济发展转移到提高经济效益的轨迹上去”成为人民代表大会所批准的政府施政方针。第九个五年计划（1996～2000）正式提出来转变增长方式的要求。“十一五”重申了这个要求。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把“经济增长方式”的提法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近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里指出，制定“十二五”规划必须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主线。
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称为“转变发展经济方式”的好处是使转变覆盖了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以外的要求。这样就使得转变的内容更加丰富了。但是由于“经济发展方式”涵盖的方面很多，也容易发生抓不住要点的问题。在我看来，核心的问题还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或增长模式。什么是增长方式或增长模式，在发展经济学和近代经济史中是有明确界定的，在中国制定“九五”和“十一五”的过程中也是讨论比较充分的。它的要点是依靠提高效率，而不是依靠增加资源投入来实现增长。说得简单一点，就是要提高国民总产出的附加价值来实现增长。我们只要抓住这个核心问题，使它得到解决，经济发展的其他方面也容易得到解决。
明确了这一点，实现转变的途径就会变得更加清晰。现在有一种议论，好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定要搞“高精尖”，这是一种误解。过去别的国家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在美国讨论是不是只有搞芯片才是有效技术的时候，里根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博什金有一句名言很值得记取，他说：不管是土豆片，还是硅芯片，只要能赚钱，就是好片。
在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曾经认真的讨论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哪些主要的途径，当时各方面提出的主要途径大致有以下这些：（1）加快城市化，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到城市非农产业中就业，实现大部分农村居民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变；（2）提升现有的加工制造业，发展现代制造业；（3）加快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4）实现信息化和工业化的融合，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整个国民经济。
经过了30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已经成为制造大国，但大量的产业还是简单的加工制造，创造的附加价值很低。对于一些以加工制造业为主的地区来说，发展转型、产业提升的主要的方向是两个：第一是现有的简单加工的产业链尽量向台湾宏基的创始人施振荣讲的“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增加研发设计和品牌销售等服务的成分，就能够提高附加值。另外一个方向，是在加工制造业向两端延伸过程中，探寻发展新兴产业的路径。事实上，中国已经出现了发展某些战略新兴产业的很大可能性，比如信息通信产业、电动汽车等等，都有可能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发展出我们自己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如何抓住机会使中国产业有一个较大的提升，是政府和企业界的共同责任。
只有全面推进改革，才能实现转型
前面已经讲过，早在1981年已经提出要把经济发展转移到提高经济效益的轨道上去。“九五计划”正式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十一五规划”再次明确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线。然而到了“十一五”的最后一年：2010年，却发现转变还很不够，因而提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的口号。
这就需要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其实在制定“十一五规划”的过程中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当时许多人都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受阻的根本原因是存在“体制性障碍”。当时提出的“体制性障碍”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第一是政府仍然保持着对重要资源过大的配置权力。中共“十四大”决定通过市场化改革，实现从政府以行政命令配置资源的计划经济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市场经济的转变。但是这个任务还没有完全实现，政府在重要资源配制中还起到重要的作用，而且近年来还有扩大的趋势。第二，GDP的增长变成了政绩的主要标准。因为有这两条，各级政府就必然会动用自己支配资源的权力，来营造“好的政绩”，实现GDP的高速增长。第三个问题是财税体制上的缺陷，例如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的收入结构、重要支出责任的过度下移等，也促使各级政府不能不追求GDP的高速增长。第四，生产要素价格扭曲，这种偏低鼓励政府和企业采取掠夺资源和破坏环境的开发方式。总之，以上这些体制性障碍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难以顺利实现。
在“十一五规划”执行过程中，人们还发现，转型步伐缓慢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制度环境还有待建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技术创新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有很多技术创新甚至达到了世界前沿。但这些技术发明的商业化、产业化却步履维艰，有些夭折在摇篮里，有些虽然做出了产品，可是企业老是长不大，不久在技术上也被别人超过，原因就是能够鼓励创新和创业的环境没有建立起来，例如能帮助作为技术创新主要来源的中小企业创业环境，能激励发明创造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等等没有建立起来。
十分明显，这里的关键，只在于坚持改革开放，因为只有坚持改革，才能消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性障碍。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建立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发展基础的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所以关键就在于能不能真正、切实地推进改革。
“十二五”期间必须以更大的决心推动的改革。
首先是国有经济改革。中共十五大把国有经济布局有进有退的调整提到了改革的日程上。在那以后，中小企业的民营化改制在世纪之交快速推进。但是最近这些年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有所停顿，在某些地区和某些领域还出现了国进民退的开倒车现象。国有垄断企业的改革也出现了停顿。这些方面的改革都涉及到市场经济的所有制基础和我国基本经济体制，这个体制还是要按照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的要求继续向前推进。
其次，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但进展一直十分缓慢，去年有所前进，在“十二五”期间这方面的工作必须做出成果。
第三，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市场化和监督体系改革。第四是完善现行财税体制改革。如此等等。
由于市场经济需要其他方面的制度的支持，除了经济体制改革之外，还需要进行其他方面的改革。例如，为了提供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法制环境，必须将建设法治国家的改革推进到位。再如，为了提供给产业升级所必需的创新人才，必须对目前行政化、官本位的科研和教育体系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政府自身的改革是关键中的关键
刚才我们讨论了消除体制性障碍和建设创新体制对于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性作用。这里要进一步指出，关键中的关键，正是政府自身的改革。推进改革和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本来是政府应尽的职责。改革旧体制和建立新体制，意味着政府要革自己的命。这自然就会遇到障碍和阻力。正像温家宝总理在人民代表大会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开承认的，过去政府做了许多不应该管或者管不好的事情，而一些政府应该管的事情没有管或者没有管好。因此，为了实现经济发展转型，政府应当进行自我改革，切实改变职能，一方面要为所应为；另一方面，不要为所不应为。
根据现在情况看，政府应当做好的事情。首先是改革，提供环境。此外，它还有责任，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建立良好的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做好规划和协调工作；用公共机构与民间机构结成伙伴关系（PPP）的方式进行共用性技术的研发和一般性技术的“竞争前开发”；对节能、环保产品的开发来消除外部性的影响。
政府要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这就是说，要努力为所应为，同时要防止为所不应为。
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中，首先要明确一条：企业才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政府和国企都不能利用自己的行政权力来垄断市场和与民争利。在当前情况下，政府应当特别注意有所不为的是：不要指定技术路线和插手投资项目，现在有些党政领导机关直接决定项目、组织融资，这样的项目很难具有效率，而是很有可能造成巨大的浪费。每一种新的产业都会有不同的技术路线。政府官员并不具有选择技术路线的信息优势，又不对决策失误承担物质责任，因此由政府决定选择哪一种技术路线，成功的概率是很低的。对于企业进入，要采取“非有法律明文禁止即可自由进入”的原则，更不能违法设立行政许可和“市场准入”。政府也不要对个别企业实行“政策倾斜”，破坏公正竞争的环境。对一些不确定性很大和具有社会效应的基础性研究性新技术开发，政府应当给予补贴性资助。但是这种补贴和资助应当是“竞争前”的。对于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产品，为了消除外部性是可以给补贴的，但是补贴一般来说应当避免直接“补供方”，而要“补需方”，由消费者决定购买哪一家产品。现在有一种说法，叫做“肥水不流外人田”，争取到一种国家补助或者地方补助以后，直接补助给自己的企业。这样做，只会妨碍竞争，降低效率。
总而言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个宏大的题目。我们要真正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能不能保证在今后持续稳定较快的发展，最重要的一着就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关键是通过改革创建一个好的制度环境。而在这里，关键的关键又是政府自身的改革。抓住这一条，才能一通百通。
（本文为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2010年第五届全面小康论坛上的演讲整理，经本人审定）
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中，首先要明确一条：企业才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政府和国企都不能利用自己的行政权力来垄断市场和与民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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