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十二五”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 来源:小康
- 关键字:“十二五”基本公共服务
- 发布时间:2011-03-18 15:38
在政府、企业、居民共同分享国民收入这个大蛋糕的时候，居民之所以“吃的少”，就是因为政府和企业“吃的太多”。所以，老百姓必须要“较真”，一要盯着政府，二要盯着企业。改革，需要多元主体的互动。通过互动实现多元博弈，达成互相的妥协，最后实现和谐状态
文｜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苏枫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只有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十二五”规划建议稿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其在改革开放30年后继往开来的战略意义，不言自明。
“十二五”规划建议稿共分为十二章，其中，不仅“加强社会建设，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独占第八章，而且“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独占第七章，“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独占第九章，还有“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散见第三章。构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已成为我国当前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
“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为“十二五”期间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提出了总体要求，并从劳动关系、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人口和社会管理等六个方面进行了具体部署。
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很多政策、文件在制订和公开以后是“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如何让众多政策真正落地？老百姓到底该不该跟政府“较真”，又该怎么较真？在2011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小康》就公共服务领域的热点问题专访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
“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只是一个善意的表述
《小康》：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十二五”期间，要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您认为，收入分配改革要有所突破，应该从何处入手？
杨宜勇：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其中政府应起到主导作用。具体来说，政府可以在以下几方面着力：在初次分配领域，坚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建立健全职工工资正常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以缩小行业收入差距；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统筹城乡发展，不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再分配领域，加大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投入；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城乡居民的转移性收入；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增加收入分配的透明度。在第三次分配领域，加大对慈善事业的支持力度，通过法律法规予以规范，通过税收优惠予以鼓励。
《小康》：“十二五”规划建议稿中，首次提出“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这是可以实现的吗？
杨宜勇：这只是一个善意的表述，真正要做到很难。我个人对于“同步”感到比较悲观。因为过去三十年来，并没有实现“同步增长”，目前也没有看到可以令人乐观的因素。从历史的角度看，很多政策、文件在制订和公开以后是“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关键在落实环节，居民也是落实的主体，不能袖手旁观、不能都是搭便车的思想。其实，确保两个“同步”是有重要前提的。但我们往往把前提忽视了，只重视结果。
《小康》：前提是什么？
杨宜勇：国民收入的三分法是政府、企业、居民。就这么大一个蛋糕，三家分。为什么居民拿少了？就是因为其他两方拿多了。拿多了是因为制度上对政府和企业没有明确的限制。所以要想保持前面说的两个“同步”，要确保两个前提：各地财政收入增长要和GDP保持同步；企业利润增长要和GDP保持同步。
所以，我们一要盯着政府，二要盯着企业。最近这些年，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都保持在了20%～30%。2010年，很多企业的利润增长是20%～40%，少数企业甚至达到了60%。与此对应的是，我们的GDP增长一直在10%左右，过去三十年老百姓的收入增长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左右，农村居民纯收入年均增长6%左右。面对如此大的反差，各地老百姓必须要“较真”。
《小康》：老百姓跟谁去“较真”？这个“较真”的机制应该是什么？
杨宜勇：跟政府较真，可以通过各级“两会”机制；跟企业较真，需要通过集体谈判、集体协商机制。这都是需要从我们每个人开始行动的。如果你总是在抱怨“老板太黑，工资不涨”，然后继续原地踏步，继续“等、靠、要”，是没有用的。你可以去创业，也可以跳槽，也可以联合同事一起跟老板进行集体谈判--这都是需要个人行动的。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多元主体互动的时代。改革，需要多元主体的互动，互动的路径是“两会”机制和集体谈判。通过互动实现多元博弈，达成互相的妥协，最后实现和谐状态。目前，政府需要创造一个良好的氛围，各方才能实现互动。
《小康》：政府怎么才能打造出一个良好的氛围，比如在构建良好的劳动关系方面？
杨宜勇：工会要发挥力量。当然发挥力量的方向应该是和平合作性的。亚洲只有日本实现了漂亮的“共同富裕”。二战结束之后，日本工人和老板都用很文明的方式在办公室谈判，企业里有“共同富裕”的文化。日本企业内部的收入差距不超过三倍。我们国有企业改革的时候，说老总和工人的收入差距要控制在7倍以内，后来70倍，现在个别的达到270～370倍。我们的初次分配差距这么大，再次分配调整不过来。初次分配应该更加合理，唯有推进企业工资集体谈判。和谐的思想就是要有和谐的机制，若干的妥协才能构成和谐。如何在底层培养“共同富裕”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企业内部、单位内部培养“共同富裕”的文化非常紧迫。
各级政府应该信守一个理念--别占老百姓一分钱便宜
《小康》：展望“十二五”，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应重点加强哪些方面？
杨宜勇：社保待遇要趋同化。现在社保分而治之，达到简单的全覆盖，这是第一阶段的任务。第二阶段，比如农村的合作医疗和城里比，筹资水平就差很多，筹资水平差多少，享受的待遇肯定就差多少。另外还需要社保关系自由接续转续，要让每个公民成为自由的人，不可转续就是画地为牢。其实社保关系接续转续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只是有些人不愿意做，因为发达地区想占落后地区的便宜。农民工从落后地区去发达地区的，他们在发达地区交钱之后，发达地区不愿意让农民工把钱拿走。各级政府应该信守一个理念--别占老百姓一分钱的便宜，那就一切都好商量。欧盟27个成员国之间有社会保障协议，主权国家之间的社保关系都可以自由接续，我们在一个国家内部怎么就这么难呢？
《小康》：“十一五”期间，各种群体性事件正在动摇社会的稳定性。“十二五”能否打造一个“社会稳压器”，使整个社会得以良性转型？强行维稳是可行的途径之一吗？
杨宜勇：稳定其实不仅对政府有好处，对老百姓的好处更大。消极维稳肯定不行。
目前政府解决问题的机制不利于稳定，有些事下面一闹就给解决了，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这不就是鼓励闹事的机制吗？维稳还是应该在法制的基础上，坚持对的，反对错的。有些事不能太急，劳资纠纷，征地拆迁都不要着急，他不同意就不拆迁。现在很多人等拆迁，又怕拆迁，因为他不知道该要多少钱，他总怕吃亏，这是很矛盾的心理。
《小康》：所以要深化政府自身的改革。“十二五”期间，政府的工作是否应该以公共服务为重？
杨宜勇：建设型政府应该转型为服务型政府。为什么说是建设型政府？不能简单地扣帽子。一看地方政府你喜欢抓什么；二看你财政支出怎么花。因为我们有种落后的心态，所以我们偏好建设，要加快发展，超越发展，快速发展。落后刺痛了我们，所以我们要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一天工作八小时不够，还要干十二个小时。很多地方提出“五加二”和“白加黑”上班，这是违反劳动法的，不具备可持续发展的。
另外，政府应该越精练越好。我们的政府现在很累，各级政府的副职太多，人多了就要自己找事情干。所以必须回到转变政府职能，回到行政法制化、科学化和规范化的轨道。我们各级政府既要重视建设，更要重视搞好服务。
我们对穷人缺乏同情
《小康》：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欠缺是我国公共服务领域中长期存在的问题，您认为均等化的具体实现路径应该是怎样的？
杨宜勇：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央和地方都有责任，但是各有各的边界。中央的责任是促进基本公共服务省际之间的均等化，财政支付能力的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大体就是财政支付能力的均等化。一个省市县的内部，基本公共服务存在巨大的城乡差别、巨大的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差别就不是中央的责任了，这是各级地方政府的责任。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包括硬件和软件两方面。硬件是设施、设备仪器等固定资产。软件就是人的素质，这和地方流量性的财政拨款是有关系的。为什么更多人才都愿意留在北京，而不愿意去西部？这就能反映出财政流量上的不同。硬件均等化比较容易做到，但是由于财政流量不同造成的老师、医生等素质的差距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也是大体的均等化，如果完全一样就没有动力了，如果上海和西部一样，那两个地方都没有动力了。上海的人均GDP都已经20000美元了，贵州才2000多美元，差距太大了。短期内，均等化需要财政转移加大力度；长远看，实现根本的均等化还是要靠各地发展差距的缩小，增强欠发达地区的发展能力，也就是落后地区财政收入的增长。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路线就两条，一种是转移支付，中央地方要共同努力。第二就是外部帮助和本地努力。实现路径从政治角度讲就是通过“两会”充分表达。
《小康》：目前，能够纳入基本公共服务的人是不是太少了？
杨宜勇：是的，所以我们要有新要求、新期盼。我们现在只救4.5％的穷人。奥巴马说2011年救穷人，要救14.7％，过去二十年美国都是救12.5％到14.5％，英国的济贫法救穷人要救18％。形式上是政府救，但是政府不创造一分钱，实际都是富人和中产阶级救。加拿大70％的劳动者交纳个人所得税。去年中国有7.9亿从业人员，只有6900万人缴纳个人所得税。
现在一开“两会”就说“低保养穷人”。有的地方审得特别严，有人拿了低保，他们家要是吃肉飘香了，邻居就会去告状。家里要是有洗衣机电冰箱液晶电视，就说不能领低保。有的媳妇结婚的时候，婆婆给个戒指戴着，就有人说她家不应该再给低保。整个社会对穷人缺乏同情心。所以，长期用制度建设帮助穷人才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
各地最低生活保障线和各地最低工资标准都是由各级地方政府确定的，我们既要关心这些标准绝对水平的提高，更要关心这些标准相对水平的提高。
我们国有企业改革的时候，说老总和工人的收入差距要控制在7倍以内，后来70倍，现在个别的达到270～370倍。我们的初次分配差距这么大，再次分配调整不过来。
杨宜勇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就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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