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春晚小品幕后

  • 来源:小康
  • 关键字:春晚小品
  • 发布时间:2011-03-18 16:03
  语言类节目是央视春晚的重头戏。从初稿,到定稿,修改几十遍是常态;大年二十九“被毙”,年三十又“复活”,也是寻常事

  文|《小康》记者罗屿

  “龙年春晚,谁是你最不想见到的演员?”--2011年央视春晚刚刚结束,一家网站上便出现了这样一项投票。或许,应了赵本山在小品《同桌的你》中最后自嘲的那句“别提赵本山,年年都上春晚,我最不爱看他”,在这项“最不想见”投票中,赵本山一度遥遥领先。

  然而,念叨着“不想见”,却未必真的厌倦--2月17日,“2011年CCTV春节联欢晚会我最喜爱的优秀节目”评选结果公布,赵本山的《同桌的你》获小品类节目一等奖,只是,与以往动辄五成以上的支持率相比,《同桌的你》这一次的支持率只有30%。

  这,或许可以看出人们对赵本山爱恨夹缠的暧昧态度。从1990年以小品《相亲》初登央视春晚,赵本山已22次参与这道“年夜饭”。按照80后相声演员,同时也是今年春晚参与者贾玲的说法,“以他的名气完全可以不上春晚了,不需要利用这个平台给自己造势。”看到赵本山今年小品遭人诟病,贾玲忍不住鸣不平:“你在家和父母儿女吃饺子的时候,他在台下吸氧。”

  或许,替赵本山委屈的,还有他那支创作团队。

  “猫鼠游戏”后的临时调整

  1月5日,央视春晚进行终审。暖场时,语言类节目导演马东说:“我知道现场有潜伏很深的媒体,但希望大家手下留情,帮助我们对内容保密。”众所周知,为保证“年夜饭”节目不提早曝光,央视春晚的保密机制素来严格:参演者需签订“保密协议”;现场,不可拍照;创作排练时,演出人员的剧本打印,都是各个剧组用自己“上一版”反面印刷,其他剧组的内容,完全不可知;赵本山的小品更要“捂本子”,前面审核,经常只是编剧代为念词。

  如此“严防死守”却挡不住热情的媒体。据某些资深娱记介绍,他们或乔装扮作盒饭人员,或假扮明星助理,总有办法“混”入后台。挡不住的媒体,正是让赵本山团队觉得委屈的原因一个。大年三十之前,一直传言赵本山亮相舞台的节目为《星球会议》,最终却变为《同桌的你》。编剧尹琪在此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解释,是因之前有媒体曝光了《星球会议》的台本,还用照片拍下来,并将其中的笑点一一标注,于是,只能调整。

  但尹琪觉得,临时调整,并不代表仓促上阵。每年,“本山团队”都会为赵本山准备多个本子,《同桌的你》打磨的时间大约有半年多。小品中,王小利写给李琳的情书,虽只有200字,他们却写了40多天,“啊”、“哎”、“我”、“你”这样的字眼都逐字斟酌。

  虽然在剧本创作上,《同桌的你》不算“仓促”。但由于临时调整,却给排练造成影响。尹琪说,29日彩排的时候是第17稿,直播的是第21稿。每次完稿后,赵本山和他几个徒弟就开始排练,整夜不睡,直到凌晨。“每次彩排完,他都会反复看录像,纠正每个人的表演,连吃饭时都在说本子。年三十直播,上午睡个觉,下午到上场前还一直在排练。”在尹琪看来,赵本山对自己的苛求,“看了让人心疼”。于是,春晚结束后,当赵本山遭遇“没诚意”、“没新意”、“被掏空”这种种批评时,全程参与的尹琪,难免会为“赵老师”感觉惆怅。

  指示一出,没任何回旋余地

  “你只有在春晚的环境里,才知道,很不容易。”同为2011年央视春晚参与者,小品《新房》编剧束焕这句话,或许说出了更多人的惆怅与无奈。

  小品《新房》关注了当下“买房难”,刘威在剧中扮演男方家长,因蔡明扮演的丈母娘要求女婿有房子才能娶自己的女儿,为了儿子婚姻大事,老实人刘威不得不帮腔撒谎。

  和蔡明合作央视春晚,束焕不是第一次。2009年春晚小品《北京欢迎你》,就是出自他和另外两个编剧之手。当年做《北京欢迎你》,前后改了40稿。按照束焕的说法,春晚和别的艺术创作不同,有点儿像部队,修改指示一出,没有任何回旋余地。于是,当年那几十天里,他们不断换方案,打磨包袱,抠细节。事后接受采访时,几个编剧忍不住揶揄自己“恨不得逃跑”。

  但,他们非但没逃,还为今年的春晚,又心甘情愿苦熬几个月--从去年10月起,常驻北京西四环边的“中央电视台影视之家”,“每天从早到晚,就是‘轧本子’,‘啃梁子’,‘磨包袱’,要么就是排练,把食堂里所有菜单都吃腻了。”束焕说。

  “春晚,是所有编剧干的最难的事,规矩太多。”但春晚,这样一个“规矩太多”的容器,能始终吸引束焕这样年轻编剧的原因,或许像他所说,“在春晚这样一个高端的平台上,成功创作的让大家记住的喜剧,就会变成流行文化。有好思路,不试,会不甘心。”束焕说,就像今年春晚,对他而言,虽又是一次“身心折磨”,但结束后,某天忽然想到一个新创意时,第一反应仍是:留待明年。

  编排春晚小品时,很难使用电影手段、科技手段,只能用最传统的办法、最严格的尺度。“其实也挺有乐趣,你完成以后发现这样都能出来东西,你就会特别喜欢自己。”

  倒不是不想尝试“高科技”。今年束焕和马东最初探讨的思路,就是用科技手法呈现一幕“狗眼看世界”:三个人,演三条狗。背后,是大屏幕。屏幕上出现走来走去的腿,还有别的狗。完全以狗的视角,推进故事。现场和屏幕随时互动。比如,一条警犬走来,就要配合警察出现。这种方式,有点像变魔术,但现场和屏幕必须严丝合缝。

  束焕他们之所以将这个“让自己很HIGH”的思路,“自我解决”掉,很大程度上在于央视春晚的审查制度。“如果你用科技手段,前期要做很多准备工作,但一旦最后审核未通过,前期等于全部白做。即便通过,但对你细节提要求,这句话改一改,那句话调一调,一改一调,又跟画面合不上。所以,只能用最传统的舞台形式表现。”

  这种严格审核下的束缚感,地方台的春晚就会少很多。因此,出新,也就更容易些。束焕和蔡明也合作过两次北京台春晚,有一次蔡明一人分饰一家五口人,完全用特技拍摄,表演时不带观众,先拍好,再加入笑声。“因为央视春晚是全直播的,特技手段肯定行不通。”束焕说。

  既然科技感的“狗眼看世界”行不通,束焕和创作团队想,或者可延续蔡明2008年小品《梦幻家园》,继续讲述售楼处蔡小姐的故事。但他们发现,当小品太直面现实后,整个故事的欢喜程度会降低。“你不能靠小品,深入探讨房价。这不是12分钟的春晚舞台作品所能承担的。”于是,束焕和马东商量,“转做中国人的焦虑感吧!抢房、抢车、抢幼儿园……中国人的焦虑感体现在各个方面。”可这时,主创团队又觉得,不论单讲房、单讲车,表现焦虑感,都有点浪费。“不如改做相声!”--有人建议。于是,团队转向了相声创作。可之后,束焕看到一个电视节目,有关借房,很有趣。自然,思路又“拐”了回来--还是做小品吧。自此,做个有关借房的小品,这一节目思路才算确定。

  思路定了,创作团队开始想结构。最初版本是:小两口借房子,想同时蒙丈母娘和公公。顺此思路向下推,故事一半,公公知道房子是借的,三个人再合力瞒丈母娘。但这个思路,却让束焕他们“进行不下去了”--“公公怎么接受这是借的房子?听着好玩,落笔的时候,弯很难拐。”为了解决掉这“难拐的弯”,有一天,马东找了六七个老师一起讨论,始终没结果。临了,忽然有人说,“如果一开始,就是三人同时瞒着丈母娘,会不会更好?因为现实中,丈母娘要房子,这很普遍。至于老实厚道的公公,只是一心想抱孙子,有没有房子反倒无所谓。”束焕说,想到这里,大家的思路马上“通”了。

  之后,创作者们开始解决第二个问题:丈母娘是在小品中间,还是在结尾发现“借房骗局”。第一个思路是,让蔡明扮演的丈母娘很“聪明”地从小品中间就识破另外三人的小伎俩,她开始“套”公公,逼他们说实话。“可故事这样推下去,丈母娘太有心计、太不可爱了。”束焕说,最后大家还是觉得不能让丈母娘中间“变坏”,得让她最后知道事实,于是,才又设计了“房产证写谁的名字”的情节。

  如此,《新房》结构出炉。束焕向马东汇报,后者拍板:不错,继续!

  可这时,又出现问题--蔡明老搭档郭达,档期安排不开。“央视对语言类节目非常重视,一定要在三审出现。但郭达排不开。我们只好找演员刘威来救火。”当时,刘威正在拍摄电视剧《白鹿原》,剧组也要在春节前杀青。看好刘威的马东亲自打电话给《白鹿原》导演王全安。“我们非常走运,王全安特别配合,调整了刘威时间,提前给他杀青。这才保证他能上春晚小品。”

  束焕说,唯一有点“不走运”,就是《新房》和春晚黄宏小品题材有点“撞”。“但确实,房子、夫妻信任、家人代沟,都是最有人缘、百姓最关心的话题。每个创作者都想在春晚这个舞台尽量贴近民生。”由于各个创作组“互不打听”,全靠马东掌控所有信息。遇到作品“撞车”,马东会提醒每个创作者。束焕记得,《新房》中“堵车”那个包袱,马东告诉他们“冯巩先说了,你们琢磨,效果可能会打折。”但经彩排试验,观众依旧很欢乐。很显然,保留!

  除了“磨”,还是“磨”

  在每个小品思路框架确定后,具体细节的保留取舍,就是要一点点“磨”。这种“磨”,有时,是要靠一次次“轧场”,也就是试演,看观众反馈进行包袱的调整。“上舞台的喜剧作品,应当在演出过程中不断完善,但春晚有保密性的限制,因而轧场的机会很少。这很遗憾。”束焕说。

  为数不多的几次轧场,让创作人员极为珍视。他们要用耳朵听,听哪里“响”,哪里不“响”,回去再讨论琢磨。意见不合怎么办?那就投票吧,票多者胜。

  轧场时,特别考验包袱。“开始时,我们想到一个包袱,觉得好玩,和医学有点关系。轧场时,去的刚好是军事医学院的礼堂,台下坐的全是医学工作者。结果,医学工作者听懂包袱的都没几个,几乎没人乐。这样的包袱,只能忍痛删了。”束焕现在说起它,还有些遗憾。

  轧场时,还特别考验判断力。束焕记得,有次轧场,台下坐的都是老干部,演员一个个包袱抖出来,没笑声。“这种不太准的轧场,如何取舍,只能再判断。”

  当然,轧场,有时也会很感伤。比如,小品《新房》那句台词“你去找个不要房子的丈母娘吧”。每次轧场,都会有掌声。尤其有次在大学演,台词一出,台下立时静默,之后,掌声不断。“我们的台词不是信口雌黄,它戳到了人心里的痛点。”但同样是带点“伤痛”的台词,“我的幸福,是一堆砖头决定的么?”最终被改成了“我用这砖头给你盖个大房子”,事后有人和束焕说,还是“原版”更好些呢!“我们好多包袱都有几种方案,最后上的,是不是效果最好,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见观众少,摸不准。”束焕说。

  不能见观众,就只能自己闷起来琢磨。时常一帮人围在一起,想:观众会乐么?想到直钻牛角尖。只好打电话,朗读给朋友听:这句话,你会笑么?“可人家只能跟你说,有意思,或者差点意思。不能帮你想替代方案。”最终,还得绕回来,继续自我折磨。

  创作春晚小品,还要考虑一个“大问题”--演出地点,一号厅。一号厅,又叫“一号坑”。平时特别响的包袱,到了一号坑,损失30%笑声很正常。在束焕这些“行内人”看,一号厅就不适合演语言类节目。“剧场里,灯光只聚集在舞台上时,观众笑起来没有负担。但是一号厅,灯火辉煌,观众总觉得,自己也是演员。笑起来,不会自然专注。”

  正因到了一号厅“效果”会减半,所以很多演员表演时,会肢体语言夸张,甚至还有些演员,眼见一个包袱扔出去,没声,就急忙奔向下一个包袱,完全破坏了小品节奏。这,也成了春晚小品遭人诟病的罪状之一。“所以这些年,每次春晚7、8月开策划会,都有人提:歌舞放在一号厅,语言类表演换另外厅。但这在操作上又存在难题。”束焕说,他们这些参与者,能做的,就是从创作之初,减少包袱不响等各种“隐患”。

  白天不懂夜的黑?

  可有时,包袱是响了,可隐患没减。小品《新房》为了蔡明的开场包袱,准备了几套方案。比如一开场,女儿问:妈,你怎么才来?蔡明答:我走错门了,把墙都砸了,才发现走错了。还有种方案,母女一起上。女儿问:妈,你怎么跑这么快?蔡明答:因为我姓“蔡”。指菜价上涨。但这几个,都让束焕他们不满意。于是,才有了被媒体曝光的彩排版本:妈,你别跑那么快,你以为自己是刘翔?蔡明答:你老追不上我,你是史冬鹏啊?“我后来也意识到这个包袱不合适。这是我的疏忽。”束焕说,“但有些东西,我们提醒自己一开始就不要碰,比如‘给力’之类的流行语,我们知道会有人拿放大镜看你。自己会很小心。”

  “有时,人们喜欢阴谋论。”春晚结束,马上有人电话束焕:“现场出乱子了?放录播带了。”“如果我不是从头到尾在现场,恐怕我都信了,传得有板有眼。”在束焕看,哪里有什么乱子,反倒温暖得感人。“我们的小品上去之前,总导演和明姐说,‘超时10几分钟,如果这样超,赵本山小品就要11点半以后上。’于是,明姐演时,竟然都不让包袱。所谓让包袱,就是我说完,我要等掌声笑声过去我再继续,这样效果最好。但没这个时间,我们只能飞快把它演完。”束焕说,这都是为了保后面节目不被砍,“这么久,大家风风雨雨一起扛,真的挺难。”

  参与者觉得“难”,并不一定会换得所有观看者的“喜欢”。正如导演马东感慨的:“当春晚导演是个苦差事,首先身体得好,禁得住几个月的熬夜;其次得脸皮厚,禁得住正月里的骂声。”

  大概正是共同体会过“难”,才让春晚参与者们面对批评时,有了风雨同舟的劲头。相声演员贾玲就忍不住在博客上为马东鸣不平:“多少次马东半夜开完会,给我们打电话商量本子和意见。第二天早上9点又在后台看到他精神抖擞地在指挥。光出租车司机就找来好多,问人家意见,看看能挖点啥新东西。”

  贾玲今年和搭档白凯南上央视春晚,就像坐“过山车”。“大年二十九告诉你被毙了,三十中午又通知你‘复活’了”。贾玲感慨。而白凯南上场前又比贾玲多挨一刀,“三十那天晚上,有人告诉我在节目预告里没看到我们节目,我以为又上不了了,人都懵了,也没敢跟贾玲说。”直到听到名字,上了场,白凯南都没回过劲,“一上台转了两个圈,我感觉我要晕了,心里想,我就这么倒下了?”

  面对批评意见,除了参与者互相鼓励,很多观众也对春晚态度宽容。有网友在蔡明的微博上留言表示支持。有人在贾玲的博客里说:你们得顶着多大压力。哪行都不易!还有人分析为何春晚节目幽默感降低:再有幽默感的编剧,也禁不住反复审查改动的折腾。哪个导演、编剧没点追求,谁不希望节目做得好看一点,听到的骂声少一点?但多级审查,没有点钢铁般意志的人,哪承受得了……

  当然,批评者的意见,更多也是为让春晚更耐看。倘若站在两端的人,内心都充满善意与诚意,明年的春晚,或许才会少些遗憾,多些欢乐。

  编排春晚小品时,很难使用电影手段、科技手段。如果用科技手段,前期要做很多准备工作,但一旦最后审核未通过,前期等于全部白做。所以,只能用最传统的舞台形式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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