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民办教师父亲

　　林雪芬

　　1976 年九月，新学期开始，即将步入而立之年的父亲成为教一天书拿一天工分的“工分教师”。在那之前，他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教师，初登讲台，他也从未想过自己会在教育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在三尺讲台上足足走过二十六个春秋。

　　父亲走上这条道路完全是意外。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西部农村，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人们的脑袋和大炼钢铁运动之后的土地一样贫瘠荒芜。上级政府决定在每个生产队建一个一年级的教学班，以方便适龄儿童就近入学，任课教师就从本生产队那些拥有初高中文化程度的人中来选择，按日计算工分，就是当时的工分教师。那时，我家所在的生产队的教师人选是一位高中毕业生，但刚刚经历了文革的动荡，教师是人人厌弃的“臭老九”，社会地位低下，略有文化的人避之唯恐不及，提议遭到了那位高中生的严词拒绝，于是相关人员思来想去才找到了父亲。父亲很诧异，他只有小学文化程度，而且是在三年半时间里用跳级的方式修完了小学六年的课程，他以为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一个只有小学文凭的人来做老师的，同时也担心自己胜任不了，误人子弟，招致乡邻们埋怨。无奈在多次要求之下，父亲还是走上了教书育人这条道路。

　　因为自身文化程度的原因，父亲只得利用课余农闲的零碎时间自学，那时我们村还没有通电，他常常在夜间就着昏黄的油灯学习，以期能在路上、在田间地头坦荡自信地迎上乡亲们带着疑问的目光。一年后的全乡统考，父亲任教的班级在17个生产队自办班中位列第一，在全乡的排名也进入了前三，于是父亲成了17 个工分教师中唯一一个被留下来正式进入教师队伍的教师，走进了真正的学校，只不过属于民办教师，当时的月工资是13元。

　　虽然成了一名正式教师，但父亲没有一张真正的能证明职业能力的教师资历资格证书。普通话合格证、专业合格证、教材教法进修合格证、小学教师基本功训练合格证、专业职称资格证、教师资格证，一共六张证书，每一张都是他拼尽全力考来的，其中教师资格证直到1992 年才拿到手。2002 年全省民师清退之后，父亲一直保留着他做教师的这几张证书和部分奖状，宝贝得跟什么似的，每次搬家都带着，舍不得丢弃。那些证书除了记录着他取得的资质，同时也凝聚了他半生的时间和汗水。那些妻儿睡下之后，无数个孤灯漫漫的夜晚，那些村里人打牌摆龙门阵的闲暇时光，他的思想和情感如何在那些漫长的孤独静寂里一寸一寸地在泥土上艰难爬行，越过一个又一个土坡和水凼，每一步都赫然有迹，有着他人看不懂也永远无法感同身受的深意。

　　1993 年，国家推进九年义务教育，在那之前，小学升初中还需要考试，达线录取才能入读。1989年，父亲所在的村小学连续两年小升初考试颗粒无收。家长们很失望，适龄儿童有的直接辍学，有的转学去了别的学校，五、六年级随之被取缔，转入乡中心小学，只剩下一至四年级，余下98 名学生。负责人被调走，只剩下一名公办教师和包括父亲在内的四个民办教师。大校长（乡中心小学的校长，兼管各村小学的人事安排）找到父亲，让父亲担起责任。那是又一次意外，因为除了那一位公办教师，另外三位民办教师有两位是党员，有初中学历，也有高中学历，论资排辈，无论如何也轮不上父亲。但大校长说：“只有你能撑得起这所学校。”就因这样一句话，父亲接下这个担子，一扛就是七年。

　　虽然那只是一所只有学前班和一至四年级的乡村小学，但作为负责人，一点儿也不轻松，值守学校就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教室是三排石砖瓦结构的房子，办公楼是一幢摇摇晃晃的二层小木楼，楼下两间房，一间做了学前班的教室，一间放学校的木料课桌凳等杂物，一般都锁着，楼上是办公室和教师们的宿舍。没有围墙，没有校门，和村民们毗邻而居，村民们晒粮食或摆酒席也在学校的空场上，上下课靠值日老师敲一口锈迹斑斑的铁钟。下午放学，师生们回家之后，晚上还需要老师值守。后来我和父亲开玩笑：“学校那么破旧，没有一丁点儿值钱的东西，有什么好守的？”父亲正色道：“学校是穷，可村民也穷，一根木头偷回家也有用处，课桌凳拿回家可以直接用，但要是被偷了，学生就没有凳子坐，没有课桌用了。”

　　在父亲十几年的值夜过程中，还真发生过一起盗窃事件。附近一位村民趁夜潜入小木楼，听到响动后，父亲默默地扭亮手电筒，照着那人，看着他放下东西，静静退出。那夜，两个平时经常见面的人一句话也没有说，后来，父亲也没有声张，但学校再也没有失窃过。

　　本来值守学校是老师们轮流每人一周的，但学校的木质小楼是用旧时地主庄园拆下来的木料建成的，有一些神秘的传说，两位女老师不守，公办老师看不起那一点微薄的补贴，也不守，于是很长一段时间每晚值守学校的任务就落到父亲和另一位男老师身上，有段时间则只有父亲一个人守校。春夏秋冬，无论晴雨寒暑，每晚必到。夏天有月亮的晚上，十点左右，父亲忙完家里一天的大小事情，打开门大踏步走进月光中去，母亲倚着门，目送着父亲走过门前那一片稻田，走过虫鸣嗡嗡，走过蛙声阵阵，走到河边的大路上去，直到转了弯，才慢慢地关门歇息。没有月亮的晚上，父亲就打着手电筒，在黑夜里劈出一束亮光，一步一步地丈量着那每日几次的三公里的村路。有时下雨，父亲就套上胶鞋，打一把黑布大伞去学校。每天清晨，我们还在睡梦之中，父亲已早早回家，夏天顶一头露珠，秋天顶一头霜花，冬天下雪时就顶着一头雪花，和母亲一起去赶早工了。

　　有时我想，父亲也算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吧。他接手之后，和另一位男老师走四五公里山路，从林场抬回一根杉树，在教室前面竖起一根旗杆，从此结束了大田小学没有国旗的日子。后来我问他，那么多年都没有旗杆，干吗非要弄一根旗杆呢？父亲只笑着说：“我就是觉得，一个学校有个旗杆才像个样子。”

　　父亲接管学校事务时，我也入学了。初入学，我成绩很差，教我的王老师多次跟父亲提起，让他关注我的学习或让我留级去父亲所在的班级，父亲无暇顾及，一句顺其自然就打发了。他忙着整顿班风校风，忙着家访、上课听课、送课、学习以及开会，甚至有老师家里有矛盾，他也要操心排解，让老师能安心教学。住在我家邻近生产队的牟老师，经常因家庭琐事来找父亲吐苦水，父亲总是平心静气地听他诉说，再耐心开解，渐渐地他们变得像多年的老友。其实，牟老师比父亲年长，是一位拥有三十年教龄的中学老校长，长期在另一个镇工作，只因年龄接近退休，来回奔波太辛苦，才申请调回家乡的小学。

　　村小学像一个孱弱的孩子，在父亲的精心照管之下，一天天地强壮起来，五年级六年级都让父亲给留住了。学生开始回流，一百多，两百多，最后稳定在了三百多人。一些转去其他学校的孩子转回来了，学校终于又办成了完全小学。在父亲的守护下，我也有幸在村小学读完小学六年级，免去了每次上下学多走两公里的脚程。教师队伍也在壮大，陆陆续续地调来了几位正式的公办教师，学校开始有了真正的师范毕业生，从原来的每人“承包”一班到两位教师配对合作教一班。在上下学的路上，在田间地头，父亲终于可以挺直腰板，坦然而骄傲地接受乡亲们由衷的称赞，愉快地和乡亲们交谈。偶尔遇到负重的老人，他就乐呵呵地接过来，帮忙担一程。

　　民办教师和公办教师做同样的工作，但工资待遇差别很大，有门路的民办教师为了养家，只好转行。

　　1992 年的某一天下午，我的数学老师从镇教育站回到学校，父亲恰巧有事不在。我们还没有放学，数学老师看见我，笑眯眯地说：“反正你在这里，把你爸爸的工资带回去吧。”我从老师手里接过父亲的工资，薄薄的崭新的22 块钱，数学老师的工资则是180 元。那是我第一次清晰地感受到民办教师和公办教师的区别，即使父亲是学校的负责人。小小的我第一次因为钱羞红了脸。

　　90 年代初，改革开放的脚步越来越快，打工潮渐次袭来，村里的青壮年纷纷外出淘金，有乡邻来约父亲出去闯世界挣大钱：“你一个民师，一个月有几个钱？两个细娃读书要钱，种几颗粮食也是靠天吃饭，不值钱。你和我出去，一年几千块钱是少不了的，不出几年，就是万元户。”

　　父亲有些尴尬，没有拒绝，也没有答应。

　　然而，父亲终究没有放弃他那简易破旧的木头讲台，去挣一年好几千的大钱，“万元户”的美梦就这样一闪而过。众所周知，早年的民办教师是可以参加转正考试的，父亲自正式取得教师资格证以来，有三次参加转正考试的机会。每次考试的成绩都不差，但老实又颇为清高的父亲不愿意邀功自夸，羞于在领导和考核组面前表现自己，考核成绩总是上不去，每一次都以微小的差距惜败。他想把考试成绩提到一个高度，不想过多纠结考核的因素，直到我读高中后，有时还会放下作为父亲的面子来问我一些数学题。但压在他身上的事务实在太多太繁杂，加之年纪越来越大，难一些的数学学起来还是很吃力，直到2002 年全省清退民办教师，父亲也没能如愿转正。

　　期间，父亲因为工作突出，有过一次去利川师范脱产学习的机会，三年脱产学习完成后可以直接转为公办教师，可是三年的时间和当时高昂的学费使得父亲不得不放弃了那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放不下家里，放不下那几间简陋的教室里的几百个学童。如果说父亲心中没有遗憾，那肯定是假话，但平时他总是乐呵呵的。只要一谈起他的教育教学生涯，哪怕原本困倦打盹，他也会立刻精神抖擞，眉飞色舞。

　　父亲常说，这一生中他最满意的事情就三件：第一是教学二十多年，从没打骂过学生，但学生们却怕他，敬他；第二是把一所快要倒闭的村小学救回来了，对得起那些适龄的学童，对得起村民，没有辜负大校长的信任；第三是虽然平时对我们疏于管教，我和哥哥却都考上了大学，走上工作岗位，也让他晚年无忧。

　　从前的年代，老师体罚学生的现象并不少见，家长们却很支持，相信这是负责任的表现。平常见到老师总是说：“我的孩子就交给您了，不听话您就狠狠地打。”有了这样的尚方宝剑，老师们在面对特别捣蛋顽劣的学生时免不了着急上火来一顿板子，但都有分寸。但父亲却从没打过学生，我不知道他是怎样做到的，在家里他也从未打过我们，从小学到高中，我几乎是班上唯一一个没有被家长打过的孩子。

　　五六年级被取缔的那几年，去乡中心小学上学的孩子每天都要多走三四里地，村民们望着那条蜿蜒的土路时往往愁眉不展。村里的路直到今天，有的地方仍然是土石路面，晴天如果有车经过，必定扬起一阵尘土，雨天孩子们就更遭罪了。新世纪以前，农村的孩子个子普遍较城里孩子矮小，一到雨雪天气，那条上学路对于小学生来说非常难走，坑坑洼洼，泥泞湿滑。孩子们清早出门去学校，到傍晚回到家，常常连后脑勺上都是泥浆。如果碰上晴雨交替的天气，难走程度加倍，泥土像被反复揉搓过的面团一样劲道黏滞，紧紧地抓住鞋底，脚拔出来了，鞋却常常被扣留在湿泥地上，小学生在雨雪天气摔跤更是司空见惯。五六年级被留住之后，父亲一提起全村的孩子上学可以少走几里土路，尤其是免遭雨雪天气的泥泞湿滑时，就感到特别欣慰。村民们提起父亲做教师这件事，无不竖起大拇指夸赞。

　　乡村小学的儿童上下学，从来不存在家长接送的说法，我也很少有和父亲一起上学放学的记忆。他常常在我们回家很久之后才到家，也从不辅导我们功课，连作业都不检查。虽然我们并没有得到父亲在课业上的额外辅导，他也从不督促我们学习，但是他默默伏案自学、备课的身影已经告诉了我们，学习是自己的事，要自觉；他把学校的教学质量放在第一位，在同级同类学校的教学质量比拼中不甘落后，勇争上游，告诉我们工作要认真踏实负责，实现自己的价值；他关心老师关爱学生，告诉我们要做一个有温度的人。

　　上大学以前，在填写父亲的职业时，我仍有小小的虚荣心，填的是“教师”。上大学后，一想到父亲坚守三尺讲台，呕心沥血耕耘多年，为山村教育奉献半生，虽然算不上硕果累累，但在同级同类学校中，也有着有目共睹的成绩，然而，在接近退休的年龄仍然没能转正，我就为父亲感到不平，填的是“农民”。大学毕业之后，再有人问起父亲的职业时，我会很坦然地告诉对方，我的父亲曾经是一位民办教师。

　　（作者单位：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责任编辑 晁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