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智时代全球新生代媒介实践的人文交流范式重构与文化逻辑

　　谢清果 马鑫宇

　　【内容提要】在数智时代背景下，全球新生代的人文交流面临缺乏深度理解与情感共鸣的危机。具体说来，媒介环境的技术逻辑重塑了文化认同与交流范式，但同时也孕育出以多模态表达、情绪协作、文化共鸣为特征的新机制，出现了浅层连接与价值迷失的问题。为此，本文提出应以文明互鉴理念为引领，以共生传播思维为方法，构建支持多元文化理解与共生的平台与机制，推动全球新生代作为数智环境下文明互鉴的关键主体，在情感驱动与技术嵌入中，承担起重塑人文交流深度、推动文明共生进程的时代使命。

　　【关键词】数智时代 全球新生代 人文交流 范式重构

　　在数智技术加速渗透社会生活的今天，人类交往方式正在经历深刻的结构性变革。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推荐等智能技术不仅重塑了媒介传播的结构逻辑，更深刻介入了人与人、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交往机制。正如网络社会理论家卡斯特尔（Castells）所指出的，信息网络已经成为新的社会形态，其运行逻辑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结构。①在这一宏观技术背景下，以“Z世代”和“α世代”为代表的全球新生代作为“数智原住民”，在媒介环境中成长、表达与连接，逐渐成为全球文化互动的新主体。

　　然而，传播方式的跃迁并未自动带来人文精神的回归。在数字时代，我们往往陷入“在一起，却更加孤独”的悖论，技术带来的浅层连接正在替代深度对话与共情。②由此可见，“人文交流”不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概念，而是对人文价值缺失的回应，是对技术社会中“意义荒漠”的一种重建尝试。

　　正因为如此，数智时代需要人文交流，并非仅因为传播方式的更新，更因为人类需要重新找回对“人”的尊重、对“文化”的理解、对“命运”的共识。这不仅是传播形态的问题，更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价值命题。推动这一人文价值的重塑有赖于全球新生代的文化参与。

　　因此，本文聚焦数智时代人文交流范式的重构，从媒介实践与文化逻辑两个维度分析全球新生代在数智时代中的交流样态与认同机制，并探讨全人类共同价值如何为跨文化理解与文明协同提供精神指引，旨在提出一个技术与人文协同、个体与文明对话、青年与世界共情的人文交流新范式。

　　一、人文交流变局：范式重构的技术逻辑与价值迷思

　　数智技术的迅猛发展，全球新生代的崛起，以及文化价值结构的悄然漂移，共同塑造了当代人文交流的新格局。媒介逻辑的演变打破了传统传播模式，情绪化驱动与碎片化交往成为新的文化常态，人文价值的边缘化趋势日益明显。与此同时，全球新生代以独特的媒介实践与文化参与方式，既推动着交流范式的变迁，也承载着重塑文明对话深度与广度的希望。

　　（一）技术条件的演进：从数字媒介到智能平台

　　数智时代的到来标志着媒介技术的深度演化。这不仅是技术形态的升级，更是社会交往方式与文化传播机制的结构性重构。从传统数字媒介侧重信息传输，到智能平台实现“数据调控—算法分发—情绪触达”的系统嵌入，媒介早已不再仅仅是中性的工具，而成为人文交流的重要建构力量。当代新媒介通过拓展传播手段的可能性，促使人类生活方式发生变革，同时，人类在使用并内化新型媒介的过程中，也不断重塑其社会建构的方式。③

　　面向传播的数智技术具有三大结构特征，它们构成了交流范式转变的核心动力。第一，算法中介化。随着智能传播的发展，社会内容、服务与用户的连接愈发被算法高度中介化，大数据与算法的应用重新界定了与数据关联的信息挖掘、信息选择和排序标准，并且算法决定内容被分发给哪些用户，影响了用户的在线展示程度与形式。④这种算法机制改变了人文信息的传播路径，使文化的表达与接收嵌入平台的权力结构之中；第二，情绪优先驱动。平台往往以用户的情绪响应作为算法评估标准，鼓励“重即时快感”内容传播。⑤这在客观上压缩了理性表达与深度文化内容的传播空间；第三，数据结构化的交流机制。平台通过用户画像与内容标签分析用户潜在需求。⑥同时，将文化内容标准化、分类化，使文化理解的过程更多地追求效率优先而非价值优先。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数智平台逻辑对人文交流的影响是全局性的。它改变了交流的发起方式（算法推荐取代主动搜索⑦）、表达方式（图像/短视频取代文本⑧）、参与方式（点赞、转发、模仿取代深度回应），由此带来了人文互动的碎片化、快节奏化与感官化。

　　数智技术的演进并非简单的工具升级，而是全面介入了人类文化交流的结构系统。在数智时代，我们应当重新思考“再人文”历程，在新的技术背景下重新定义身份认同、价值共识、观念认知、个体自由等基本概念。⑨技术重塑了人文交往的场域、方式与规则，也为交流范式的重构提供了基础动因。

　　（二）人文价值的错位与时代危机

　　在平台驱动的传播生态中，文化内容的优先级由技术设定的“热度逻辑”决定。深层的思想性、历史性与批判性内容往往被排挤在外，取而代之的是更易引发即时情绪反应的“轻内容”。在人文精神被削弱的语境中，文化交流日益脱离深度语境与历史脉络，转向一种即时消费式的文化体验。⑩

　　在这种“价值漂移”的背景下，人文交流逐渐失去了其作为文明理解桥梁的功能。一种“表面化的交流”现象愈加突出：文化被简化为标签，传播被简化为模仿，

　　11互动被压缩为点赞。而真正的跨文化理解、文化深度解读与多元视角的共建却变得愈发稀缺。

　　更为复杂的是，在全球技术平台的主导逻辑中，不同文化之间的传播往往存在权力不对等。主流文化借助技术优势持续输出，而边缘文化、非主流表达则被遮蔽、误读，甚至被娱乐化处理。这使得人文交流中的“对话”变成了“展示”，“互鉴”沦为“消费”，进一步加剧了文化的不平等和理解的失效。这一现实印证了学界对全球传播不平等的担忧：早在全球化初期，就有学者指出大众传媒一体化过程中存在中心与边缘的冲突。

　　12当代的批判研究则进一步揭示了西方话语霸权对文化流动的控制。正如姬德强所指出，当前国际传播体系在全球资本和西方权力推动下形成了文化标准西方化和文化流动垄断的格局，国际传播理论多围绕“西方中心主义”诉求展开，这种结构遮蔽了文化多样性和传播的复杂在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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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这样的语境，人文价值的重塑已不只是文化研究的问题，而是关乎时代精神走向的根本议题。交流的本质从未改变——它始终指向人类之间的理解、尊重与共鸣。

　　（三）全球新生代的崛起与文化责任

　　在数智时代重塑人类交流方式的进程中，全球新生代逐渐成为这一变革的核心参与者和文化实践者。以“Z世代”和“α世代”为代表的青年群体从出生起便置身于高度数字化、智能化的媒介环境之中。在新生代的主导下，人文交流呈现出更加多元、去中心化且参与性强的特征。

　　在传承弘扬传统文化方面，近年来“国风热”在青年中兴起，“新中式”服装、“围炉煮茶”等成为青年的喜爱，他们还为传统文化赋予年轻态表达，比如将现代设计理念融入剪纸、茶艺等传统技艺，使其在现代生活中重焕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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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在这种情感与认知的转变中，全球新生代具备了成为人文交流范式重构推动者的现实基础。他们不仅是文化话语的使用者，更能够成为文明意义的建构者。也就是说，人文交流的未来不仅需要技术支撑，更需要青年主体的参与、担当与责任感。当技术不断重塑传播生态，青年一代展现出的文化创造力、价值判断力与全球共情力，或将成为推动文明互鉴走向更深层次的关键力量。

　　二、人文交流范式重构逻辑：流动建构与共鸣体验

　　数智时代技术环境与文化逻辑的深刻变迁，为全球新生代的人文交流方式带来了新的动力与挑战。在碎片化、流动性与情绪化交织的媒介生态中，人文交流正在经历从固定叙事到多模态表达、从稳定认同到动态协商、从传统意义生成到情感共鸣的新型重构。

　　（一）交往形式的转向：多模态文化表达的新样态

　　在数智技术日益融入全球新生代日常生活的背景下，人文交流的表达样态正在经历从单一语言逻辑向多模态、互动化转变的过程。对于新生代而言，这种多模态的表达方式不仅提升了文化参与的直观性，也使跨文化交流变得更加灵活与即时。

　　新生代人文表达的一大特征是以图像和视频为中心的视觉化叙事。在数字环境下，文化传播不再是自上而下的信息灌输，而是一种“可传播媒体”（spreadable media）式的互动参与过程。

　　15文化在这一过程中被视觉元素重新编码，成为可观看、可模仿、可转发的传播单元。这种视觉优先的表达逻辑显著改变了人文交流的原有面貌。作为回应，马诺维奇（Manovich）提出了“软件文化”（software culture）的概念，强调数字工具在文化生产和审美习惯中的深层嵌入。

　　16在这种文化逻辑下，媒介不再仅是内容的承载体，而是以算法规则与界面设计深度介入文化意义的生成与流通过程。

　　在数智平台构建的交流环境中，全球新生代以其天然的媒介能力与审美偏好，推动了人文交流方式向去中心化、多模态和娱乐化方向转型。这种新样态既丰富了文化表达的可能性，也使人文交流在视觉语境、参与机制和传播逻辑上呈现出有别于以往的特征。

　　（二）意义建构的变化：认同建构与文化意义生成的逻辑变迁

　　在人文交流范式不断演化的过程中，全球新生代的文化认同方式与意义建构逻辑也在悄然发生深刻转变。不同于传统社会以民族、语言、宗教或阶层为核心构建的稳定认同体系，当代新生代多在数字媒介环境中形成一种流动化、拼贴化、情境化的文化身份认同。这种身份不仅多重交叉，还极易受平台算法、文化流行趋势和网络情绪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非线性与去中心化特征。

　　鲍曼（Bauman）所描述的“流动的现代性”指出，在流动的现代社会结构中，个体的社会角色与身份边界变得模糊不定，认同的稳定性被速度、选择和情境所取代。

　　17青年个体的文化认同不再是一次性完成的建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选择、叠加和试探的动态过程。文化意义的生成也从传统的深度诠释模式，转向以情感牵引和社群共识为中心的协商过程。

　　与此同时，社交媒体的“可展示性”进一步强化了认同的表演性。个体在社会互动中如同演员，通过“前台表现”来管理他人对自己的认知。

　　18在数智语境中，新生代往往以“账号人格”或“社交形象”来表达认同，通过穿搭风格、文化符号引用、视频风格、滤镜效果等方式展示自我与文化归属。此外，全球新生代普遍参与的兴趣社群进一步催生了以“文化趣缘”为纽带的认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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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数智平台和全球交互的双重影响下，全球新生代的文化认同与意义建构方式日益呈现碎片化、情绪化和社群化的特征。这些变化深刻影响了人文交流的基础逻辑：跨文化理解不再依赖静态身份和单一话语，而更取决于能否在多变语境中构建临时而真诚的情感共识与认同空间。这意味着，人文交流的重构不仅是传播方式的改变，更是文化认同结构和意义生成逻辑的根本性转变。

　　（三）文化共鸣的重塑：体验驱动与情感协作的生成机制

　　数智平台深度介入文化交往逻辑之后，全球新生代的人文互动方式也正在经历结构性的转变。过去的人文交流通常依托稳定的语言体系、历史记忆与共同认同，通过信息传递与意义诠释生成文化共鸣。然而在当下，文化共鸣的生成机制逐步呈现出以体验牵引、情感驱动、协作参与为特征的全新路径。这种转变不仅源自媒介环境的变化，更体现了新生代文化实践逻辑的内在演变。

　　在数智平台主导的人文交流中，情绪牵引成为文化共鸣的起点，青年通过即时感官体验与共振建立认同，而非依赖系统性叙事。文化意义不再由权威灌输，而是在模仿、参与与情境协商中流动生成，彰显开放与协同的逻辑。由兴趣偏好与情绪分享联结的新型社群，也打破了传统身份边界，推动认同建构向去中心化与多样化演化。

　　“TikTok难民”现象为这一新型文化共鸣机制提供了直观的例证。郭全中等指出，“TikTok难民”现象体现了用户与平台之间情感驱动下的协商关系，用户在游戏化实践中重新定义了自身的文化归属感。这种认同生成过程并不依赖于国家身份叙事，而是以体验共享、情感同步和微型协作为基础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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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数智传播生态中，文化认同由静态转向流动，通过网状交互实现差异中的共存与创新。不同文化主体在动态协商与情感共鸣中，共同构建出超越传统二元对立的新型跨文化认同。

　　21这不仅为人文交流在数智时代的持续重构提供了理论支撑，也为全球新生代文明互鉴的微观实践指明了路径。

　　三、人文交流范式的建构：价值升维与实践重塑

　　数智时代的技术演进与媒介变革深刻改变了人文交流的基础结构，全球新生代的崛起则为文化交往注入了新的主体力量。在技术逻辑与文化流动交织的背景下，人文交流亟须回归价值本位，确立文明互鉴的方向，融入共生思维，探索机制创新与主体实践的路径，以回应时代赋予的新使命。

　　（一）文明互鉴理念下的人文交流定位：超越冲突、走向共生

　　在数智时代语境下，人文交流已不能简单理解为信息传递或文化消费，而应被赋予更高的价值定位。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强调“文明、平等、互鉴、对话与包容”，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倡议为技术驱动的文化传播提供了价值坐标，为人文交流指明了方向。

　　“全球文明倡议”以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为基本前提，以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根本立场，以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为行动指南，以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为重要手段，阐明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路径。

　　22中国五千多年文明积淀了“天下”与“和合共生”的思想智慧，为构建新的人文交流范式提供了内在资源。共生传播观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强调“中华民族是一家、一体”的理念。

　　23从这一视角出发，文明互鉴内涵下的新生代人文交流不再是单向输出或表层展示，而是以理解差异、尊重多样为前提的深度对话。

　　（二）共生传播思维下的跨文化实践逻辑：平等对话与协同创新

　　数智时代的信息流动与文化交融促使跨文化传播逻辑发生深刻转变。以往以文化差异为界限、以文化冲突为焦点的传播范式，已难以回应全球多元主体交互日益紧密的现实需求。共生传播思维的提出，标志着跨文化实践从对抗性逻辑向协同性逻辑的根本转向。

　　中华文明孕育的共生传播观强调不同文明主体之间在差异中求同、在多样中共生，以平等互鉴、开放包容为基本原则。在中华文明的长期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以“和为贵”为核心、以“和而不同”为智慧、以“美美与共”为理想的交往理念。这种思维体系，既超越了单向度的文化输出，也避免了文化同质化倾向，为当代数智时代的跨文化交流提供了深厚的价值支撑。

　　文明共生论提出，文明互动必须超越单向度传播的局限，走向多主体平等参与、协商生成的关系网络。

　　24在这一视野下，数智平台成为共生传播的新场域。通过用户生成内容（UGC）、内容协作、情绪共鸣等方式，不同文化主体能够以更加去中心化、微观化的路径建构跨文化理解和情感纽带，尤其是短视频、社交媒体、小众社群等新兴交流模式，使青年一代能够以兴趣、情感、体验为中介，在多样性交织中实现文化认同的流动与协商。

　　总体来看，共生传播思维下的跨文化实践，不再以同质化为目标，也不再以差异化为障碍，而是在多样性基础上，通过情感协作、认知共建与价值协同，回应数智环境下文化交往的复杂性，推动人文交流走向深层互鉴。

　　（三）以技术嵌入的共生机制推动模式升级：从微观交往到系统互鉴

　　随着数智技术的加速渗透，跨文化交往的空间、方式与结构正在经历重塑。技术不仅为文化传播提供了新的媒介渠道，更深刻介入了文化认知与认同的生成机制。因此，推动人文交流模式的深化，必须在技术嵌入的环境中构建支持多元文化共生的传播平台与政策体系，通过系统性设计促进文明互鉴的实践跃迁。

　　在此基础上，人文交流的路径也需完成从个体交往到系统性文明对话的跃迁。个体之间的文化接触，构成了跨文化理解的基础。在平台环境中，每一次微观交往，都是价值观念、情感经验与文化认知的交流过程。随着个体交往的积累，形成小型文化交互社群，进而在群体互动中生成稳定的文化理解与情感共鸣。这一过程可以概括为：个体交往 → 群体文化互动（文化间交互）→ 人文交流（价值共鸣）→ 文明互鉴（系统性文明对话）。其中，技术平台扮演着关键角色。通过设计促进多元对话与共鸣的平台功能，如多语种支持、文化推荐优化、跨文化协作机制、社群自治体系等，可以有意识地降低文化隔阂，激发跨文化情感连接。与此同时，政策层面的支持亦不可或缺。国家与国际组织可通过鼓励多元文化交流项目、资助跨文化教育与研究、规范平台内容治理等方式，为数智环境下的文明互鉴营造更加良性的结构性条件。

　　（四）新生代的文明互鉴使命与行动路径：共生驱动下的人文交流实践

　　处于数智时代的全球新生代不仅是信息的接收者，更是文化对话的实践者和价值的传播者。他们在参与全球交流时，每一次跨文化互动都不仅是技术操作，更是价值选择；每一次情感共鸣也不是偶然的情绪响应，而是文明对话与认同的可能。因此，引导新生代将全人类共同价值内化为数智文化生态的一部分，是重建人文交流深度与意义的关键路径。

　　从行动路径来看，新生代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践行文明互鉴。依托国际社交媒体和跨国社群，他们可以发起话题讨论、分享本民族文化故事，并虚心学习他者的文化经验，增进跨文化同理心。在教育领域，加强国际学生交流、开展联合科研也能帮助青年代际建立共同命运的意识。此外，新生代的文化生产者还可利用数字技术打造跨文化产品和体验，促进不同文明的互鉴。在这些实践中，以“全球文明倡议”倡导的价值为准则，如平等互利、合作共赢，才能让文化交流超越表层消费，真正实现“以和为贵”的共生境界。

　　在数智时代背景下，赋予全球新生代更多责任和参与机会是推动文明互鉴的关键。在这一过程中，新生代既要成为价值的受益者，也应成为价值的传播者：通过具体行动连结世界，以开放包容的态度构建新的文明共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贡献青春力量。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策略研究”（22&ZD313）的阶段性成果。

　　谢清果系厦门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马鑫宇系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