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科技作为文化当代国际人文交流的新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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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25-06-27 17:11
胡钰
【内容提要】在当代中国的国际人文交流中,科技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新的内容与形式。推动这种新趋势健康持续发展,就要突破科技与文化的二元论,将科技视为当代社会的新文化,积极引入到中外人文交流活动中。在国际人文交流中,以科技的文明观传播中国科技发展,让科技成为普惠人类的工具而不是彼此竞争的武器。现代数智技术的应用是全面而深刻的,为当代中国开展国际人文交流提供了崭新的平台,也拓展了更大的可能,不论交流方式还是交流内容都会得到极大拓展。
【关键词】科技 国际人文交流 国际传播 中华文明 国家形象
2025年4月,笔者在莱比锡访问一位德国汉学家时,对方告诉笔者,近些年来,中国发展成就吸引了越来越多德国人关注中国、关注中国文化,他也做了许多中国文化传播工作,但是仅仅是写书法、唱京剧、包饺子,吸引来的总是年纪大的德国人,而年轻德国人还是希望更多了解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特别是数字技术、智能技术等新技术引发的新文化形态。
世界知道中国有“多古老”而不知道中国有“多现代”,这是当代中国对外传播与交流中的一个普遍现象与长期挑战。不论是在“走出去”的人文交流中还是在对外传播的文化内容中,局限在古代文化、局限在狭义文化还是不够的,不能够适应提升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的要求,不能够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风貌,也不能够适应世界了解当代中国的需求。在新质生产力日益成为当代中国发展新引擎、主引擎的时代,中国社会持续创造着崭新的科技成果以及基于科技应用的现代生活。科技形象成为当代中国国家的新形象,科技生活成为当代中国青年的新生活,对这些新鲜的科技内容需要充分展示出来。特别是在推动全球青年的人文交流进程中,抓住当代青年人对新科技使用与追求的行为特征与兴趣取向,可以有效拓展国际人文交流的内容与形式,提升国际传播的效能。
一、突破科技与文化的二元论,将科技视为当代社会的新文化
进入21世纪,以网络科技、数字科技、智能科技为代表的新科技持续高速发展,让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信息与文化的呈现方式、现代生产与服务的运行方式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让科技成为了当代社会发展中最具影响力的新要素,其影响不仅是辅助性、工具性的,更是全面而深刻的。这种影响对社会文化的改变是显著的,科技不仅成为展现传统文化的手段,科技自身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新文化。
一是科技成为了当代青年的新生存方式。从当代青年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与工作方式来看,作为“网络原住民”“数字原住民”与“智能原住民”的新生代群体,他们基于新科技的使用来处理日常生活、社会交往、个人工作已经成为普遍存在,不论获取信息内容、欣赏文化艺术、开展社会交往都要基于现代科技手段来进行。他们基于数智新科技的媒介化社会让各类数智科技如空气般无形而真实地存在,渗透在当代人特别是青年人的日常生活中。离开了手机、离开了网络乃至离开了大模型,当代青年的工作与生活都会出现障碍。可以说,科技之于当代青年,已经是一种日常性存在,使用科技之于当代青年,已经是自觉性、社会性的行为选择。离开了科技视角,无法全面把握当代青年发展的新规律与新趋势。
二是科技成为了当代文化的新内容构成。由于数智技术的出现,传统的文化呈现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数字文化内容、智能机器人文化应用的出现成为实体文化内容之外的全新样态。而且由于其自主创造能力越来越强劲、展示效果越来越炫酷,愈发被社会所接受、喜爱甚至追捧,其所具有的作用从补充性地位逐渐上升为平等性地位进而成为引领性地位。从当前数字博物馆、文化遗产数字复原、数字内容产品、线上演唱会等蓬勃发展来看,从2025央视春晚机器人舞蹈引发的机器人文化表演热潮来看,从《哪吒2》在全球电影市场的风靡来看,数智文化产业已经成为最具创新活力的文化业态,文化科技融合成为当代文化发展的最显著趋势。
三是科技成为了当代社会的新发展动力。从当代经济的增长来看,以新科技为驱动的新产品、新产业具有增长性和竞争力,科技因素对于企业间竞争、国家间竞争的作用越来越具关键性。可以说,对于当代经济发展,抓科技就是抓经济,抓经济必须抓科技。从当代社会的治理来看,一方面,基于数智技术的社会治理应用愈发普遍,另一方面,对数智平台的治理成为新的社会治理内容。事实上,让数智技术进步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的技术进步与社会应用保持平衡,成为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从一定意义上说,科技发展的观念决定了社会发展的方向,科技向新、科技向强、科技向善的“三结合”的科技观念才是社会健康发展的保障。
正是这些崭新的变化,让科技在当代社会愈发成为一种新的文化存在与文明形态。把科技作为文化,就是要破除科技与文化的二元论,从观念上更加重视从科技视角来建设当代中国新文化、传播当代中国新文化。与此同时,也要更加重视将科技形象作为当代中国国家形象的坚实支撑,更加重视以科技视角来推动国际人文交流,更加重视以科技文明来展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笔者在访问位于柏林的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时,一位研究者就对中国科技发展表示了浓厚兴趣。当看到笔者撰写的书中记述了一些当代中国科技发展的进展与思考时非常高兴,认为对于自己了解中国科技发展有帮助,一定要笔者在该书扉页上签名,说将此书留下来作为参考读物。这给了笔者新的启发,在当代中国的国际人文交流中,不仅要传播古代中国,还要传播现代中国;不仅要传播孔孟李杜,还要讲述钱学森、袁隆平。事实上,笔者在此书中就讲述了如何理解钱学森的创新人才培养思考、如何理解袁隆平为解决人类吃饭问题所作的技术创新贡献,还有许多中国科技新进展的故事。
这种新变化的出现是有其时代背景的。在改革开放早期的发展进程中,当中国作为全球科技发展中的“跟跑者”角色时,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兴趣点还是聚焦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上、日常生活习俗上,而当代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科技发展中的“并跑者”“领跑者”时,世界对中国的关注焦点就有了新的拓展。比如笔者在大学里指导的许多国际学生来到中国后的最初的“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不是用筷子、吃饺子,而是电子支付的全面覆盖与智能行政的高效便捷,是数智技术在教育、家庭、医疗、办公、应急等方面的广泛应用。数智技术等新科技在当代中国人生活中的深度应用颠覆了他们以往在媒介中获得的“旧的中国形象”,逐渐建立起来“新中国形象”。这种“旧”与“新”之间的最大差别就是中国的科技创新与应用。
如果说传统的国际人文交流还是以传统文化艺术形式作为主要内容,那么当代中国在开展国际人文交流时,就要更加主动地注重展现现代科技在中国发展中的影响,展现以现代科技为内容的当代中国新文化内容。这会吸引更多国际青年的关注,推动全球新生代与中国的广泛交流,让中国在更多的世界青年人心目中树立生机勃勃的创新大国形象。现代科技成为展现中华文明创新性与中国式现代化成就的最大亮点,也有助于让中国成为当代人类新文明的积极引领者。
二、以科技的文明观传播中国科技发展,让科技成为普惠人类的工具而不是彼此竞争的武器
科技是人类近现代文明形成的重要构成与动力。以1687年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出版为标志,17世纪以前的科学成就被总结与超越,此后300余年的科技发展被开启与拓展。牛顿力学统一揭示了整个物质世界的运动规律,成为推动人类文明水平提升的公共产品。事实上,从牛顿到爱因斯坦,从袁隆平到屠呦呦,伟大的科学家都将自己的科学发现作为人类进步的共同成果,这也正是科技发展应该具有的文明观,即科技是服务于人类福祉的共同工具。
遗憾的是,近代以来的少数科技强国将科技视为获取自身利益的实力来源,对科技发展采取了“为己所用”与“无所不用”的态度,在殖民进程、战争对抗、经济竞争中让科技违背了其应有的文明观。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科技在经济发展与国力竞争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小院高墙”式的科技政策更是成为少数科技强国采用的手段,使得科技愈发成为彼此竞争的武器而不是普惠人类的工具。这种科技政治化的态势对科技发展是不利的,对人类发展更是不利的。
自2017年起,笔者在访问许多国家的大学与企业时,经常被问及包括中国科技发展在内的中国发展的目标问题,笔者反复强调的是:中国不追求本国利益第一,不搞“China First”,而是追求共同发展第一,即“Together First”。这种回复不论在欧洲还是在非洲,往往都会获得听众的热烈反映,有欧洲媒体对此观点专门进行了报道。
在笔者参与组织的2024年哈拉雷非洲论坛上,中国的学者和乡村技术能手介绍了中国乡村振兴中的基本理念和农业技术推广经验,获得了现场非洲听众的充分肯定。津巴布韦的政府部长认真听取会议全程,会后交流时表示要向中国学习农业技术和相关政策,而在当地媒体的报道中也鲜明地提出,把中国乡村振兴的道路作为津巴布韦乡村发展的学习对象。这种国际人文交流不仅是介绍中国科技发展成就,更是传播科技的文明观,传播全球文明倡议与全球发展倡议,为世界提供更多的科技公共产品与思想公共产品。
当代世界已经进入科技大发展的时代,对中国来说,不仅要在技术上领先,也要在技术应用的观念上领先,让新技术惠及人类,这是中国要面对的双重使命。事实上,中国的制造业、农业、生物医药业等许多领域的技术进步都是以技术进步及其广泛应用作为双重追求目标。直至2025年,以DeepSeek为代表的中国人工智能团队以自己的开源、免费与低成本展示了中国特色的人工智能发展之路。在科技成为当代人类发展突出驱动力的时代,中国不仅要拥有先进的科技水平,还要拥有先进的科技文明观,两者的对外传播同等重要。
把科技作为文化来开展国际人文交流,就要在交流过程中不仅介绍中国科技的技术指标领先性,更要介绍技术应用的普惠性,这将是更具有深刻文明意义的文化内容,可以让中国科技获得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认可与接受,让中国的国家形象随着中国科技的国际扩散获得有效的提升。笔者在一些全球南方国家调研发现,中国在对外交流合作中的技术转移、技术合作获得了当地政府与人民的高度评价。像“鲁班工坊”这样的工程技术交流项目,围绕机电一体化技术、现代通信工程技术、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等专业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帮助所在国提升工程技术水平,让更多的当地人具有工程技术能力与就业能力,真正发挥了现代科技的普惠性作用,让科技成为了不同国家间人文交流的纽带、团结合作的纽带。事实上,科技应该成为人类的“友谊的纽带”而不是“分割的高墙”,这才是科技的文明意义所在,这也正是以科技交流推动国际人文交流的文明目标所在。
值得指出的是,以科技的文明观来推动国际人文交流,具有的深远意义在于,可以提升科技在当代人类文明中的积极作用。牛津版《科技史》主编特雷弗·威廉斯在该书第七卷最后一章“技术与生活质量”中谈到:“技术创造的物质利益对促进人类的普遍之爱并未产生多大作用,虽然这种情况早就是社会改革家们追求的目标。”书中还谈到社会对技术的反感情绪:“这种反感情绪与其说是针对技术,不如说是针对错综复杂的现代文明。当然,现代文明是包含技术在内的一个整体。”①事实上,技术无疑是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推动力,但技术进步并不必然增进社会和谐与人类普遍进步,正确的科技文明观对于推进技术创造“普遍之爱”与人类共享技术福祉至关重要。与此同时,以中国倡导的科技文明观来推动国际人文交流,具有的现实意义在于,可以削弱国际交往中科技的政治敏感度,促进国际科技界、教育界、文化界的人文交流正常化,促进科技知识与人员在国际间的正常流动。把科技作为文化,就要让科技回归文化成为文明,成为促进人类团结与进步的文明力量。
三、采用数智技术推动国际人文交流,将科技作为中国与世界沟通的内容与手段
现代数智技术的应用是全面而深刻的,而中国在数智技术领域的全球专利拥有量与快速应用覆盖面上是领先的。这些为当代中国开展国际人文交流提供了崭新的平台,也拓展了更大的可能,不论交流方式还是交流内容都会得到极大拓展。对当代中国的国际人文交流来说,要更加积极地拥抱新科技,让新的数智技术更大限度地在中国与世界的沟通中特别是中国青年与世界青年的沟通中发挥作用。
一是基于社交媒体平台推动国际人文交流。数智技术的发展让社交媒体平台成为当代国际人文交流的主要平台,不同国家间的人群通过共同的社交媒体可以获得直接的联系。笔者在带青年学生访问不同国家大学时,发现年轻学生们之间互留联系方式已经不是电子邮箱,而是各自的社交媒体账号,这些社交媒体让不同国家的青年人之间迅速建立联系并保持联系。值得称道的是,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发展迅速且具有广泛的世界影响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际青年使用。要以社交媒体平台推动国际人文交流,就要更加主动地搭建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交流空间。一方面,加强这些社交媒体平台的多语种化建设,借助智能技术提供中外青年的交流语言便利;另一方面,树立文化多样性的理念,健全社交媒体平台的治理规则与跨文化交流机制,促进更多的世界青年来使用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通过这些平台了解中国并与中国青年直接交流对话。
二是围绕文化遗产数字化推动国际人文交流。文化遗产特别是世界文化遗产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也是当代国际人文交流中的热点话题,以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应用与传播为着力点,可以成为充满吸引力与感染力的国际人文交流领域。以最具代表性的中外人文交流遗迹敦煌莫高窟为例。这里是世界文化宝库,也是历史上重要的中外人文交流枢纽,在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笔者在敦煌文物数字化研究所调研时得知,为了推动“数字敦煌”的建设,20世纪90年代开始,敦煌研究院与美国梅隆基金会合作引进先进数字技术,研发出了“多视点拍摄与计算机结合处理”的莫高窟壁画数字化方法。此后又与微软亚洲研究院合作研发了10亿像素级相机,能够用一幅照片拍摄一个完整的中型佛龛及龛内的塑像壁画。现在的数字技术团队、工程团队在文化遗产数字化领域已经具有较高的水平,并且可以协助其他国家参与所在国的文化遗产数字化工作。时至今日,敦煌、故宫等文化遗产的魅力在世界上与日俱增,在数智化条件下可以联络更多的国外参与者,借助数智化手段做出更多的数字复原、沉浸式展演、全景漫游、数字文创品等数字化产品,这为国际人文交流开辟了许多新的可能。樊锦诗认为:“发展文化遗产事业,必须转变观念。推动文化与科技的融合,有助于打造文化遗产保护的新平台,拓展文化遗产的开发空间。未来,世界遗产的数字化进程需要国际合作,共同利用资源和各类技术手段,才能更好地保护和弘扬世界文化遗产。”②事实上,中国拥有的世界文化遗产数量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是巨大的,这些资源是世界的文化财富,也都成为世界普遍关注的文化内容。推动这些文化遗产内容的交流与传播,通过国际合作进行数字化保护与开发是有效的手段,既用不同的文化视角与现代技术向世界传播了中国文化遗产,又可通过一个又一个合作项目推动国际人文交流。
三是在数字文化内容创作与传播中推动国际人文交流。中国的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与网络视频日益成为中国文化“出海”的有效载体,这些数字文化内容传播了中国文化,展现了当代中国文化的形象。值得提出的是,这些数字文化内容不仅是文化传播载体,也是国际人文交流载体。具体来看,一方面,在数字文化内容的创作中,更多地吸收国际参与者,可以提供不同文化视角,让作品更具文化多样性,更容易获得国际市场的认可;另一方面,在数字文化内容的国际传播中,基于共同受众群体可以形成作品用户群,建立互动机制,促进基于数字文化作品“趣缘”的国际人文交流,甚至可以推动数字文化内容的二次创作与再开发。事实上,基于许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优秀数字文化内容,可以搭建起新的国际人文交流平台,这种平台的影响力始于线上,也会转化到线下,形成持续的国际人文交流效应。
四是以数智技术赋能外国人入境游推动国际人文交流。中国实施的部分国家过境免签入境政策极大地推动了外国人入境游,促进了来中国、在中国的国际人文交流,提升不同国家间“民相亲”的效果显著,堪称“小政策”带来“大效果”。在此过程中,可以更好地引入科技元素,让数智技术发挥更大作用。在外国游客的文旅消费场景中,以“新场景、新体验、新消费”为核心,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通过人工智能、机器人与光影技术等新技术让传统文旅项目延伸出更多具有科技感的新文旅业态。比如在外国人下榻的酒店,展示机器人提供的日常服务,会带给外国人出乎意料的感受;在外国人参观的文化景点,通过数智技术为外国人提供翻译服务、随行服务,定制各类文创品,这会带给他们宾至如归的体验;在外国人参观的文化项目中,提供更多数字博物馆、数字化展演,让文化科技深度融合的产品成为外国人入境游的亮点与社交媒体传播的热点,会带给他们记忆深刻的印象。笔者曾在成都参观《三体》沉浸艺术展,展厅中围绕三体世界中三颗太阳、三体舰队等场景变化进行演绎,构建出光影玄幻的多维空间,沉浸其间可思考人类与宇宙的宏大命题,而面壁人与破壁人的脑电波测试对抗游戏更是让参与者兴致盎然。类似这样的科幻展览非常适合吸引外国游客来参观体验。其基本思路就是要通过外国人在华旅游期间亲身接触中国科技,感受科技带给中国文化建设、社会运行、日常生活的效果与体验,形成对中国科技的亲近感。
五是以数智技术“走出去”推动国际人文交流。中国在海外拥有大量的孔子学院、中国文化中心,笔者在国外访问时大多会去交流。许多机构提出的需求与本文开篇提到的问题是一样的,即依托这些机构开展的人文交流内容还局限在传统文化与狭义文化内容中,而要更好地把科技要素引入,就要将数智技术带来的新文化成果作为当代中国的新文化引入进行交流。笔者在近年国际调研中发现,外国青年很希望看到数智技术带来的中国美术作品、视频作品与演艺作品,希望看到无人机、机器人等在现代文创产业中的应用可能。近年来国内的数字展演作品不断出新,《乐动敦煌》《无界长安》等演出以最新的技术、最少的演员展现经典的中华传统文化,视觉感染力强,很适合进行文化“走出去”的中外人文交流活动。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中国近年来的科幻产业大踏步提升,从科幻文学到科幻电影再到科幻乐园不断发展,以《三体》和《流浪地球》为代表的科幻作品代表了中国科幻创作的实力与魅力,而依托人工智能技术与科幻创作的结合,可以创造更多展示现代科技感与文化多样性的文化作品。事实上,在海外更多举行文化科技融合产品的展览与交流,无疑会让国际人文交流具有更多的现代色彩,带来更强的震撼感与冲击力,可以吸引更多的国际青年的参与。
六是在新技术应用与扩散中推动国际人文交流。当前,“鲁班工坊”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工程技术人才培养领域的重要合作成果,为许多共建国家持续输送现代技术与现代技能人才,成为中国与不同国家间技术合作的“金字招牌”。从长远来看,这种新技术应用与扩散中的国际人文交流项目还可以继续扩展,一方面,让参与国家范围扩展到更大范围的全球南方国家,让中国的科技惠泽更多的国家;另一方面,让合作的技术领域可以扩展到现代数智技术等更多新技术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成为当代引领性趋势的时代中,中国可以依托自身在数智技术方面的新进展,将更多源于中国的现代数智技术分享给世界,打造出更多科技领域的国际人文交流新平台。
当今时代是一个技术化的时代,科技日益成为世界发展的主驱动力,数智化存在日益成为人类生存的现实构成,在这样一个时代开展国际人文交流,回避科技内容是不可能的,也是单薄的。在人工智能内容生成技术(AIGC)中,C不仅代表内容(content),也代表创意(creative),更代表文化(culture)。只有积极地引入科技元素,才能让国际人文交流内容更加丰富;只有充分地展示科技形象,才能让中国的国家形象更加丰满。当代中国正在迈向世界科技强国的伟大进程中前行,可以也理应在国际人文交流中更主动发挥科技的作用,把科技作为文化,让科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新文化与新形象。这不但会提升国际人文交流的品质,也会对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发挥显著作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战略研究”(23VRC006)阶段性成果。
胡钰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