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式AI技术对国际传播格局的重塑

　　黄浩宇 何可 方兴东

　　【内容提要】DeepSeek的推出不仅是一次重大的科技创新，也是中国国际传播的一次历史性突破，它预示着普惠式AI技术时代的到来。以DeepSeek为代表的普惠式AI技术第一次让中国改变了从基础设施到内容传播主导权缺失的战略被动局面，也深层次地改变了传播的基本逻辑与社会影响模式，为国际传播格局重构开启了新的方向。普惠式AI技术的出现宣告着中国国际传播正式进入智能传播时代，抓住智能传播的历史性契机，实现国际传播从被动到主动的根本性转变，无疑是普惠式AI技术最大的意义与价值所在。本文基于对DeepSeek的考察，探讨普惠式AI技术对国际传播格局的影响，为我国在智能传播全民化阶段更好地把握历史机遇、更精准地制定战略对策提供参考。

　　【关键词】普惠式AI DeepSeek 国际传播 技术地缘政治

　　一、引言

　　2025年初，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GenAI）DeepSeek-R1横空出世。依托系统工程创新构建的成本优势与效能突破，DeepSeek成功撼动了以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OpenAI）、谷歌（Google）和“元”（Meta）等为代表的美国企业在AI前沿技术占据的主导地位，推动了AI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规模化应用与普惠化发展。有学者认为，相较于ChatGPT，DeepSeek最重要的历史性贡献是通过成本、效率、开源等系统性工程创新，推动AI成功跨越主流化鸿沟，全面迈向技术创新与扩散最为关键的第三阶段早期大众的突破。这是DeepSeek超越ChatGPT可定义为“DeepSeek时刻”的根本逻辑。①因此，在某种程度上DeepSeek的出现也标志着GenAI开始超越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所说的技术演化阶段中带有娱乐性质的“玩具”属性阶段，向自主知识生产主体或者说通用人工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AGI）的方向演进。总体而言，DeepSeek事件不是一个简单的现象级新闻事件，也不仅仅是一次重大的科技创新事件，它是中国国际传播的一次历史性突破，更预示着普惠式AI技术时代的到来。要从更加开阔的国际传播格局入手，深入理解这一事件提供的新逻辑和新机制：普惠式AI技术的出现让中国改变了从基础设施到内容传播的主导权缺失的战略被动局势，也深层次地改变了传播的基本逻辑与社会影响模式，为国际传播国内与国际的格局重构开启了新的方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②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AI技术尤其是大语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简称LLM）等的快速发展正在重塑国际传播的基础范式，DeepSeek的出现更是让中美AI模型之间的差距迅速缩小。根据斯坦福大学以人为本人工智能研究所（Stanford HAI）发布的《2025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dex Report 2025），虽然美国在AI模型的数量上处于领先地位，但中美两国AI模型的性能近乎持平，而且中国在AI领域论文数量和专利数量上继续保持领先优势。③

　　以DeepSeek为代表的普惠式AI技术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国际传播方式的数字化、智能化演进进程，为国际传播格局的重构开启了新方向。更为重要的是，DeepSeek事件为全球传播领域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范式，即在技术创新与内容生成的双重驱动下，国家形象和文化软实力的构建不再依赖传统的自上而下策略，而是通过开放、互动和协同创新实现自我强化。这种由下而上的动态生成模式，不仅为中国的国际传播注入了强大活力，也为未来全球传播生态的演进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样本。

　　二、普惠式AI技术下传播主体的范式重构：从人类中心到人机协同体

　　DeepSeek等普惠式AI技术将传统政治学范畴的“权力”概念进行了解构和重新结构：权力的主体、权力的形式、权力的作用机制等在其冲击下都发生了不可忽视的嬗变。在传统社会，权力的主要特征表现为权力主体的集中性、权力形式的垄断性与权力作用机制的强制性。而在普惠式AI技术的冲击之下，原本以国家为权力主体的强制权力受到地域、空间、法规的限制，难以在权力关系的构建中得到较快反应，而话语权力则依托网络流动空间得以快速反应，传播不再是权力实现的方式之一，正如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所认为的，在以“社会形态胜于社会行动的优越性”为结构特征的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权力的实践通常建立在对信息和传播的控制之上，即“传播就是权力”（Communication is power）。④简言之，AI技术重新定义了“权力”，“传播即权力”愈发成为一种共识。

　　而最值得关注的是，在普惠式AI技术来临的当下，传播主体（或者说权力主体）的范式发生了重构：从以人类为中心的主体开始演变为以人机协同体为主体。自2022年美国大语言模型ChatGPT问世以来，生成式人工智能成为全球媒介技术发展的焦点领域，2025年中国DeepSeek-R1的发布开启了新一轮的中美媒介技术争夺战。《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4年）》显示，2024年第二季度，全球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3万家，其中美国企业超1万家，全球占比达34%；中国企业全球占比达15%，位居第二位。⑤这场注定旷日持久的技术争夺战硝烟的背后透露出大国对国际传播权力归属的集体焦虑。因为以往传统的国际形象建构和国际舆论博弈以“人”来执行具体的建构工作，“人”是国际传播的具体行动者与传播者，而随着普惠式AI技术的普及和广泛应用，国际形象建构和舆论博弈中的机器如社交机器人（social robot）、智能体（Agent）等逐渐成为传播过程中越来越重要乃至不可或缺的传播主体，即传播主体不再局限于人类，机器写作技术、社交机器人、智能语音助手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开始以传播主体的身份参与国际信息生产和传播，形成“人+机器”的协同传播主体生态，这显著改变了网络空间的互动和内容生产模式。这些生成式人工智能不仅延伸了人的主体意识、模仿人的思维能力，更是逐渐从单纯的传播中介跃升为具有一定自主能力的传播主体，在网络空间中自主参与社交互动、内容生产，甚至进行舆论操纵。

　　进一步而言，基于深层权力结构去观察传播主体的范式重构会发现，在科技巨头主导的生成式AI平台崛起背景下，传统国家中心的国际传播秩序出现根本性裂变，呈现出多极化、去中心化的网络化权力分布特征。也就是说，当数据要素和算法模型构成国际传播的底层架构，掌握技术标准制定权的科技公司实质上成为新型权力节点。

　　三、普惠式AI技术驱动下的国际传播权力重构

　　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开始慢慢动摇西方独占国际传播霸权的格局：以往由政治权力和知识精英阶层垄断的多级信息分发机制以及高昂的信息传播成本受到冲击和消解，国际传播越来越呈现出扁平化、平民化的态势。生成式人工智能出现后，这种传播权力向个体回归，从精英垄断转向普惠化的趋势愈发明显，而DeepSeek作为元媒介的技术支撑者，有望通过API接口赋能形成生态化部署，从而革新人类认知范式，促进社会走向深度媒介化，⑥继而对整个传播生态系统产生影响。

　　以DeepSeek为代表的AI技术不仅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也在重塑信息生产的底层逻辑，解构从19世纪以来西方长期主导的国际传播秩序。网络技术既可以被政府、企业等组织机构使用，同样也能够为弱势或边缘化的普通个体所用，遏制权力并重构社会关系。2025年的DeepSeek事件可以看作是卡斯特权力网络理论的传播实践案例。DeepSeek作为传播技术的创新，芯片是其算力基础设施，而美国自2022年起对中国芯片禁售，迫使DeepSeek团队在算法上突破，以较小的参数量实现了接近ChatGPT的性能，并通过成本、效率、开源等系统性创新改写中美AI博弈的全球叙事。从某种意义上看，DeepSeek就是编程者的角色，这种对规则改写的反制，使中国在科技话语场中从追随者变成了创新者，也印证了卡斯特的判断：网络社会中的支配者永远是那些“定义文化符码的人”。⑦

　　此外，生成式人工智能普遍使用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使得非英语语种在数字空间获得了以往不可想象的平等话语权。根据网站W3Techs的监测数据，全球中文网站的比例只占1.3%，英文占59.3%，⑧生成式AI推动的技术民主化进程，有望降低语言壁垒，重塑信息获取与表达的路径，从而逐步削弱以英语为主导的媒介在全球语境中的意识形态传播效率。

　　总而言之，DeepSeek凭借其高效的模型训练机制与极具竞争力的API低价策略，有力地推动了AI技术在全球的规模化应用与普惠化发展。它打破了对代码囤积、芯片垄断以及资本巨头的依赖，逐步瓦解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对传播权力的世袭式掌控，在全球范围内重构了技术赋权的新范式。

　　四、“技术地缘政治”：AI技术中的意识形态对国际传播的影响

　　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Christopher Nolan）一句“摄像机假装它是客观的”道破了机器或技术并非是中立的、无价值倾向的。同样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也有着根深蒂固、不可避免的价值判断倾向。即使是同一人工智能应用，在不同的场景中被使用时，因受到价值观和实践场景差异的影响，不同意识形态国家的处理方式和处理结果不同，甚至常常出现矛盾与冲突。⑨这便是地缘政治影响下AI技术发展、创新与扩散面临的现实困境：“技术地缘政治”（technology geopolitics）在人工智能技术的跨域转移中有意无意地被裹挟了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同时受西方意识形态浸润的数据也在影响、强化和凸显生成式人工智能中算法的价值倾向，它们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在贩卖西式价值观。比如在2023年，“七国集团”（Group of Seven,G7）启动了“广岛人工智能进程”（Hiroshima AI process）等地缘政治组织，将西式的“人权”“自由”“民主”等西方理念作为人工智能的伦理标准，抨击、打压、迫害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和从业者。

　　人工智能技术如今也被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视为地缘政治的主战场，他们奉行“技术民族主义”（techno-nationalism），以意识形态的分野为依据，划定AI技术传播的边界，给“全球南方”国家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人为设置了重重障碍，尤其是拉拢具有相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和地区组成具有明显政治意图的“意识形态联盟”，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研究和传播过程中的“安全性”和“标准的可控性”对抗非成员国家，保护和促进本国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技术霸权。比如在2025年1月13日美国时任总统拜登发布《关于人工智能扩散的临时最终规则》（Interim Final Rul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iffusion），这个文件被称为是人类史上首个全球AI出口管制规则。⑩通过这一AI出口管制文件，美国建立了一个AI技术管控的全球性框架，即美国将能够精准管理AI芯片和大语言模型如何与国外共享，并指导未来几年AI在世界各地的扩散。

　　此外，西方国家将“全球南方”国家中具有技术竞争优势但意识形态迥异的国家尤其是中国进行阵营对立，强化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排斥他们的技术价值观与治理模式，以“国家安全”为借口，肆意渲染外来竞争对本国利益的威胁。作为全球增长最快的AI应用，DeepSeek-R1在推出后不久就在海外遭遇多国“禁令”：2025年1月28日，意大利数据保护机构Garante下令屏蔽DeepSeek；1月30日，美国国会开始禁止员工使用DeepSeek；1月31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宣布禁止员工使用DeepSeek；2月4日，澳大利亚全面禁止政府的系统和设备使用DeepSeek；2月5日，两大韩国能源巨头韩国水电与核电公司、韩国电力公司正式宣布禁止使用DeepSeek；3月17日，美国商务部通知工作人员，DeepSeek已被禁止在其政府设备上使用……技术地缘政治强势抬头，致使我国人工智能技术在全球传播中面临严峻的联合围堵困局。而更令人担忧的是，2025年1月29日，美国国会参议员乔什·霍利（Josh Hawley） 提出 《2025 年美国人工智能能力与中国脱钩法案》（Decoupling Americ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apabilities from China Act of 2025），相关违法者将面临最高20年监禁及最高1亿美元的罚款。

　　11这是美国国会议员首次提出旨在推动中美人工智能领域“脱钩”的法案。若该法案正式成为法律，将彻底切断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纽带，不仅对两国的科技交流与合作造成重大冲击，还可能引发全球科技合作格局的深刻调整。西方国家的过激反应以及一系列高强度政治手段，源自于以DeepSeek为代表的中国AI技术可能会严重威胁到美西方的技术领导地位，而更本质的原因是AI技术驱动下美西方国家对国际传播权力格局转变下的现实压力与集体焦虑。

　　五、AI技术普惠化：突破“西强我弱”国际传播格局的新路径

　　在以往的国际传播格局中，西方国家凭借强大的传统媒体网络以及深嵌于其中的叙事话语体系，形成了一套完整而牢固的国际传播霸权体系，对非西方叙事的主体与内容进行习惯性的过滤、扭曲与丑化，“全球南方”国家长期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被动地位。而以DeepSeek为代表的中国的普惠式AI技术通过技术创新，超越了美国的ChatGPT成为全球增速最快的AI应用，打破了“西方技术垄断—意识形态裹挟的内容输出—国际传播格局固化”的闭环，成为首个从技术基础设施层面突破国际传播壁垒的中国案例，这无疑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里程碑事件。而要突破当下“西强我弱”国际传播格局，应该具备以下几个新思维：

　　（一）坚持自主科技创新，构建智能传播基础设施，重塑国际传播规则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对社会的逐步嵌入，自动化算法程序、社交机器人等智能传播技术能够在短时间内生产、分发海量的精准内容给受众，不仅在数量、速度上开始超越传统权威媒体，而且在传播策略、信息扩散方式上也优于传统权威媒体，国际传播中媒体机构的作用正在被消解，智能时代权力的载体正从媒体机构向技术平台转移。而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掌控了包括生成式人工智能（ChatGPT、Gemini、Claude）、量子计算、社交媒体（X、Facebook、Instagram）等前沿技术和网络渠道，它们凭借这些技术基础设施的垄断地位，制定各类数据跨境规则和内容审核标准等，形成数据与算法霸权，以此来操纵全球的信息流动，让中国等“全球南方”国家形成了对西方国家强烈的技术与平台依附性，在国际传播中长期处于“借船出海”的被动状态。造成这一技术主权与智能传播基础设施缺失的深层矛盾的缘由，就在于中国一直没有突破学者郑永年所提出的“中等技术陷阱”。中国技术长久面临着三大挑战：原创性技术匮乏、高技术层次发展薄弱、领先全球的应用技术未形成系统化优势。

　　12而以DeepSeek为代表的中国技术有望改变这一尴尬局面。据统计，美国和中国是全球人工智能模型数量唯二位于第一梯队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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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突破“西强我弱”国际传播格局新思维的核心逻辑是坚持自主科技创新，构建智能传播基础设施，简言之，将技术基建作为国际传播的底层架构。科技创新既是国际传播的重要内容主题，更是争夺全球传播主导权的底层基础设施。这也意味着，科技创新在国际传播中扮演着双重角色或者说具备双重属性：一是内容属性。AI技术、量子计算等科技成果的突破本身就是国际传播中的高流量、高价值叙事；二是基建属性。坚持自主科技创新，构建智能传播基础设施，将算力网络、数据平台、算法框架作为“传播基础设施”，通过自主技术生态重构国际传播的底层架构。由此，中国通过DeepSeek等本土技术的创新，在国际上争夺技术标准主导权，参与制定AI伦理、多语言模型训练等国际标准，才能打破西方的技术标准霸权和对传播基础设施的垄断，从争夺叙事话语权到争夺技术话语权，从国际传播的内容追赶者转变为规则定义者，由此重塑国际传播规则。

　　（二）从内容输出到基建赋能，国际传播从内容竞争向技术赋能的范式转移

　　如今中国可以通过遍及全球的496所孔子学院（Confucius Institute）和757所孔子学堂来进行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

　　14虽然取得了斐然的成绩，但这些内容输出需要依托于线下机构的实体空间，其受众触达率与传播影响力都有明显的局限性。而DeepSeek通过API可以让全球开发者和机构自动获取各类中文文化资源，如果将其全球化布局与预计2027年初步建成的“国家关键语料库”

　　15深度融合，形成“DeepSeek中文语料库”，那么将大大提升中国国际传播中内容输出的传播效率。通过DeepSeek可以很好地完成对内容输出地的文化语境适配，快速、高效、自动生成本地语言的配音、字幕和隐喻解释等，加快推动中国网络影视剧、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等中国文化“新三样”的“出海”，减少内容“出海”过程中的文化折扣。

　　同时，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可以赋能国际传播中庞大的民间主体，使得跨国企业、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和普通公民都可以获得前所未有的传播能效，通过AI驱动的精准传播和本地化适配可以轻松突破地理的界限，在气候治理、人权议题、商业贸易等细分的国际传播领域形成强大的影响力。比如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商户们利用DeepSeek免费的API接口，将DeepSeek的语义理解、多模态生成等功能接入已有的AI平台，配上由DeepSeek生成的文案，10分钟左右就能生成一段外语产品介绍视频，民间主体首次具备此前不可想象的内容生产能力。如此一来，他们不仅能够将中国的商品推向国际市场，也可能进而成为我国国际传播战略中的一个个具有不俗影响力的传播微节点，由此形成多元共振的效应。

　　（三）加速践行“数字丝绸之路”（Digital Silk Road）倡议，构建“全球南方”国家传播技术联盟

　　我国应以技术合作为纽带，构建技术开源生态，吸引各国技术人才参与，通过AI、云计算、5G等新基建输出，加速践行习近平主席在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倡导的“数字丝绸之路”（Digital Silk Road）举措，构建“全球南方”国家传播技术联盟这一超越国家边界的技术共同体，推动国际传播秩序向多极化演进。在这一过程中，不能重走西方国家的“技术殖民”老路，要弱化技术在意识形态中的对抗，也不能掉入“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的陷阱之中，将技术视为霸凌他国和掠夺利益的工具。具体而言，可从以下两点切入：首先，进行算力普惠化，打破西方技术寡头垄断。通过分布式训练架构，采用去中心化算力调度技术，如联邦学习（Federated Learning）和边缘计算（Edge Computing），将参数模型训练成本降至中小国家和企业能够负担的算力投入，对欠发达国家免费开放基础版API，推动全球AI算力资源从集中式垄断向分布式普惠转型。同时推动联合国《全球数字契约》(Global Digital Compact)纳入“AI算力普惠条款”，要求科技巨头开放部分算力资源作为社会责任；其次，数据去依附化，构建多元数据生态。发起多语种数据联盟，推动“全球非英语语料库计划”，采用“中文+其他区域语言”的多语种训练策略，打破英语数据占比过高的垄断格局，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去西方中心主义”的数据输入接口。同时，树立并强化数据主权意识，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本土化数据清洗、标注和治理工具，支持其建立符合本国文化伦理的AI训练数据体系，由此抵抗西方国家的数据偏见和数字霸权。

　　黄浩宇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后、

　　浙江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秘书长；

　　何可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方兴东系浙江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主任、浙江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执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