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城海外游记中的画论

　　侯敏

　　金城（1878—1926），近代绘画名家、艺术活动家，原名金绍城，字拱北，一字巩伯，号北楼，浙江吴兴（今湖州）人。金城出身江南丝商巨贾之家，早年留学英国剑桥大学攻读法律，回国后在上海公共租界担任法务监理。清末民初，又赴欧美考察法制兼及美术。1918年，他发起中国画学研究会，与金肇祥、陈师曾、庞莱臣等著名画家、收藏家有交谊，叱咤民初北京画坛，被奉为“广大教主”。他参与筹备古物陈列所，倡议将故宫内库所藏金石书画公开陈列展览，供公众观摩，奠定了中国近代博物馆之基石。1926年，金城罹患疾病逝世于上海，其短暂的一生为近代绘画与文博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十八国游历日记》记录了他于1910—1911年赴外国考察的所见所闻。金城的游历日记近年由江苏凤凰出版社出版，记载了他参观一些美术陈列馆及历史博物馆的印象与感想，可谓尚奇析疑，比较观照，旁搜而远绍，有驰骋自得之妙。迄今为止，学界还未注意到金城出国游记中的画学思想。拜读游记文本，我们当能领略其酌古御今的艺术观念。

　　金城是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在出游日记中，金城显示了一种清醒旷达的艺术眼光。欧洲诸多美术馆和博物馆，令金城似渴鹿奔泉，仰观俯察，搜采殆遍。他欣赏古典美术作品的深湛艺术，例如石像雕刻甚是精美，它们或立，或跪，或偃，或仰，有裸体者，有着衣冠者，各具风格，臻极其妙。西方油画作品，山水、人物、花卉、鸟兽等画艺，矜奇炫异，美不胜收。其中一个突出的特点是重视实体写真，以人为宇宙中心，以表现对象真实为原则，故绘画逼真生动，“大抵西人之画以兼收并蓄见长，如轮舟在海中遭风遇火，皆能绘其情状，驯至顽童踞地而吸雪茄、老媪凭几而挦鸡毛，以及死尸枯骸之属，一经摹绘，便入妙境”。欧洲古典绘画采用焦点透视法，偏于写实，形成一种逼真的艺术效果，这种画法与中国画显然不同，中国画往往采用散点勾勒、注重写意的艺术手法。在这个方面，金城以为中国画家应当学习西方画家的辄尽情状、画穷事际的写实手法。海外观画过程中，金城对中西绘画艺术进行了一番参证比较，勘察其历史异同。

　　同时，金城也注意到西方近代画风的流变。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正是法国印象派影响欧洲艺术的盛期。金城在参观了法国巴黎油画院的现代画展览后，发现“新画日趋淡远一路，与从前油画之缜密者不同，转与中国之画相近。中国画学南宋以前多工笔画，宣和以后渐尚写意，遗貌取神，实为绘事中之超诣，不但作画为然，凡诗文皆有此境界，至造极处，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今人见西人油画之工，动诋中国之画者，犹偏执之见耳”。金城惊奇地发现西方近代绘画作品，与中国宋代绘画风格非常相近，其风景画同样追求淡远的格调与氤氲的气韵，流露于绘墨之中。西方画家饱蘸墨色或颜料，在画幅上居然能分出浓淡深浅层次。这与中国古代画家的画法非常相似，寥寥数笔，生趣盎然；挥洒涂抹，色泽腴润，作品富有余味与意境。鉴于域外画风的相似性，金城感悟到绘画实践，国人不能妄自菲薄，中国传统的写意画有着不可掩抑的创作特色，并非一无是处，无须自惭形秽，西方也在走写意画之路。这给金城的心灵带来几多慰藉。

　　于是，金城在游记中思考中西绘画艺术存在的“异中有同”“异同交错”之现象。他捕捉到近代西洋画的一个变化，从形似的工笔画走向朦胧的写意画，“新者皆以粗枝大叶见长，甚或以模糊取致，如八大山人、石涛和尚一派者，盖一变从前精湛严整之习矣”。十九世纪末以前，西洋画偏重以科学之原理研究光与色，强调摹物象描入微。而至近代发生了嬗变，欧洲的印象派绘画，反其道而行之，不重客体，专注主观。于是立体派、表现派、未来派等新潮画派翩然而至。这种画风转变在很大程度上说明，西洋画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意识到“形似”不足以展现艺术之长，故不得不寻找新的突破。联想到中国画坛，金城强调古代文人画的“写意”传统，并不过时。他呼吁国人保有风格，抒写胸臆，展其神韵与特色。金城擅长山水画兼擅花鸟画、人物画，精通篆刻，绘画师法“清初四王”范式，又上追宋代院体画，强调写生，吸纳一些西画技巧，其画作以工笔重彩为主，线条流畅、色彩鲜艳，画面构图严谨，意境深远。

　　海外观画，促成了金城浓厚的艺术感悟与广袤的艺术视野。难能可贵的是，金城在海外观画中表露出一种自觉的爱国情感。近代中国文物流落国外，触目惊心。在法国博物馆见到被英法联军掠夺的故宫文物字画时，金城心情沉重地在游记中写道：“天上奇珍飘零海外，摩挲把玩，雪涕咨嗟。”他边观摩边拭泪，痛心疾首，殷切的爱国情怀溢于言表。在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宅邸，金城浏览了伯氏搜罗的一些敦煌文艺秘籍，珍爱有加，且为中华珍贵文物流散异域而心情郁结。

　　这种悲天悯人的忧患意识，海涵地负，触处流露。在金城出国考察之前，严复曾对他推心置腹地说道：近世中国发展落后于西方强国，美术之不发达是其一，症结是国人之心思空闲，无所寄托，故驰骛于赌博狎邪之事，“若广设美术学堂以诱掖之，于改良社会实有裨益，而知者盖鲜焉”。金城服膺此论，并将之记录在日记中。在欧洲考察期间，金城既有民族自省，也有文化自信。他眼中看的是欧洲画艺，心中想的是中国美术之振兴与创造。金城赞成新式美术学堂之开设，希冀用美术慰藉国民情感、振作国民精神，达到改良社会之目的。

　　“国画”之名，始于清末民初，之所以特标“国画”，是因为国人要别乎西洋画、东洋画，此乃“西学东渐”下的中华民族精神之觉醒。在新旧交替的时代背景下，金城回国后为中国画学研究会设定了“精研古法，博采新知”“画法常新，而不废旧”的宗旨。他的海外游历日记中所记的中西绘画比较思考，无疑构成了近代中国美术观念发展史的珍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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