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的胃病及其他

　　严周成

　　钱穆原名恩鑅，字宾四，后易名为穆，语出《尚书·舜典》：“宾于四门，四门穆穆。”钱穆一生波折，几经辗转，为时局所困，为病痛所扰。从现存各类材料来看，虽都是只言片语，但仍可从中略观钱穆先生之健康状况，尤其胃病几乎成为其持续一生的顽疾，深刻影响着其一生生活习惯乃至学术选择。

　　钱穆先生父辈皆不寿，祖父钱鞠如去世时三十七岁，父亲钱承沛去世时四十一岁。鞠如公、承沛公年轻时就体弱多病，钱穆先生同他们一样，年少时体质便较差。自辛亥年十六岁始，几乎每年秋季都要发次大病，伤寒、肺气肿轮番袭身。一日念书，忽读到“不高寿乃耻辱”的话，又适逢自己醉心于陆游晚年豪情万丈的诗句，故笃志练体健身、规律饮食，培养每日静坐、散步的习惯。1928年，正是钱穆先生一心向学之时，家中却遭逢重大变故。妻子因难产离世，一尸两命；兄长钱挚归家帮弟料理后事，又因劳伤过度，旧病复发，不久亦辞世。“妻孥哭未已，兄死方余恸。”钱穆先生在《先秦诸子系年·跋》中回忆了这段惨痛经历：“儿殇妻殁，兄亦继亡，百日之内，哭骨肉之痛者三焉。椎心碎骨，几无人趣。”连遭打击之下，钱穆先生更觉健康之必要，愈发勤于锻炼、坚持打坐，不过劳过累，时时保持良好心态，遂得打破家族短命“魔咒”，享九十五岁之高龄。

　　钱穆先生胃病之来由，或与其母早年胃病经历相似。《师友杂忆》记载了钱母患病往事，1918年夏，钱穆先生举家搬至荡口镇之后，他辞去了梅村县四高小的职务，专在荡口鸿模任教，以便能朝夕侍奉患有胃病的母亲。而按《八十忆双亲》，钱母七十六岁时曾患有疟疾，医生以其年高而取金鸡纳霜用药，本意求疟速止，不料“引起四十年前胃疾”，由此导致消化不良，于翌年离世。若按此推论，钱母至晚在三十许岁时便患有胃病，而钱穆其时尚未满十岁。探究其背后原因，推断与钱家早期生活潦倒有关。早在其双亲成婚之时，钱家便已是“酱缸已破，独存架子”，又“大族同居，生事艰窘”，此后生活一直较为贫困，钱父虽以“文、行、忠、信”闻，但从不以贫窘穷迫相示人，因而绝少有人知其家经济实况，乡人直至吊唁其父时方知钱家之艰困。乡人劝领怀海义庄之抚恤，钱母初“泣不允”，后不得已乃受。按钱母与钱父同岁，则钱母时年四十一岁，此前一直过着清贫劳碌的生活。多年的饮食粗粝与饥饱无常，加之时常操劳过度，则钱母患上胃病便也不怪，而在如此家庭境况中成长的钱穆先生，同样渐生胃病之隐患。此外，钱穆先生早年清寒苦学，冷食陋习与伏案劳形叠加，后又因战乱流徙致饥饱失序，兼以先天脾胃素虚，寒湿困脾，终成痼疾。

　　钱穆先生半生飘零，始终与胃病相纠缠。

　　《宋明理学概述·序》载：“民国三十三年春，在成都华西坝，患胃溃疡甚剧，楼居数月，足不履平地……”在此期间，钱穆先生卧床通读《朱子语类》，一字一句，未敢遗漏，“自觉于宋明理学，又薄有长进”。而后向灌县灵岩寺僧众借《指月录》前来一观，遂于禅学渐通。按其自述：“此数月之内，由于一气连读了《朱子语类》及《指月录》两书，对唐代禅宗终于转归宋明理学一演变，获有稍深之认识。”常年体弱和病痛使他从早年起便对理学颇为向往，而因胃病不得已闲居带来的学术空暇和心境改变，终使其于理学一途颇有创获。

　　1945年抗战胜利之初，钱穆先生本想立刻还乡与家人欢聚，但终因胃病严重不堪旅途劳顿而作罢，直至次年夏天才得以归家。彼时复校工作虽已开始，但一来自己未得北大续聘，二来国内政治形势仍不稳定，他心想国事蜩螗，若贸然从事而被卷入纷争，则“于时国事固丝毫无补，而于一己志业则亏损极大”，倒不如选一偏远之处闭门治学为好。如此思定之后，1946年10月他便离家前往昆明五华书院，并出任书院文史研究所所长。此后一段时间，他生活颇为清闲，初时每周前往书院主讲“中国思想史”一二次，后又开设“专书选读”课。当时的云南教育厅厅长对钱穆先生也颇为照料，除关照其饮食起居之外，还特聘一有名望中医专门为其治疗胃病。钱穆先生自己也称：“余之再来昆明，养病之事乃更过于讲学。”

　　李埏先生素知钱穆先生患胃病多年，深以为苦，实需一清幽僻处静休，故多次诚心相邀其前往唐家花园。1947年春，钱穆先生遂由翠湖公园迁至唐家花园，生活方面由李埏先生夫妇竭力照扶，胃病得稍缓解。唐园内又有一唐家藏书之地，于钱穆先生看书、著述甚便。钱穆先生朝夕散步其间，寓学于乐，心境大快。他在晚年仍对此段经历念念不忘：“余前半年在翠湖日亲水，此半年在唐氏家园乃日亲山，亦初来所未料也。”

　　虽得李埏夫妇照料，但钱穆先生胃病已成宿疾，总未根治。一次偶闻友人称人年老了会怀恋家乡食物，可能于治疗胃疾有所裨益。他觉得在理，恰巧此时江南大学已多次诚聘其前往任教，因其“胃病不宜川食”的堂皇理由，同人不好过多挽留，故1947年11月他辞去五华书院和云南大学教职，东归无锡。

　　1949年，钱穆前往香港，次年创办新亚书院。在担任院长期间，钱穆先生既要应付繁忙公务，又得著书与教学，每天任务傍身，本该身心疲敝。但诸生皆不以为其为一“大忙人”。事实上，钱穆先生丝毫不以繁杂琐碎的公务为意，处理起来不紧不慢，从容有度，因态度积极，反自得其乐。工作之余，他广泛培植兴趣爱好，如种盆景、下围棋、品京剧等，不一而足，生活极有滋味。彼时正就读于新亚书院的唐端正先生在《我怀念的钱宾四先生》一文中写道：“也许是善于摄生的缘故，钱先生的身体一向都非常好，在一九五四年以前，虽常有胃病发作，但此后便痊愈。”此节于《师友杂忆》中亦有“是年初秋，余胃病又发……至是，又剧发”语对应，但“痊愈”之说算不得准确，事实是即便到了晚年，钱穆先生的胃疾还是时有发作。

　　1977年冬，钱穆先生胃病发作，卧病四十天，几不治。夏天，新亚学院成立“新亚学术讲座”，并由时任院长金耀基赴台敦请钱穆先生作为第一位演讲人。此时，钱穆先生已有八十三岁高龄，胃病又甚严重，视力大不如前，行动颇不便。但其仍感怀于创办新亚的经历，旧情深厚，最终于次年10月扶杖赴港，并以《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为题做了六次演讲。

　　早年的悲惨遭际和病痛的长期折磨，使钱穆先生著学之余，注意培养良好生活习惯，尽心钻研“养生学”。钱穆夫人胡美琦女士在《我所了解的学人生活》中回忆：“他（钱穆）年轻时，身体很弱，得过肺病，生活又清苦，又曾患了几十年严重的胃疾，所以一向很注重身体卫生。他伏案工作每隔一两小时定会站起来走动几分钟，或做些书房运动。”钱穆先生也喜欢种花，当时家里二十余平的小天台上，就养了大大小小近百盆的花草，“他用栽花代替了一部分书房运动”。

　　除钱穆先生外，还有很多文人曾受胃病困扰。一如鲁迅先生。《鲁迅日记》记载了1912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间的鲁迅先生两次胃痛经历。十一月十日“饮姜汁以治胃痛，竟小愈”，十二月五日医生云“气管及胃均有疾”，到六日“觉胃痛渐平，但颇无力”。鲁迅先生曾将自己的胃病称作“老病”，未太在意。又如陈寅恪先生。陈先生女儿回忆，常年的胃病让父亲胃口较差，同时染上偏食挑食的坏习惯，长此以往便出现营养不良。鲁、陈二先生胃病稍轻，相比之下，朱自清先生之胃病是绝重的。关于朱先生长期以来苦痛于胃病的经历，在众同人间已不算秘密。《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载：“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病卒。”学界一般认为此“病”即是胃病，朱先生实死于严重的胃溃疡导致的胃穿孔。从诸位大家的经历来看，胃病非独生理之损，实为士人身心交瘁之征——清贫治学、国族焦虑与耕读传统中的身体规训，共同构成知识群体在近代转型期的结构性困境，以肉身承载文化苦厄，遂成一代学人之命运烙印。

　　除却胃病以外，钱穆先生晚年又为眼疾困扰，胡美琦《我所了解的学人生活》中谈道：“直到他七十以后，两眼动过手术，目力大不如前……”1978年，钱穆先生双眼患黄斑变性症眼病，已不识人，不见字，精神日衰，种种病痛对其研究、著述带来诸多不便。往后，他虽谢绝拜客，幽居在家，但早晚仍有听电视新闻的习惯，于学术仍未放弃。在家人帮助下，他开始了《晚学盲言》的撰写。于书序中，他吐露此中艰难：“一则不能引用古典原文，二则写下一字后又不识上一字，遇有误笔，不能改正。”幸夫人与其伉俪情深，一直竭力帮扶。偶遇疑难，则查阅旧籍，引述成语；初稿已成，则诵读于旁，于不足处逐字增修。陈勇《钱穆传》载，此间“朝夕取给，酬应外交，乃至文稿书记，皆赖钱夫人掌理、照顾”。如此数年，该书遂于1987年由东大图书公司出版，时人颇感其勇毅。钱师晚年居台北双溪，住于素书楼，或著书立说，或盘桓赏花，颇得其乐。但世事无常，这位九十多岁的耄耋老人，终被政界纷争无辜累及，被迫迁出素书楼，于月后溘然仙逝，令人扼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