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湖南为什么这样红》

　　陈实

　　湖南人民出版社推出的《湖南为什么这样红》是近年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和中共党史研究的精品之作。全书很好地回答了开篇提出的三个问题，即“追寻历史和文化的足迹探求湖南革命英杰群体的形成”“根据独特的地域文化个性探求该群体的历史和文化贡献”“揭示该革命英杰群体在现代革命进程中究竟‘红’在哪里以及为什么这样‘红’”。而且对于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对于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都有着发人深省的启示。

　　该书从第一章第二节“理学的湖湘进入”开始，依次写出“中原南移”“理学入湘”“湖湘学派的形成”“湖湘学派的特质”“江西填湖南”“尊祀王夫之”“王夫之的思想”“岳麓书院的贡献和影响”，几乎节节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发现。如“中原南移”，作者根据《湖南通史》的描述，断言“昔日北方中原灰飞烟灭，僻远闭塞的湖南突然成为南宋的‘中原’腹地和重要交通枢纽之地，‘中原’奇迹般地走进了化外湖湘”。这在史学界可谓新说。“中原南移”的最大意义是“把代表中华主流文化的中原植入了湖湘”，潮水般涌来的中原文化，名臣大儒聚集湖湘，使“边缘化、地域化的湖湘进入了中华文明的主流进程”，“湖南人从此在学理层面有了信仰体系和行动规范”，由此可以理解，陶澍、贺长龄、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黄兴这些湖湘英杰群体为什么能在拯救中华的意义上奠定历史地位，为什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湘籍革命英杰群体能在拯救中华的意义上彪炳史册，因为“他们都是在推动中华文明进程的主流航道上行进——他们都有中华心”。在“湖湘学派的形成”中,作者先从胡宏“性为物本,性物不离”“理欲同体,善恶一性”“心知天地,学而识之” “变法改良,仁为政本”等独特性的理论见解，继而从张栻之学 “太极即性，性外无物” 的自然观、“性善情恶”的人性论、“知先行随、知行互发”的认识论、义利之辨的伦理观，进一步找出湖湘学派“经世致用”的特质。作者罗宏在他的另一部著作《湖南人底精神：湖湘精神与近代中国》已有深入论述，《湖南为什么这样红》又列专节“走近王夫之”再论，足见作者对王夫之的重视。在《湖南人底精神》中，王夫之被定义为“近代湖湘政治精英群体的思想资源”。在本书中，王夫之被定义为“中国传统思想的集大成者、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王夫之对于湖南人而言，是一种道德精神的支撑，也是变革现实、救亡图强、建功立业的精神支撑”。作者回顾了湖南人尊祀王夫之的过程，指出“从邓显鹤重印《楚宝》征集王夫之遗著算起，至王夫之入祀孔庙，湘人前仆后继整整八十年”。八十年的敬仰膜拜，八十年的锲而不舍，终于确立了王夫之“精神导师”的地位，这真是叫人震撼的信仰的历史。接着，详细论述了王夫之“华夷同祖”“华夷平等”“固其族类”“民族复兴”的民族观，又浓缩了《湖南人底精神》中王夫之的哲学思想，即“气物本体观”“动变斗争观”“理欲义利观”“救世豪杰观”“力行致用观”，论述了王夫之民族、哲学思想对毛泽东以及毛泽东这一代革命群体的影响。作者强调：“我们研究毛泽东走上革命道路的思想资源，忽略王夫之的影响，一定会出现重大缺憾。”

　　作者还论及岳麓书院，尤其是罗典师徒执掌六十余年的“罗典的书院时代”，强调“罗典师徒将经世致用的传统岳麓学风又作了发扬光大，演绎出了‘实事求是’新意蕴”，认为“这是最令人关注的亮点”。联系到后面说的“毛泽东的一生也可以用‘实事求是’四个字概括”，可知“英杰摇篮岳麓书院”的意义。总之，从中原南移、理学入湘、湖湘学派、王夫之到岳麓书院，本章最后的结论是“中国革命的思想资源不仅有来自西方的马列主义，还有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这个结论非常重要。《湖南为什么这样红》通过对湖湘文化、湖湘理学、王夫之、岳麓书院等的分析研究，将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思想的思想资源扩展到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文化优良传统，并且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一直伴随着革命前行,并且随着革命也在重新建构自身”,这些见解和观点，对于中国革命的理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建设理论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架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指导意义。

　　“革命是基于人类对于世界应该如此的追求和憧憬而发生，它关联着一种理学信念，一种意志追求，一种正义激情，因而革命是人类对社会进行道德立法，革命是建立在道德基石之上的社会现象。”本书中，作者从曾国藩的“以德治国”，引申出革命与道德的关系，认为：“革命，更是一个神圣的道德事件。革命者没有崇高的道德感，挺身而出，流血牺牲，绝难想象革命会成功。中国现代革命无数的事实证明，没有革命者的道德献祭，革命根本无从谈起。”这些论述，在过去的研究很少见甚至未见，读来令人耳目一新。作者还对革命者的道德精神大力宣扬。以谭嗣同走向刑场高歌献祭的故事，陈天华舍生取义蹈海而亡的故事，黄兴、蔡锷“敌万人”的故事，蒋翊武慷慨激昂从容赴义的故事，揭示了近代湖南革命英烈“为真理而战”的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他认为“湖南革命志士对崇高献身有一种美学向往，有一种形而上学的哲学憧憬”，“他们不仅希望理性地推动历史前进，还希望给历史注入美学品质”。如“走向南湖”一节中，作者设问：“从学历看，到会者（指党的一大）都是师范生以上的知识分子，从当时近六十人的中共全体党员看，也全都是知识分子。从他们的学历不难想象，他们的阶级出身不可能是穷苦的无产阶级或穷人家庭，称他们是少爷小姐并不过分。我们可以追问，这些衣食无忧的富家子，为什么毅然向自己所依附的阶级宣战，选择了充满风险、需要流血牺牲的革命呢？”作者回答“就自我荣华富贵而言，他们根本无需走上红船。他们作为先知先觉者，是出于对公平正义的觉悟，怀抱着虔诚的道德初心——让劳苦大众能成为国家主人，使中国走向富强，从而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航程。革命必须和社会发展规律相适应，但是如果缺席道德感的支撑，革命根本无法启动，尤其是对这批中共创始群体而言，革命更多是一个道德事件”。在“革命领导人”一节中，作者统计出，新中国成立之前的革命历程中，历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级别的核心领导，其中湖南籍成员，中共一大占三分之一，二大占百分之四十，三大占百分之六十，四大占百分之四十，五大占百分之四十，六大占百分之二十，七大占百分之六十，而关键的是“该群体在信仰和气节上都没有出于个人安危名利而出卖背叛革命之举”，“湖南革命精英群体在道德气节上都是有底线的”。在“革命老人群体”一节中，在叙述了何叔衡、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四老的故事后，作者说：“我们述说革命老人的故事，感受最深的还不是他们的资历，他们的功勋，而是他们的人格。”他们不仅为中共高级干部树立了一种道德榜样，而且为全党树立了道德榜样，因此“革命老人的内涵应该作伦理学解读，就是用一生去全美一种人格”。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被称为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湖南为什么这样红》用两个章节来写“毛泽东与中国道路”，突出地写出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和作风，写出毛泽东是如何实事求是地探索和开辟中国革命道路，认定“中国革命的经验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并且断言“中国革命道路的创立和中国革命的成功，就是实事求是的丰硕成果”。作者甚至认为：毛泽东的一生也可用“实事求是”四个字概括。实事求是，一是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一是来自中国传统文化（书中主要是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了本土化。

　　正如作者所说：“毛泽东不是神，他只是一个出类拔萃并有着鲜明个性的革命领袖。他的倔强个性也是双锋剑，其火辣辣的斗争精神成就了他的一往无前，也导致了有时会有冲动之举。但这就是毛泽东，如果革命要倚重毛泽东开拓创新、出奇制胜的大智慧，也要承受他个性带来的结果。这是我们理解毛泽东不可忽略的尺度，用概念化的完人标准去理解毛泽东是不得要领的。”“神化毛泽东的现象除了增添旅游的人流量和风水师的出场率，对于理性求索几无意义。”“毛泽东如果是神，我们除了自甘卑微地膜拜，还有什么求索的必要呢？”所以作者笔下的毛泽东，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甚至有湖南人“霸蛮”精神的毛泽东，由于放平了视觉来写毛泽东，毛泽东的思想、人格、智慧、谋略、为人之道、处事方法，读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拿来学习，毛泽东也因此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认真仔细读完全书，我认为，《湖南为什么这样红》是一本态度端正、学问认真、思考深刻、见解新颖、语言活泼亲切的好书，可能也是一本很有市场的书。

　　当然这本书还有可以提升的空间，主要是书中许多能够让人眼前一亮的思考和见解，今后可以在思想界、理论界的帮助下，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至于书中个别写得略薄弱的地方，如第一章“四塞之国看湖湘”里对楚文化的评价，第三章“叩问大本大源”对李泽厚观点的分析，尾篇“待到山花烂漫时”对愚公、智叟两种实事求是态度的论证，以及个别用词不够精练、精准的地方，我认为不需要修改，尤其不可进行经院式、教条式的修改，以免影响该书的蓬勃生气和思想冲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