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人格的敌人”

　　朱洪涛

　　1923年，顾颉刚在《努力周报》的增刊《读书杂志》第九期发表了《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在这篇文章中，顾颉刚明确地提出了“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观点，他认为要辨明古史，应当看它最先是怎样以及后来逐渐之变迁。顾颉刚很有信心地说，他这样做“必可使中国历史界起一大革命”。顾颉刚当时认为，东周以上无真史，“现在所谓很灿烂的古史，所谓很有荣誉的四千年的历史，自三皇以至夏商，整整齐齐的统系和年岁，严密的考来，都是伪书的结晶”。顾颉刚下定决心做一个“科学的史学者”。

　　文中顾颉刚还着重说到了“禹”的问题。顾颉刚把禹看成研究古史人物的起点，认为“禹”在商族人那里是下凡的天神，在周族人那里是最古的人王。他发现“禹”观念的建立和形象的生成在不同古书中的演绎实在是一个可以研究的话题。东周初年只有禹，东周末年便有了尧、舜，尧、舜、禹三者间关系的联络、事迹的编造从《论语》之后便完备了，尧与舜有了翁婿的关系，舜与禹有了君臣的关系。顾颉刚觉得有蹊跷，哪会忽然造作这样完备的关系，如果仔细阅读记载这些事迹的古书，必能发现它们逻辑的漏洞。顾颉刚认为从战国到西汉是“伪史”充分创造的时代，禹之上有了尧、舜，尧、舜之上有了黄帝，黄帝之上有了神农，神农之上有了庖牺氏，这便造成了很有样子的世系表。禹这个半人半神的人物很可见出思想的催生与人物树立之关系。顾颉刚仍然是用禹的例子来说明，古史是层累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好成反背的假设。顾颉刚还有一个骇人的观点，为识与不识之人所牢记、所讥笑，即禹是九鼎上铸的动物。在顾颉刚看来，中国古史完全是一本糊涂账，要全面清理。一些不理解的人便以此揶揄顾颉刚，认为他的做法是非圣无法、满纸荒唐。

　　钱玄同在《读书杂志》第十期的《答顾颉刚先生书》中勉励顾颉刚“廓清云雾，斩尽葛藤，使后来学子不致再被一切伪史所蒙”。钱玄同还着重讨论了“六经”真伪问题。在他看来，“六经”并不可信，大部分没有信史的价值，也没有哲理和政论的价值。两千年来的“六经”研究属汉儒最为糟糕，因为他们不但没有搞清楚“六经”的真伪，还掺杂自己的意见，甚至作伪，“望文生训，闭眼胡说”。钱玄同用他俏皮形象的语言说明前人无论如何疑古辨伪总不免为成见所囿，“所以他们总要留下一团最厚最黑的云雾，不肯使青天全见的。我们现在应该更进一步，将这团最厚最黑的云雾尽力拨除”。无论是研究国学还是国史，钱玄同觉得“六经”都不可不注意，虽然它只是古书中极少的一部分，但危害不浅，必须用大力去辨伪。在掀动古史革命的文化事业中，钱玄同无疑是顾颉刚的同路人。

　　顾颉刚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后，自认为是“轰炸中国古史的一个原子弹”，引起了各方面读古书的人的注意，“多数人骂我，少数人赞成我”。其中，有一位年轻的学者刘掞藜依据经典常识提出了严正批评。刘掞藜，湖南新化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毕业生，师从柳诒徵，学问路数是由经入史，曾任河南中州大学、武汉大学、成都大学教授。刘掞藜认为顾颉刚的疑古精神很值得佩服，但是其论据和推想很使人怀疑。刘掞藜逐条引述顾颉刚原文，然后依次展开驳斥，证据翔实，推理可靠，令人信服。譬如，顾颉刚认为《诗经·长发》中的“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是提到禹最早的出处，他从诗句的意思推测禹是上帝派下来的神，不是人。刘掞藜于是以《诗经》中其他有关的人物如后稷、武王为例，加以反问。顾颉刚在证据上的薄弱、逻辑上的想当然都被刘掞藜一一找出来。尤其是顾颉刚说“禹是一条虫”的话，刘掞藜毫不客气地批评：“这种《说文》迷，想入非非，任情臆造底附会，真是奇得骇人了！我骇了以后一想，或者顾君一时忘却古来名字假借之说。不然，我们要问稷为形声字，是五谷之长，何以不认后稷为植物咧？难道那奇形怪状底象物九鼎上没有稷这种植物么？九鼎上的动物——禹——流传到后来成了真的人王，何以不说稷为九鼎上的植物，流传到后来成了周的祖宗呢？”刘掞藜认为，人类文明发展到能象物铸鼎的时代，绝对不会没有铸鼎人的名字和姓名流传下来，禹这样一位人物纵然有附会也不会绝无其人。他引用杨朱的话“三皇之世，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觉若梦；三王之事，或隐或显，亿不识一；当身之事，或闻或见，万不识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废，千不识一”来表明学者不要瞎疑乱疑，要疑其所当疑。真可谓顾颉刚疑得荒唐，刘掞藜驳得痛快。

　　至于顾颉刚说尧、舜的事迹在《论语》之后便编造完备，于是有了《尧典》《禹贡》《皋陶谟》等篇的出现。刘掞藜从常识的角度认为，顾颉刚因为没有看到《论语》里完备地记载尧、舜、禹的事迹，便以为《尧典》《禹贡》《皋陶谟》是在《论语》之后才编造好了的。刘掞藜顺着顾颉刚的逻辑平行推论，如果因为没有看到《诗经》中的诗篇在《论语》中重复完整地出现，是不是可以认为在《论语》之后，后稷、文王、武王的事迹编造完备了，于是有《生民》《大明》《皇矣》等篇什的出现呢？刘掞藜觉得顾颉刚疑古的精神虽然值得认可，但他太过于“呆看”文字，所用的证据和持有的推想“很使人不能满意”。他没有像某些人那样因为情感上接受不了顾颉刚的疑古而肆意攻讦。从刘掞藜的驳论文中可以看出他功底深厚，说理公允，理充辞畅，很可使人接受。这是因为刘掞藜是抱着“研究学问，真理是从”的态度来写驳论文字的。

　　来书痛驳的除了刘掞藜，还有胡堇人。胡堇人乃胡适的族叔，他在绩溪上川家中给顾颉刚写答书，集中讨论“禹”的话题。顾颉刚在文中说，若照后来人说法禹是桀的祖先，那为什么商国对于禹既感他的恩德，对于禹的子孙又会翻脸杀伐呢？胡堇人顺着顾颉刚的逻辑说，顾颉刚的意思好像是每一朝开始的君主如果有些恩德于人，他的子孙以后无论如何暴虐，天下人都应永远绝对服从了，“这般拘执的论调”，胡堇人实在不想再跟他辩论下去。胡堇人同样提到“禹是一条虫”的问题，批评顾颉刚望文生义：若照此推下去，“舜”的本义在《说文解字》中训为草，难道舜就是一种植物吗？文章最后胡堇人说，顾颉刚先生想推翻全部的古史必须寻出坚实的证据，才能使人信服。他希望顾颉刚“平心静气细细研究”古史。

　　顾颉刚在读到刘掞藜、胡堇人二人的文章后，也激起了他事理越辩越明的心态，于是作了《答刘胡两先生书》《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前一文刊于《读书杂志》1923年7月1日第十一期，后一长文分多次刊登于《读书杂志》，时间是1923年8月5日至12月2日。《答刘胡两先生书》首先强调《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是“总括大意”，是指自己辨古史系统性的看法，具有笼统性意义，细枝末节上的证据不足、疏漏自然是有。顾颉刚也并没有讳言自己的问题。他提出推翻非信史的四条标准：第一，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研究古史应当依据民族的分合为分合，寻出他们系统的差异之点。第二，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战国以前只有种族观念没有一统观念，应当以各时代的地域为地域，不能把战国和秦汉时期的疆界认作古代早已定格的地域。第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古人对神和人的认识原没有界限，到了春秋末期，诸子又将神话中的神“人化”，便又多了一层作伪。作为研究者，应该依据当时人的想象和祭祀，考辨出一部宗教史而不是政治史。顾颉刚认为宗教是本有的事实，政治是后人的附会。第四，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想法。后世看唐虞觉其美善快乐，其实只是后人附会，五帝三王的黄金世界原不过是战国后的学者杜撰而来。这四点意思，顾颉刚后来将其演变成打破帝系、王制、道统、经学四个偶像。在1939年11月30日的日记中，顾颉刚写道，若是能写出古史四考（帝系考、王制考、道统考、经学考）和古书四考（尧典考、禹贡考、王制考、月令考），则“死瞑目矣”。

　　顾颉刚提出这四条带有纲领性价值的辨伪标准遭到了刘掞藜火力强劲的抨击。刘掞藜的答书《讨论古史再质顾先生》分四次刊载于《读书杂志》。刘掞藜主要就“禹”的神性问题与顾颉刚辩论，认为顾颉刚有“呆看”“误看”“笨看”文字的倾向，对《诗经》的解读过于坐实，而忽略了它文学性的一面，心中有了成见去看古书，穿凿臆测，在某些问题上犯了清代人目为大忌的“增字解经”之病。用另一位批评顾颉刚的学者“绍来”的话来说就是“牵强附会，主观糅合史事”。刘掞藜以为，研究古史一定要“参之以情，验之以理，断之以证”，不可随便乱疑，假若证据又颇有破绽，会使人笑歪嘴。所以刘掞藜的文章往往说“不禁发笑”“不是笑话么”“大是笑话”这类话语，恐怕是想说顾颉刚读古书有时候实在是幼稚。1926年，顾颉刚在写作《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的时候提到了刘掞藜对他的批评，还是认为禹是一个充满了神性的历史人物。顾颉刚认为，战国秦汉之间的读书人为了应帝王之需求造成了两大偶像——皇帝和禹。皇帝是种族的偶像，禹是疆域的偶像，两千余年中国的种族和疆域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就因为这两个大偶像已规定了一个型式。除了外族进来混合在中国人的集团之外，中国人总不愿把这个旧型式有所改变”。因此，顾颉刚是把禹作为自己“层累造成古史”观点的一个很重要的解剖标本，便自然不会认同刘掞藜的观点了。

　　钱玄同在看了他们的讨论后写了一篇《研究国学应该首先知道的事》，刊载于《读书杂志》1923年8月5日第十二期。文章说研究国学至少要知道三件事：前人辨伪的成绩；要敢于疑古；研究古史不可存“考信于六艺”的见解。钱玄同其实是想说刘掞藜、胡堇人仍然抱有信经的色彩，研究古史还是保守了。这场针锋相对的古史讨论并没有再继续下去，顾颉刚后来写了三则启事，算是告终了。在启事中，顾颉刚再次强调，“中国的古史全是一篇糊涂账。二千年来随口编造，其中不知有多少罅漏，可以看出它是假造的”。顾颉刚说他尽可以去寻他的古史罅漏，刘掞藜也尽可以寻他自卫的理由，只希望他们这种辩论可以“指出一个公认的信信和疑疑的限度来”，大家各自朝前走去，“看到底可以走到那么远才歇脚”。顾颉刚的确是一位值得敬重的学人，虽然刘掞藜的文字点中了他文章证据方面的死穴，平心而论这令他很难堪，但顾颉刚并不动摇他辨古史的雄心，甚至越辨越勇，尝试在修正错误的前提下走得更远。

　　顾颉刚很尊重刘掞藜这位论战对手，他觉得刘掞藜的来书“痛驳”，是修正自己思想和增进学问的好机会，“只当作好意的商榷而不当以盛气相胜”。1935年10月7日，顾颉刚听闻刘掞藜因为贫病过早离世，年仅三十六岁，学问未大成，不禁暗自神伤。顾颉刚在自己主编的《禹贡半月刊》（1936年第四卷第十一期）上刊登刘掞藜的遗文《晋惠帝时代汉族之大流徙》，并写了一段纪念小记，文字颇为感伤。顾颉刚称赞跟他辩论古史的刘掞藜是“有人格的敌人”，值得得到真实的钦慕，但刘掞藜的生存条件太差，贫和病过早过重地磨损了他的身体。顾颉刚写到，刘掞藜有一次于战乱中归家，在旅店中买不到饭，绝食数天，回家便大病一场。这样一位在“贫穷中奋斗，在疾病中支撑”的有志之士最终被贫病击垮，用好友景昌极的话形容，刘掞藜乃“世福薄”者，顾颉刚感叹，“老天爷只让优游无为的人去享长寿，真把时间和饭食靡费得太过分了”。这不是顾颉刚第一次哀悼学人早逝，1935年4月25日，顾颉刚为早亡的清代人崔德皋的文集《崔德皋先生遗书》写了这样一段文字，如果用来形容刘掞藜分毫不差：“知一文人或一学者之成就，虽云穷而后工，淡可养志，要必具有维持生活之最低限度，方可言之；苟并此而不存，则惟有以哀伤折其天年，又安所望于著述乎！”“此中悲愤，岂丰衣足食者所可识知乎！”顾颉刚希望有一天还能和刘掞藜一起打古史的“官司”，直到把心头的问题辩出一个结果为止，可惜没有那一天了。“造物者真太残忍了！”这是顾颉刚对刘掞藜的深深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