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雷川的清白人生

　　杨海亮

　　一

　　吴雷川是前清进士、翰林院编修。1912年以后，主要在教育部门任职。1925年11月16日，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外人设立学校认可办法》，在此背景下，吴雷川被燕京大学聘为副校长。1929年6月，司徒雷登卸去校长职务，改任校务长。吴雷川接任，成为燕大首任华人校长。

　　1930年12月，考虑到任期将满、年纪日增，吴雷川向学校提出辞去校长职务:“一则两年之约早经声明，在校则改选难，不在校则较易；二则责任心重而精力就衰，处事易于愤激，殊非所宜。”因司徒雷登极力挽留，只好作罢。

　　1932年6月，吴雷川致函司徒雷登，再次表明辞意：“鄙人近因精力日衰，乐于习静，故愿下学期内除每周一次到校授课并处理重要文件外，余日均住西山，藉资休息。”信中，吴雷川主动提出减薪：“惟是工作既逐渐减少，薪金亦不应多受。拟自七月份起，每月薪金照原数收三分之二，即二百四十元。所余之一百二十元，可由校中另行支配用途。”吴雷川请司徒雷登代为报告学校执行委员会，并通知学校会计课。对吴雷川而言，这样的做法不足为怪，因为他“平生志愿不欲使报酬过于工作之价值”。

　　1934年8月，学校董事会同意吴雷川辞去校长职务，但仍聘请他专任国文系教授。出于对燕京大学的深厚感情，吴雷川答应继续留校任教。而燕京大学出于对吴雷川的照顾，薪酬之外，每月致送百元，存于会计课，以供他不时之需。吴雷川当即声明“决不领受”。

　　1937年4月，吴雷川因身体不健，不想再任课，“如学校仍欲余住此间，则再住一年”。至于学校每月致送百元，吴雷川更是表明“不任职亦不取薪”，“仍捐与学校作奖学基金”，“下学期大可不必再存”。学校同意了吴雷川不任课、可住校的请求，每月百元仍照样致送。

　　不巧的是，1937年9月，吴雷川因身边亲朋求援，不得不筹款，于是从学校所存之款中提取了六百元。无疑，这让吴雷川很是不安。毕竟，“惟欲受薪则必须作工”是他一贯恪守的原则。为了不违背这一原则，吴雷川连日与学校和院系的相关负责人梅贻宝、郭绍虞等议定，担任国文系两期改文，承担校中重要中文函件的拟定，以及修改他人的拟稿。

　　1942年3月19日，燕京大学外籍教授高厚德拜访吴雷川，告知“燕南园各西人所有之款项集合分配后，每月皆拨出一部分为救济需款者之用”。经学校议决，拟赠予吴雷川三百元。时局动荡，世道浇漓，此乃雪中送炭，而且是一块巨“炭”。然而，同往常一样，吴雷川没有接受，“当答以自己无须乎此”。他与高厚德商议，决定将此款分给两位急需帮扶的同人。

　　二

　　民国以前，吴雷川任过江西高等学堂监督、浙江高等学堂监督、浙江学务公所议绅、浙江巡抚公署学务参事等职，在社会上享有盛誉。民国时期，又在浙江教育司、北京教育部任职，还任过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有着深广的社会关系。1929年6月出任燕京大学校长，致力于“燕京大学中国化”，品格与能力兼备，深受师生敬重。吴雷川淡泊名利，不染时弊，从不利用个人资历、职权追求名誉和利益。

　　吴雷川辞去校长职务后，答应继续留在燕京大学。其间，不少社会团体、组织、学校有意延聘，但都被他回绝了。例如，浙江的之江大学国文学系有意招揽，吴雷川当时也有迁居杭州之念，但因答应司徒雷登仍住在燕京大学，便谢绝了对方的好意。1933年，中山文化教育馆几次相邀，都被吴雷川婉拒。他在回函中写道：

　　猥以不才，谬承延揽，自维不通西文，难膺审订之任。拟即专函却聘，又恐有负盛意，是以稍事迟疑。顷又由之江学院转到惠函，催交选译书目。用是重加考虑，既不克履行任务，自不应徒拥虚名。谨据实陈明，随函将聘书一件奉缴，敬希詧入，并恳原谅是荷。

　　从1924年到1942年，吴雷川除短时间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外，其余时间都服务于燕京大学。正如司徒雷登所说：“曩者燕京大学，舍宇未宏，声誉未著，先生肯来执教，且兼任副校长，既复辞去教育次长之任，来长我校，以其一生隆重之声望，与纯熟之经验，完全供给燕大。”

　　吴雷川一再拒绝兼职、挂名等，“而专注其精力于燕大”，足见其对燕京大学感情之深。至于公私问题上，吴雷川更是公私分明，为公舍己。1939年12月17日，陆志韦、李荣芳等二十五人联名为吴雷川送来了一幅已经裱好的吴雷川画像。画像由著名画家蒋兆和创作，十分珍贵。按说，德高望重的吴雷川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这番好意，可他却以“此件不合存余处”为由，让来人将画像送去了国文系。

　　三

　　明代薛瑄在《从政录》中说：“世之廉者有三：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吴雷川能够时时处处做到不苟取、不妄取。

　　1941年12月，美日开战。不久，燕京大学被日军占领，师生四处逃亡，校内一片荒芜。此时，吴雷川虽已卸职，但还寓居朗润园。经此剧变，生计顿蹙。无奈之下，吴雷川开始鬻字为生。吴雷川擅长诗赋，工于书法，为馆阁体，兼糅魏碑，端凝方正，字如其人。听说吴雷川的字在出售，“向之慕其书而不易遽获者”纷纷购取。为此，吴雷川制定了一份润例，如四、五尺屏条，每条十元、十二元；三尺六、八行屏条，每条十、十二元；四尺七八言对联，十二元；四尺十一言长联加跋，二十四元等。此外，横幅、折扇、册页、寿屏、碑志等，或按尺论，或以字计，均明码实价，童叟无欺。吴雷川还声明：“除寿屏及折扇面外，所用同宣纸，只须开明尺寸，皆可代备，不另计费。”

　　1942年2月，喜欢收藏字画的郑以业托侄子郑林庄向吴雷川求字四件，并“以百元见赠”。按照书件润例只需五十余元，吴雷川便告诉郑林庄，所赠之数过于所应得之数，可让其叔再开示数人之上款，照写寄往。不久，吴雷川致函郑以业，寄上写件四种，并赠送了一件裱好的小字横幅，“藉以仰答嘉惠”。如此一来，“总期其数略符，于心始安”。

　　虽说吴雷川的书法已经自成一家，誉满京城，但他闲暇时照样临帖习字，所临习的法帖有《修孔庙碑》《霖雨桥记》《禇临兰亭》等，“上迄北朝东魏，下逮明清，几乎包罗了诸体”。而对于为人所书的作品，更是极其严谨，自己不满意的字幅决不出手。在《吴雷川日记》中，诸如“晚饭后为郑以业写五言联一副，不惬意。又重写一副”“重写天津结核病院门诊处横幅，勉强可用”“为清秘写七言联，又重写一联，皆不惬意，明日尚拟重写”一类的记录，不胜枚举。对于那些帮助自己销售作品的人，吴雷川也是一再叮嘱不可强加于人。如，1942年8月3日，在致沈季琴的信中，吴雷川写道：“倘销售为难，万不可强派，仍将原件寄回可也。”

　　吴雷川一生不喜也不擅储蓄。辞去教育部次长后，教育部按规定给他加寄了一年薪俸，结果被他全数退回。在担任燕京大学校长期间，吴雷川从未支取过全薪，辞去校长职务，专任教授时也往往只领一半左右的工资，余款均让学校作为奖学金。晚年的吴雷川体弱多病，遇上重大变故，也就不免束手无策。

　　1935年夏，吴雷川因病重入院，其姑丈陈仲恕闻讯，立马组织吴雷川曾经任职的浙江高等学校同人商筹医药费用。吴雷川得知消息时，已经筹得一千数百元。吴雷川连忙致函，请其将筹款退还各人。可原赠款者皆不肯收回，谓可留待其七十生日时作为寿礼，吴雷川只好让陈仲恕代存款项。对于赠款者，吴雷川感铭肺腑，将他们的姓名、赠款数目一一记录：“邵翼如四百，赵述庭二百，祝廉先二百，徐轼游二百……共一千五百五十元。”

　　1937年8月，吴雷川因用款将罄，而亲友因事变失业，需助亦多，“遂思动用此款”。1938年2月6日，吴雷川给助款诸人写了一封感谢函，并对赠款去向作了交代：“前因顽躯几于病废，曾由陈仲恕先生代呼，将仰为谋医药之资。辱承诸亲友惠注廉泉，交由仲恕先生代为存行。仆辞既不获，受复不安。荏苒三年，中心耿耿。乃者尘缘未熄，国难方殷，仆久谢夫参苓多累，乃空其囊橐。拜詧嘉惠，适济困穷。认高谊以弗谊，抚初表而滋愧(非愧负乎初表，实难忘夫高谊)，专肃申谢。”

　　这笔筹款中，陈仲恕所赠早已退还，另外“因黄羽仪丈逝世，特将（吴）博泉助余之款退还，嘱其移作黄赙”。实际上，吴雷川“自恪日常生活要略”，但对亲友、学生中经济困难者总能慷慨解囊。

　　四

　　吴雷川晚年，正值抗战时期。北平沦陷后，吴雷川的处境更是艰难。除了鬻字谋生，实在拮据时，他甚至典卖自己所藏图书。吴雷川出售的书籍有《越缦堂日记》（五十一册）、《定山堂诗集》（十六册）、《内经评文》（八册）、《满洲实录》（八册）、《西园闻见录》（四十册）等，许多还是珍藏多年、价值极高的典籍。然而，“为稍储余粮计”，他不得不忍痛割爱。可即便到了举步维艰的境地，吴雷川也是“抱定自食其力之宗旨”，决不为“五斗米”降志、辱身。

　　1942年，任过伪职的王揖唐有意拉拢吴雷川。王揖唐在华北开展“强化治安”运动，屠杀爱国志士，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掠夺华北资源，供给日本，扩大侵略。这样劣迹斑斑的大汉奸、卖国贼，吴雷川当然不齿。他在致王揖唐的信中写道：“顷奉华翰,并拜隆仪。环展再三,惭感无名。雷川生性迂直，穷老益坚，固维怀在得之愆，严效不恭之却，夙报食贫之愿。年华老迈，戒之在得。难必先哲之名言，却之不恭;窃冀高贤之曲宥，谨璧厚馈。”

　　字里行间客客气气，但决绝之意却明白无误。2月14日，吴雷川收到王揖唐来信，随函致“菲敬”两百元。吴雷川当天复信王揖唐，璧还两百元。然而，王揖唐还不死心，又派人送上两百元。吴雷川“踌躇再四”，再致一函，信中写道：“日前奉缴厚贶，旋由甘侯宗弟传述，台端曲恕狂愚，仍颁原璧。雅意殷殷，不敢固辞。适雷川所知燕京大学旧职员之待救济者基多，当酌量将尊惠分致，藉使以奉扬仁风，想示明公所赞许者也。”不知王揖唐收信之后作何感想，反正，“生性迂直，穷老益坚”的吴雷川坚决不与其沆瀣一气、同流合污。

　　同样，在大是大非面前，哪怕是曾经的知交，吴雷川也毫不含糊。1942年6月10日，在伪北大任职的周作人托人邀请吴雷川到伪北大文学院任教授，“不必授课，而从事指导工作”。于私，这是周作人想给无处可去、无以为生的吴雷川以帮助；于公，却是伪北大妄图招揽社会上有知名度、有影响力的学者名流为其充门面。吴雷川深明大义，当场婉拒了周作人的邀请。是日，他在日记里记录了自己的答复：“现时生活尚可自给，故对此不需要，如将来至不能写字谋生事，当领盛情也。”而事实是，贫病交迫的吴雷川，直到1944年10月29日去世也不曾与伪北大有半点关联。

　　在燕京大学一次全体师生大会上，吴雷川曾说：“爱国之道，非一言所能尽，举其要在一诚字。因国家多难之秋，如何能使其复兴，见仁见智，主张不能一致，亦不必一致，只要各本其诚心尽力实行，则必能于国有益。若存心虚伪，即是人格丧失。世界上固未有自丧其人格而能救国者也。”无疑，吴雷川以诚立身，以廉润心，人格清白，行为光明，可谓近现代知识分子群体中洁身自好、高标自持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