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愿去父母之邦”

　　罗银胜

　　一

　　一直以来，钱锺书、杨绛夫妇伉俪低调而深沉，不事张扬，他们两位无处不在的家国情怀与文化精神，却是馨香绵绵！

　　这对志同道合的神仙眷侣，在国难当头和鼎革之际“不愿去父母之邦”，与祖国的命运同频共振。我在钱锺书、杨绛合谱工作过程中，爬罗剔抉，披沙拣金，亲睹先贤嘉言懿行，不禁心向往之。

　　早在抗战期间，与杨绛一同留学法国的钱锺书从巴黎写信给英国朋友、牛津同学司徒亚（Donald Stuart），信中说他们即将返回战火纷飞的祖国，表示国难当头，不愿与自己的同胞披离：“我们将于九月回家，而我们已无家可归。我们各自的家虽然没有遭到轰炸，都已被抢劫一空。……我的妻子失去了她的母亲，我也没有任何指望能找到合意的工作（指国难期间），但每个人的遭遇，终究是和自己的同胞结连在一起的，我准备过些艰苦的日子。”这番话语，表明了钱锺书伉俪与祖国人民休戚与共、肝胆相照的意志与决心，令人感佩不已。

　　进步学生司徒亚参加了国际支援西班牙人民阵线的志愿纵队，此时正与西班牙人民一起，为保卫共和国同法西斯分子作战。在这之前，司徒亚是钱锺书在牛津大学同一学院同读BLitt学位的同学，也是钱家的一位常客，与钱锺书伉俪趣味相投，而且在政治上有理想、有抱负，追求进步。

　　钱锺书与杨绛是喜欢巴黎的，他们原本也是可以多待一些时日的。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云密布，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正在践踏着祖国美好的河山，国难当头，祖国在召唤，他们摒弃一切，随时准备回国。与许多侨居法国的华人一样，他们密切关注国内战局的发展变化，也注意到纳粹德国在“绥靖”政策纵容下步步扩张。两人读报，都痛骂张伯伦，对德国的扩张都觉得可怕。

　　战争的阴霾飘向欧陆上空。局势日渐紧张，法国虽尚未遭到德国入侵，却已潜伏着种种危机。“和平主义”的思潮在法国上下弥漫开来，史家认为：“在和平主义的外表下，已掩盖着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即法国公众对战争的恐惧已到了‘集体怯懦’的程度。刚刚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恢复过来的法兰西人民不愿再来一次浴血战争。这诚然可以让人理解，但是，他们没有能够懂得一个历史教训，这就是,当一个国家面临一个侵略成性、嗜权成癖的敌人一心想要最后毁灭或者奴役它时，为了生存，打一场战争有时是十分必要的。”

　　当时在法国国内，唯有一人还算清醒，他就是被传记作家布赖恩·克罗泽称作“未受重视的预言家”的戴高乐将军。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战争（指一战）的结局并没有带来和平，德国随着元气的恢复，又变得野心勃勃。当时俄国在革命中已经陷于孤立，美国又置身于欧洲事务之外，英国对柏林方面极为宽厚，以便使巴黎方面仰承它的鼻息，而新兴的国家则分崩离析、不堪一击，于是遏制德意志帝国这个任务就必须由法国独自承担了。实际上它也这样做了，尽管步骤有些紊乱。因此便出现了这样的情形：首先是在普恩加来的领导下实行遏制政策，接着在白里安的指导下又企图取得协调，最后便寻求国联的庇护。这样就使德国坐大而咄咄逼人……”

　　《救国时报》是中国共产党人吴玉章等在法国巴黎出版的中文报纸。身处动荡不安的巴黎，钱锺书和杨绛非常关心时事，他们如饥似渴地读着《救国时报》上发表的一篇篇社论。其中《我们的主张》，尤为激动人心：“要实行全国之总抵抗，须立即实行全国军事上的总动员；要实行全国之总抵抗，须要实行全民族统一战线；要实行全国之总抵抗，须立即实行民主自由；要实行全国之总抵抗，须立即武装民众；要实行全国之总抵抗，就必须全国人民一致奋起为抗战军队与政府之后盾；要实行全国之总抵抗，须立即肃清一切日寇奸细。”声声召唤，字字惊醒。

　　钱锺书的庚款奖学金原可延长一年。1938年早春，虽然回去后的工作当时还毫无着落，钱锺书与杨绛仍决定中断学业，匆匆踏上归国的征程。

　　杨绛在《我们仨》中写道：“我们为国为家，都十分焦虑。奖学金还能延期一年，我们都急要回国了。当时巴黎已受战事影响，回国的船票很难买。我们辗转由里昂大学为我们买得船票，坐三等舱回国。那是一九三八年的八月间。”

　　二

　　1949年，解放战争进入决胜时期。由于国内政局动荡，钱锺书夫妇也时常感到苦闷。对一些看不惯的丑人丑事，钱锺书从不宽容，敢于批评，他没有听从钱穆劝告而离开上海。那时，父亲钱基博已离开湖南，转而受聘于武昌私立华中大学，他也没有随父亲去湖北。

　　钱穆在《师友杂忆》中记述：

　　抗战胜利后之某年暑期，余赴常熟出席一讲学会。适子泉钟书父子俱在，同住一旅馆中，朝夕得相聚。余告子泉，国难尚未已，国共思想斗争，学校风波仍将迭起。余此下决意不再在北平天津南京上海四处任教，暂避至较僻处，俾可一意教学，避免此外之许多麻烦。子泉即转面告锺书，汝听宾四叔言如何。江浙钱氏同以五代吴越武肃王为始祖，皆通谱。无锡钱氏在惠山有同一宗祠，然余与子泉不同支。年长则称叔，遇高年则称老长辈。故余称子泉为叔，锺书亦称余为叔。时子泉决意仍返湖北，而锺书则改在上海任教，两人对时局意态不同。两人同治文学，而意态亦不同。锺书亦时称余言以微讽其父。

　　…… ……

　　曾被邀赴常熟作讲演，钱子泉锺书父子亦被邀，同住一旅馆中，讨论及此。适沪上各学校争欲招聘，子泉力赞余意，锺书则深盼余留沪。即彼父子两人，子泉仍返湖北，而锺书则终留上海。

　　钱穆在书中两次提及钱锺书1949年没有离开上海，可见钱穆对此事印象之深。

　　上海解放前夕，牛津大学汉学家K．Ｇ．Spalding来信希望钱锺书赴英，聘他为高级讲师（Reader）。钱锺书以“伦敦的恶劣气候”为辞，没有去。据杨绛回忆，在此前后，朱家骅许给钱锺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位；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杭立武邀其去台湾大学任教授，他又没有去；香港大学也请他去任文学院院长，他认为香港“不是学人久居之地，以不涉足为宜”，也没有去。

　　曾与钱锺书“两度同学，一度同事，前后有十几年的交往”的邹文海在《忆钱锺书》一文中说道：“一九四八年接近最后分手的时候，我知道香港大学曾约他任文学院院长，其后牛津大学又约他去任Reader，两次我催促他成行，不要以暨南的课务为意。一方面他因很深的责任感，不愿中途爽约，一方面也因其他种种原因，都没有成为事实。他唯一的爱女患有肺疾，因为认为伦敦的恶劣气候不适宜于她的健康，而香港呢，他又认为不是学人久居之地，以不涉足为宜，这样一再蹉跎。良朋一别，竟逾十年，此时执笔，怎样会不牵动离愁，而神往于他非凡的风范呢。”

　　钱锺书的另一位老同学郑朝宗也证实：“1949年春天，解放战争接近尾声，国民党人士纷纷外逃，有人想拉钱先生往台湾，香港大学和牛津大学方面也有意思要请他到那边任教，他都谢绝了。那年冬天他终于回到了清华大学外文系。”

　　关于其中缘由，杨绛写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干校六记》庶几可以作为答案：

　　我想到解放前夕，许多人惶惶然往国外跑。我们俩为什么有好几条路都不肯走呢？思想进步吗？觉悟高吗？默存常引柳永的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们只是舍不得祖国，撇不下“伊”——也就是“咱们”或“我们”。尽管亿万“咱们”或“我们”中人素不相识，终归同属一体，痛痒相关，息息相连，都是甩不开的自己的一部分。我自惭误听传闻，心生妄念，只希望默存回京和阿圆相聚，且求独善我家，不问其他。解放以来，经过九蒸九焙的改造，我只怕自己反不如当初了。

　　默存过菜园，我指着窝棚说：“给咱们这样一个棚，咱们就住下，行吗?”

　　默存认真想了一下说：“没有书。”

　　真的，什么物质享受，全都罢得；没有书却不好过日子。他箱子里只有字典、笔记本、碑帖等等。

　　我问：“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

　　他说：“时光倒流，我还是照老样。”

　　默存向来抉择很爽快，好像未经思考的；但事后从不游移反复。我不免思前想后，可是我们的抉择总相同。既然是自己的选择，而且不是盲目的选择，到此也就死心塌地。不再生妄想。

　　钱锺书一句发乎内心的“时光倒流，我还是照老样”，不是故作豪言壮语,而是代表了一代“老知识分子”的心声。读来振聋发聩！

　　三

　　2001年10月28日，杨绛在给《一代才子钱锺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的作者汤晏的信函中重申：

　　钱锺书不愿去父母之邦，有几个原因。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深爱祖国的语言——他的mother tongue，他不愿用外文创作。假如他不得已而只能寄居国外，他首先就得谋求合适的职业来维持生计。他必需付出大部分时间保住职业，以图生存。凭他的才学，他准会挤出时间，配合职业，用外文写出几部有关中外文化的著作。但是《百合心》是不会写下去了。《槐聚诗存》也没有了。《宋诗选注》也没有了。《管锥编》也没有了。当时《宋诗选注》受到批判，钱锺书并没有“痛心疾首”。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一个“旧知识分子”。他尽本分完成了一件工作，并不指望赞誉。赞誉会带来批判。批判多半是废话。废话并不能废掉他的成果。所以他心情很平静，还只顾补充他的《宋诗纪事补正》呢。这部书不久就要出版，有十多本。他的读书笔记和心得，作为《钱锺书手稿集》，已交商务印书馆扫描印行，明年年底也可出版，大约有十大本。此外，我也许还能为他整理出一些作品。但是钱锺书在创作方面，的确没能够充分发挥他的才华。“发短心长”，千古伤心事，不独钱锺书的创作。

　　到了2003年7月，杨绛《我们仨》不胫而走，国人又一次被钱锺书伉俪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深深感染：“我们如要逃跑，不是无路可走。可是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的，也许总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们从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愿逃跑，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可是我们安静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

　　杨绛先生在此又一次强调：“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言简意赅，语重心长！钱锺书、杨绛两位先生毕生坚守文化自信，以生命践行对祖国文化、祖国文字、祖国语言的挚爱！

　　无独有偶，类似“不愿去父母之邦”的话语，钱锺书先生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向外国友人表达过。

　　1950年暮春，钱锺书、杨绛夫妇与周一良夫妇，应清华大学外文系外籍人士李克、李又安之邀，去李宅做客。交谈中，钱锺书先生表示，“这儿还是我的祖国。这儿正在发生许多变化，我还是留在这里做自己的一份事情好”。

　　李克、李又安的这段叙述，正好印证了钱锺书前述谢绝钱穆、邹文海等人催促成行之举。这是迄今最早一段有关钱锺书、杨绛夫妇对鼎革之际去留问题表态的珍贵材料，掷地有声，感人至深。

　　四

　　1998年冬，钱锺书先生悄然西去，惊动了国内外。

　　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专门向杨绛先生发来了唁电，他表示：“得知你先生的过世，我感到十分沉痛。在钱锺书先生的身上体现了中华民族最美好的品质：智慧、优雅、善良、开放和谦逊。……我向这位伟人鞠躬致意，他将以他的自由创作、审慎思想和全球意识，为文化历史所铭记，并成为未来世代的灵感源泉。杨女士，我希望在这不幸中分担你的痛苦，并以法国人民和我自己的名义，请你接受我的深切哀悼之情。”一位学者，在他去世之时受到如此之殊荣，并世恐怕没有第二人。

　　胡志德（Theodore Huters）是第一位为钱锺书先生立传的美国学者，他在《寻找钱锺书》一文中指出：“钱锺书逝世前，他在华文世界要被公认为一代文豪，其卓越成就表现于他无可置疑地深谙欧洲文学艺术，正如他超凡地精通中国传统文化。”他强调钱锺书身上体现的“有益于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卓毅品行：“倘若他离开家园，他一定会是西方学术界的佼佼者，由于他通晓古今中外人文科学的精湛学说，他甚至会在西方汉学界占据重要位置。但他固执地献身于中国，尽其全力弘扬中国悠久的文化遗产，而且使之有益于当代中国和世界。钱锺书在这两方面的贡献是巨大的，而且有待于长久的深入研究才能做出准确评价。在过去半个世纪里，西方有不少人轻而易举地论及守准则者，但是在钱锺书身上，我们看见了一位真正守准则者。他能意识到什么对己重要，什么对其传统重要，这个传统就是他生于斯、长于斯，并为之在任何艰难岁月里，都坚定不移地奉献自我的传统。”胡志德表示，“勿须我多言，钱锺书已经被公认为二十世纪一位伟大学者，他对中西文学的精通和精湛见解前所未有，而且大有可能后无继者。事实上，无人能像他那样贯穿两种文化传统，使它们相互衬托出一种美学共性的魅力”。

　　难能可贵的是，钱锺书、杨绛伉俪兼具民族情怀与国际视野，既贯穿两种文化传统，又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他们酷爱中国传统文化、秉持爱国主义精神，凡此种种，必将穿越时空，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