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又不凡的罗洪——“明月当年照芳华”之二十二

　　王澄霞

　　2017年2月27日凌晨，寂寂寥寥沪上居、长期遭冷落的女作家罗洪在上海病逝，享年一百零七岁。

　　罗洪，原名姚自珍，上海松江县人，生于1910年。据说因喜爱罗曼·罗兰的小说和洪野的画作，故改名为姚罗洪，取笔名“罗洪”。1929年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任松江第一高级小学教师。抗战期间辗转各地，曾为《正言报》编辑副刊《草原》与《读书生活》，1947年辞职后改任中国新闻专科学校教师。1950年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及徐汇女中任教。1953年秋开始，先后从事上海作家协会的《文艺月报》《上海文学》和《收获》的编辑工作。罗洪在个人小传中说“‘文革’初期，即遭到冲击和迫害，勒令靠边，1969年随作协全体人员到农村劳动，后转入‘五七干校’劳动，直至1971年被迫退休”。

　　罗洪1930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创作小说，先后出版《腐鼠集》《儿童节》《这时代》《践踏的喜悦》等十二部短篇小说集，《春王正月》《孤岛时代》《孤岛岁月》等三部长篇小说，以及散文集一种。2006年出版《罗洪文集》三卷。

　　一

　　对罗洪的研究寥寥可数。以“罗洪小说”作为关键词搜索知网，相关文章总共十七篇，其中一篇探讨这位百岁老人的长寿养生诀，另有两篇是研究考察《文艺复兴》杂志刊发小说和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作家队伍，对罗洪其人有所旁及。1944年6月18日福建永安《中央日报》“文艺版”上署名乔治的《鬼影》一文，介绍评点了罗洪《鬼影》短篇小说集六篇小说，是目前可见的最早的罗洪创作研究，其次就是赵景深先生在1948年4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文坛忆旧》中的《罗洪》一文。当代的研究者首推台湾学者郑树森。他在1980年和1982年分别发表了《读罗洪小说札记》《罗洪是谁？》两文，认为“在三十年代开始发表小说的中国作家里，罗洪大概是最被人冷落的一位”。因为和罗洪差不多同时期发表小说的罗淑、端木蕻良、吴组缃、师陀等，都几乎在初登文坛之际就成为大家注意的人物，“如师陀的《谷》在1936年得到《大公报》文艺奖。端木蕻良的《鴜鹭湖的忧郁》和罗淑的《生人妻》在1936年间发表后，立即得到胡风大力推介（见胡风的《密云期风习小纪》）。吴组缃的《一千八百担》在《文学季刊》发表后，也马上得到不少知名作家的赞赏。但翻阅了多种比较通行的大部头文学史（包括港、台、大陆三地出版的），都没有找到对罗洪的任何评价”。大陆最早关注罗洪的当代学者阎纯德先生在发表于《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一期的《小说家罗洪》一文中也持相同看法：“这位从三十年代起就活跃在文坛的女作家，长期受到冷落。”

　　罗洪何以被冷落？与其过从甚密的松江老乡施蛰存先生的一段文字，或许道出了部分原因。1983年7月5日，施蛰存先生应《罗淑罗洪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编者特约，写就的《罗洪，其人及其作品》一文中有如此叙述：

　　我和罗洪很熟，但一点也不了解她。罗洪在当时已是一个女作家，但我一直以为她是朱雯的妻子。我到她家里去，是访问朱雯，不是访问罗洪。罗洪虽然在一起谈话，我始终以为她是在做一个善于款待客人的家庭主妇。在松江的那一段时期，大约有七八年，是我们过从最密的时期，而我对罗洪的认识却是如此之肤浅。说一句自我解嘲的话，这应该归咎于她不应该是我的朋友的妻子。

　　……在船上十多天，只有罗洪是谈话的伴侣，这是我同罗洪单独在一起的一段时间。但是，我们所谈的，也还是家常事或家乡事，很少涉及文艺。怎么也没想到她是一位女作家，我所认识的罗洪，仍然是我的朋友朱雯的妻子。

　　我虽然和罗洪很熟，可是又很生疏，虽然知道她数十年来的生活情况，可是又毫不了解。这就是我刚才忽然发现的情况。

　　若非施蛰存先生亲口道来，无法想象这位男性作家竟会对一个相熟的、女性友人的作家身份如此漠视，“她不应该是我的朋友的妻子”之类的理由，如何令人信服？

　　戏曲研究家兼文学史家和作家的赵景深先生，1948年在《文坛忆旧》一书中专文介绍罗洪其人其作，他指出罗洪摆脱了同时期一般女性作家专写熟稔的婚恋家庭题材的思维定式，不为性别所囿，小说取材十分广阔，叙事性强、抒情性弱，他对罗洪这一创作特点把握精准，成为公论：

　　向来现代女小说家所写的小说都是抒情的，显示自己是一个女性，描写的范围限于自己所生活的小圈子；但罗洪却是写实的，我们如果不看作者的名字，几乎不能知道作者是一个女性，描写的范围广阔，很多出乎她自己小圈子以外。……倘若容我说一句臆想的话，那末在我的阅读范围以内，以前女小说家都只能说是诗人，罗洪女士才是真正的小说家。

　　……总之，他们的作品虽各有作风和特色，仍显出是女子的作品，使读者看清楚了烙印。但罗洪却不同，除了偶然看见一些纤细的描写，倘若掩盖住作者的姓名，几乎很难猜出这是女作家的作品，特别是与冰心、凌淑华来作一个对比。

　　…… ……

　　我希望作者做一个“女中吴沃尧”，“中国的巴尔扎克”，继续在社会小说这一方面努力！

　　中国女性真正获得解放未满百年。千百年来，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的边缘化处境，导致女性对时代变迁、社会动荡、经济转型等宏大题材比较陌生，因而自觉疏离；而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角色规定，使得女性对婚姻恋爱和家庭日常比较熟稔，因而家庭人伦婚恋题材，往往成为女性作家创作的集体无意识乃至集体有意识首选。所以，罗洪的创作打破了女性作家创作的固有模式，越出了读者的期待视野，令人为之一震。

　　二

　　《春王正月》是罗洪的长篇处女作，1937年由良友图书公司出版。该书的编辑、松江老乡赵家璧先生，在1983—1984年间写就的《写我故乡的一部长篇创作——罗洪旧作〈春王正月〉》一文中对此书极为感慨颇为叹服：“当我第一次读完罗洪这部近二十万言的长篇手稿时，我简直不相信她和上述几位女作家会那样的不同：她不写自己，不写儿童妇女，不写家庭琐事，更不写工人、农民和士兵……以艺术形象，集中而生动地描绘了一幅三十年代初期，发生在上海附近一个古老城市的旧中国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画卷。我知道作者是一位学生出身，在教学之余才开始踏上文艺创作道路的青年女作家。她对小说中描写的当时上层社会里有产者们吃喝玩乐、尔虞我诈的商人生活并不熟悉，却能利用从各方面搜集到的第二手材料，写成这样一部深深吸引住我这个编辑的第一部长篇创作。我立刻去信朱雯，同意为罗洪出一个单行本。时间已过了半个世纪……掩卷之余，还是不胜钦佩她当年这股勇气和毅力。”赵家璧先生认为《春王正月》“这样一部深刻反映社会现实的长篇创作，虽然不能和茅盾的《子夜》和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相比，但在约五十年前，青年女作家罗洪能写出这样一部反映封建经济解体，民族资本主义抬头的小城故事，确是难能可贵的”。即使时隔半个多世纪，这位阅文无数的著名编辑、出版家“还是不胜钦佩她当年这股勇气和毅力”。

　　《春王正月》的故事时间是1935年岁末，主角是紧邻上海的松江县城一家著名绸缎庄的程老板。他抵不住十里洋场的诱惑和刺激，梦想通过公债投机轻松赚快钱。事实上，对证券投资一知半解又无雄厚资金的这位乡镇小财主，必然输得一败涂地，最终几乎葬送了祖业老店。小说集中刻画了程老板在濒临破产的岁尾年头如何做着最后的挣扎：两家钱庄大额借款的归还期限已到，十来个店员的年终工钱必须如期发放，几十个大小储户蜂拥而至的挤兑性提款更得设法应对。而此时他的家庭内部也危机四伏，他轻率盲从造成的巨额亏空，令传统本分的妻子了无生意服毒自杀，儿子好吃懒做不思进取，还喜新厌旧闹离婚，内外交困让他焦头烂额身心俱疲。《春王正月》刻画了升斗小民的衣食住行生计生存，反映了乡镇经济的盛衰兴败；通过程氏父子两代的婚姻观人生观，折射出个性解放的余波微澜；而程老板亦步亦趋上海滩实业家的投公债圈田地，则从侧面透露出都市金融圈的手腕和门道。小说依序写来，详尽展示了程老板如何绞尽脑汁化解层层危机，他周旋于钱庄老板、储户、店伙计以及地保各色人之间，对伙计既笼络又提防，对地保既威胁又利诱，对储户按不同家底区别对待，对太太也是既劝慰又瞒哄。后来风闻开路规划，他又迅即在周边购进田地，指望公路开通时地价大涨以止损公债失利。如此种种都体现了这位乡绅的精明强干。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高层人物一句话就令公路改道，先前冲着开路而来的众多投资都成了黄粱一梦，大小老板们破产在即，小说戛然而止。

　　当年只有二十四五岁的罗洪，立志把奔竞于淞沪汽车道上、热衷于发财且向往上海大都市生活的乡绅、老板等工商界人士“反映到文学作品里来，给这些人物画个肖像，也算是记下了历史进程中的一个侧面，一个片段”。选择这样的重大题材，可谓初生牛犊不怕虎。她在《关于〈春王正月〉（代自序）》一文中提到茅盾的《子夜》“大大地开阔了我的视野，也引发了我的进一步思考。毫无疑问，它对促成我写作是有着明显的作用的。当然我也明白，我只能在自己的认识基础和生活基础上写我的作品，好高骛远是脱离实际的”。罗洪充分接触详尽了解松江当地著名律师的日常事务，了解其工商界客户的经营买卖，着意积累创作素材，所以这部1937年6月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春王正月》，完全是立足于罗洪自身的写作基础，在其经验和想象力所及的范围内，成功绘就的近百年前上海大都市近郊风云变迁的生动画卷。罗洪还出版了《孤岛时代》（上海中华书局1947年版）、《孤岛岁月》（南海出版公司2002年版）两部以战时上海租界、战时上海投机市场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虽然存在人物性格刻画不丰满、情节发展张力不够等不足，但也足以见证罗洪这位女作家在视野和毅力上心雄万夫。

　　三

　　罗洪回忆说：“我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是在1930年，那时我不过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女孩子，涉世未深，学养不足，只因看到当时社会上一些光怪陆离的现象，颇有感触，便写了一些文章，不仅叙述了一些事件，也还刻画了一些人物，就体裁来说便是所谓短篇小说也者的东西。”所以，冷静观察人情世态，捕捉人性的常态与变异，加以细致的观察记录，一直是罗洪的创作理念。《念佛》中早年守寡的周三太太，十年媳妇熬成婆，婆婆再把媳妇磨。媳妇受制于传统礼教，除了忍气吞声无法可想；在银行做事的独子虽奉孝顺为祖训，但也不愿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呵斥妻子，又不便跟寡母讲理，常被夹在两个女人中间左右为难，日子就在三人的暗斗和苦痛中缓慢流逝。《逝》（又名《落寞》）中以接生为业的老太太，因为独生女儿早逝，含辛茹苦拉扯大两个孙子。她平日里节俭持家，操持两个孙子完婚成为她的最大安慰和人生高光时刻。原本以为自此可以安享晚年，谁知孙辈只视她为提款机，瞧不起她又要利用她，可怜的老太太只得重新挂起接生招牌，继续那等风险营生。《覃老伯》写地方一霸覃老伯，头童齿豁、形容枯槁却老奸巨猾，暗箱操作买卖壮丁，表面还要扮公允。“哼哈二将”也绝非提线木偶听任摆布，在狗咬狗的闹剧中覃老伯颓然落败。《王伯炎与李四爷》中的王伯炎是飘零的世家子弟，靠变卖度日，架子已倒自尊犹存，李四爷是寄身暴发户门下的低级清客，自认为怀才不遇，动辄允诺一朝腾达就提携王伯炎，他们互相体恤互相宽慰。结果，李四爷被迫充当说客劝说王伯炎出卖祖坟，两人的情谊在无奈和误解中一触即溃。《邻居们》则是通过房东李三爷观察各色租户的人生起落。李三爷既瞧不起暴发户，又见不得寒碜样；既自高人一等又动辄跟人攀比；既以大老爷们自居，又时时留意邻里妇人的闲言碎语；既想坚持原则给奸邪小人下马威，又觉得好汉不对上门客，架不住闲人们起哄而从众。描写形象，跃然纸上。罗洪认为“文艺不是正面的宣传和抨击，所以我要写得轻松一点，因为世界上有很多是含着泪的微笑。但文艺有它本身的作用和价值，轻松决不会削弱它的力量”。因此，缠绵悱恻的爱情纠葛、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空泛理想的浪漫情调，很少出现在罗洪笔下。其实，“在她那几乎分辨不出作家性别的作品里，依然浮现出她作为女性那种特有的丝丝征状”。譬如《刽子手》主要写两位投机商人大发国难财，联手陷害一位方正耿直的担保人。在悲剧渐次展开时，穿插了一段夫妻吵架的细节描写，折射出女性心理的幽微曲折，非女性作家不足以刻画得如此真切传神。

　　可是今天早上她无缘无故发了偌大的脾气，非但摔去一瓶最贵重的香水，还想摔掉为她定制的一座生日蛋糕，说是他对她不忠诚，她一上三十，便嫌她老了。这真叫林建初哭也不是，笑也不是。他确确实实没有一点儿嫌她的意念，就在前一天，他还夸说她年轻貌美。人家哪里能想到她已经三十岁呢？至多也不过二十一二的样子。

　　她一生气，可把这些话儿全给忘记了。

　　一个女人对于这类事情，往往是特别敏感的，而且敏感得变成高度的神经质，分明她自己知道比实际的年龄年轻得多，可是自个儿不便承认。不承认倒也罢了，往往还谦虚地说她自己已经老了。别人不了解她的意思，事情就容易闹僵，譬如别人听了她这样的话，应当立刻加以反对，如果不是立刻反对，或者不是立即说她怎么样年轻，她就会不高兴。万一听的人竟附和了她那谦虚的意见，说她真是有点老了，那就要大大地生气！今天林太太的使性子，以致夫妻俩斗了一场嘴，完全是出于这个原因的。

　　文中的林太太当年正是凭借出众姿容成了富商的第三任妻子，年龄和姿色是她全部的资本。眼下她虽然养尊处优生活安逸，不免也百无聊赖，逐增的年岁令她顿生危机感。她的口是心非言外之意，其实只是为了测试她在丈夫/异性眼中的分值。她并非无端寻愁觅恨，三十岁生日引发她的年龄焦虑，她因性魅力而获得的一切，必将随着性魅力的减色而丧失。富商太太的微妙心理被罗洪揭示得淋漓尽致。

　　罗洪曾在短篇小说集《腐鼠集》自序中直陈个人创作理念：“这里的十二篇小说，在取材方面，在风格方面，有几篇是不相一致的。也许有人以为收在一个集子里不大和谐，可是我个人的意见却以为不然；固然有许多人专写恋爱故事，有许多人专写农工生活，要是一定要每个作者这样做，专写一方面的小说，那是不可能的。人有多方面的生活经验，自然也可以把多方面的题材写下来。我不能专写恋爱，我不能专为工农们说话，我也不能专凭理想写下东西。”罗洪始终践行这一创作主张。

　　郑树森在《读罗洪小说札记》中说：“和新文学时期不少女作家相比，罗洪的作品算是能够突破所谓‘闺秀派’‘委婉纤柔’的作风，题材也不限于家庭生活、个人情绪等‘茶杯里的风波’。这应该是她比较特出的地方。”如果以五四运动为分界，女性作家真正“浮出历史地表”刚满百年。鲁迅先生曾在《书籍和财色》一文中调侃：“在医学上，‘妇人科’虽设有专科，但在文艺上，‘女作家’分为一类却未免滥用了体质的差别，令人觉得有些特别的。”罗洪打破女性作家的创作窠臼和思维定式，努力拓展创作视野，挑战传统社会对女性写作的刻板印象，难不成这反倒使得她难以被归类，因而被冷落？而决意滤掉创作上的女性标识，在男性作家麇集流连的题材领域内默默地全力耕耘，并以这等眼界这种胸襟努力毕生，难道不正体现了女性身心的真正解放？就此而言，罗洪创作的价值和意义值得重视和重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