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工荒”有什么可慌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 关键字:用工荒,终结
- 发布时间:2011-05-12 16:36
目前在中国许多地方出现高铁热、地铁热、新区热以及各种高新产业热，这极大地加剧了“用工荒”的程度。因此，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和对地方债务建立有效的问责制，就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近些年来，中国的“用工荒”现象已经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目前，不光是过去劳动力输入地的东部沿海城市缺工问题严重，就是传统上劳动力主要输出大省集中的中西部地区也闹起了“用工荒”。
可以肯定的是，目前“用工荒”在全国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因此，只有认真探究当前的“用工荒”现象背后的经济规律，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
劳动力无限供给局面是否终结
长期以来，人口多、劳动力资源丰富一直是中国最典型的特征之一。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目前中国的人口总数达到14亿左右，而劳动力总量有8.3亿，两者均位居世界第一。正是依靠丰富而且廉价的劳动力，中国的比较优势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不仅迅速成为世界制造大国，而且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
但是，随着劳动力“刘易斯拐点”的临近，中国的人口红利逐年减少。
1978年，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2‰。到2009年，已经迅速下降到5.05‰。从净增人口数量看，1978年，我国年净增人口达到1285万，而2009年只有672万。根据预测，大约在2015年左右，中国新增劳动力的供给就将转为负数，这也标志着劳动力无限供给局面的正式终结。
除了人口和劳动力供给的因素外，出现“用工荒”的另一个原因是劳动力结构的新变化。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代农民工的年龄增大和逐步返回农村，新生代农民工正成长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力军”。根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的抽查数据，截至2008年年底，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542万人，平均年龄仅为28.6岁，其中20岁以下的占16 .1%，21岁~30岁占36.5%，两者相加已经超过了一半。
这些农民工有更高的文化和更多的社会见识，对工资水平和劳动环境有更高的要求，也更注重自己的权益保护。而目前中国制造业普遍低下的工资水平和较为恶劣的工作环境，显然对他们缺乏足够的吸引力。
此外，随着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实施，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不断高涨的生活成本也使部分劳动力产生了回流。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同比增长14.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9%，均超过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3%的名义增长幅度和7.8%的实际增长幅度。这是1998年以来农村居民收入实际增速首次超过城镇居民。
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的重要征兆
“用工荒”不仅是人口和劳动力转折的一个“信号灯”，也是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的一个重要征兆。
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特别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变化，这支庞大的农民工队伍并不能满足众多企业的需求。
从国际经验来看，“用工荒”往往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前奏。例如，早期的英国和美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均出现过“用工荒”现象。
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当时日本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大约在50%，产业工人的短缺使日本制造业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日本采取了推动设备投资扩大、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办法予以破解。
到了60年代末，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比例有大幅度的提升，出口结构的比较优势也迅速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知识密集型产业。可见，在每次重大的产业转型升级前，劳动力市场出现“民工荒”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问题。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的步伐开始加快。比如，号称“代工皇帝”的富士康在十余年前就开始布局深圳以外的地区，从最初的沿海城市逐渐向中部、西部等地区扩展。
产业结构的跨地区转移必然带动劳动力流向的变化。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发现，在2009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人数下降了8.9%，特别是珠三角地区，当年该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较上年减少22.5%。但与此同时，外出农民工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就业人数分别增长33.2%和25.8%。
中西部之异同
从地区来看，东部和中西部出现“用工荒”现象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的地方。
东部地区的“用工荒”已有六七年的历史，而中西部则是最近这两年才出现。更重要的是，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较快，正处于产业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而中西部由于承接了大量的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对用工需求有了急剧的增长。
为了应对“用工荒”给企业带来的冲击，各地在工资水平和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均开出了比过去更为优厚的条件。比如各地都对农民工承诺有相对较高的收入保障，有公租房、子女入学等政策优惠。东部地区侧重宣传经济发达、发展空间大等优势；中西部则不仅强调工资和社会保障将努力与东部接轨，还大打离家近、更方便照顾老人孩子等亲情牌。
仅靠涨工资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要消除“用工荒”，从短期来看，增加农民工的工资和福利是最有效的办法之一。事实上，近些年来，农民工的工资和社会保障水平均有了较大的提高。据统计，农民工的工资在2000年前增速较缓，但在2004年以后每年以大约两位数的势头增长，其中2008年增长19%，2009年则增长了16%。
在社会保障方面，农民工的养老、医疗、子女教育等覆盖面有进一步扩大，而社会保障的转移接续也更为便捷。
此外，全国各地每年都会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地提高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仅2010年该标准的提高幅度就达到平均20%以上。
但仅靠涨工资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工资水平取决于企业的效益状况。企业效益好、利润率高，劳动者工资自然水涨船高。如果企业效益一般、利润水平低下，企业想要涨工资也是有心无力。遗憾的是，中国的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普遍效益不高，利润率低下。
根据商务部的有关统计，中国全部出口商品的利润率连2%都不到。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是，由于劳动成本持续上升，中国廉价劳动力的比价优势正在逐步丧失。
中国农业生产尚有8000万到1亿左右的剩余劳动力
因此，要真正消除“用工荒”现象，必须从更为长远的经济发展大局出发，以更为宏观的视野，制定出符合中国现实国情的政策措施来。具体来说，应该从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入手，认真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在劳动力的供给方面。首先，进一步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尽快实现农村的规模经济，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为让更多的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创造条件。根据我们的测算，在目前的劳动生产率和土地容量下，中国农业生产尚有8000万到1亿左右的剩余劳动力。
做一个简单的对比：美国有3亿人口，但仅有400万左右的农民，平均每个农民的供养人口超过75人。相比之下，中国大约有14亿人口，农业人口却有3亿多，平均每个农民仅供养不到5个人。以此计算，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1/15。
如果中国的劳动生产率能够提高到美国的一半水平（即供养人口达到37.5人），那么中国只需要不到4000万的农民，其余两亿五六千万的人将转移到非农行业中来。这无疑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换句话说，如果农业劳动生产率能够得到持续提高，中国农村潜在的剩余劳动力依然十分庞大。
其次，统筹考虑农民工就业和大学生就业，采取激励措施鼓励大学生进入制造业领域。
中国的就业呈现“农民工短缺、大学生过剩”的奇怪格局。目前中国每年的大学毕业生总量在650万人以上，“十二五”期间将达每年700万人。而根据教育部的统计，大学生初次就业率仅为70%左右，也就是说，大约有30%约200万名大学生在毕业时就面临着失业。
现在鼓励大学生进入制造业、弥补和提升制造业用工质量的时机已经成熟。根据对2003年、2005年和2008年三年的跟踪调查表明，大学毕业生平均起薪保持在每月1500元左右，但农民工的月工资近年来由700元左右跃升至约1200元。而且，这两者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有些工种大学生的工资甚至不如农民工。因此，国家应该采取多种措施，积极为大学生进入制造业创造条件。
防止重复建设泛滥
在劳动力需求方面：一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尽快淘汰落后的制造业和其他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以减少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可以看出，目前的“用工荒”大多数还是发生在低端制造业和服务业中，工资水平低而且缺乏劳动保护，还对环境资源造成严重破坏。
从传统制造业向现代制造业转型，实质上也是对产业工人素质结构的重新要求。因此，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也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
最重要的是，必须遏制投资过热的倾向，防止重复建设泛滥。
在当前预算软约束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资过热问题一直未得到有效解决。而由投资过热和决策失误形成的重复建设，又对劳动力形成了虚假的需求。
目前在中国许多地方出现高铁热、地铁热、新区热以及各种高新产业热，这极大地加剧了“用工荒”的程度。因此，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和对地方债务建立有效的问责制，就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用工荒”对加快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既是一种挑战，但同时更是一种机遇。多管齐下、标本兼治，“用工荒”阶段就能顺利度过，中国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变也就指日可待。■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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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中国的“用工荒”现象已经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目前，不光是过去劳动力输入地的东部沿海城市缺工问题严重，就是传统上劳动力主要输出大省集中的中西部地区也闹起了“用工荒”。
可以肯定的是，目前“用工荒”在全国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因此，只有认真探究当前的“用工荒”现象背后的经济规律，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
劳动力无限供给局面是否终结
长期以来，人口多、劳动力资源丰富一直是中国最典型的特征之一。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目前中国的人口总数达到14亿左右，而劳动力总量有8.3亿，两者均位居世界第一。正是依靠丰富而且廉价的劳动力，中国的比较优势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不仅迅速成为世界制造大国，而且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
但是，随着劳动力“刘易斯拐点”的临近，中国的人口红利逐年减少。
1978年，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2‰。到2009年，已经迅速下降到5.05‰。从净增人口数量看，1978年，我国年净增人口达到1285万，而2009年只有672万。根据预测，大约在2015年左右，中国新增劳动力的供给就将转为负数，这也标志着劳动力无限供给局面的正式终结。
除了人口和劳动力供给的因素外，出现“用工荒”的另一个原因是劳动力结构的新变化。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代农民工的年龄增大和逐步返回农村，新生代农民工正成长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力军”。根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的抽查数据，截至2008年年底，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542万人，平均年龄仅为28.6岁，其中20岁以下的占16 .1%，21岁~30岁占36.5%，两者相加已经超过了一半。
这些农民工有更高的文化和更多的社会见识，对工资水平和劳动环境有更高的要求，也更注重自己的权益保护。而目前中国制造业普遍低下的工资水平和较为恶劣的工作环境，显然对他们缺乏足够的吸引力。
此外，随着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实施，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不断高涨的生活成本也使部分劳动力产生了回流。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同比增长14.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9%，均超过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3%的名义增长幅度和7.8%的实际增长幅度。这是1998年以来农村居民收入实际增速首次超过城镇居民。
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的重要征兆
“用工荒”不仅是人口和劳动力转折的一个“信号灯”，也是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的一个重要征兆。
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特别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变化，这支庞大的农民工队伍并不能满足众多企业的需求。
从国际经验来看，“用工荒”往往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前奏。例如，早期的英国和美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均出现过“用工荒”现象。
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当时日本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大约在50%，产业工人的短缺使日本制造业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日本采取了推动设备投资扩大、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办法予以破解。
到了60年代末，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比例有大幅度的提升，出口结构的比较优势也迅速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知识密集型产业。可见，在每次重大的产业转型升级前，劳动力市场出现“民工荒”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问题。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的步伐开始加快。比如，号称“代工皇帝”的富士康在十余年前就开始布局深圳以外的地区，从最初的沿海城市逐渐向中部、西部等地区扩展。
产业结构的跨地区转移必然带动劳动力流向的变化。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发现，在2009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人数下降了8.9%，特别是珠三角地区，当年该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较上年减少22.5%。但与此同时，外出农民工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就业人数分别增长33.2%和25.8%。
中西部之异同
从地区来看，东部和中西部出现“用工荒”现象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的地方。
东部地区的“用工荒”已有六七年的历史，而中西部则是最近这两年才出现。更重要的是，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较快，正处于产业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而中西部由于承接了大量的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对用工需求有了急剧的增长。
为了应对“用工荒”给企业带来的冲击，各地在工资水平和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均开出了比过去更为优厚的条件。比如各地都对农民工承诺有相对较高的收入保障，有公租房、子女入学等政策优惠。东部地区侧重宣传经济发达、发展空间大等优势；中西部则不仅强调工资和社会保障将努力与东部接轨，还大打离家近、更方便照顾老人孩子等亲情牌。
仅靠涨工资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要消除“用工荒”，从短期来看，增加农民工的工资和福利是最有效的办法之一。事实上，近些年来，农民工的工资和社会保障水平均有了较大的提高。据统计，农民工的工资在2000年前增速较缓，但在2004年以后每年以大约两位数的势头增长，其中2008年增长19%，2009年则增长了16%。
在社会保障方面，农民工的养老、医疗、子女教育等覆盖面有进一步扩大，而社会保障的转移接续也更为便捷。
此外，全国各地每年都会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地提高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仅2010年该标准的提高幅度就达到平均20%以上。
但仅靠涨工资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工资水平取决于企业的效益状况。企业效益好、利润率高，劳动者工资自然水涨船高。如果企业效益一般、利润水平低下，企业想要涨工资也是有心无力。遗憾的是，中国的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普遍效益不高，利润率低下。
根据商务部的有关统计，中国全部出口商品的利润率连2%都不到。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是，由于劳动成本持续上升，中国廉价劳动力的比价优势正在逐步丧失。
中国农业生产尚有8000万到1亿左右的剩余劳动力
因此，要真正消除“用工荒”现象，必须从更为长远的经济发展大局出发，以更为宏观的视野，制定出符合中国现实国情的政策措施来。具体来说，应该从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入手，认真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在劳动力的供给方面。首先，进一步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尽快实现农村的规模经济，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为让更多的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创造条件。根据我们的测算，在目前的劳动生产率和土地容量下，中国农业生产尚有8000万到1亿左右的剩余劳动力。
做一个简单的对比：美国有3亿人口，但仅有400万左右的农民，平均每个农民的供养人口超过75人。相比之下，中国大约有14亿人口，农业人口却有3亿多，平均每个农民仅供养不到5个人。以此计算，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1/15。
如果中国的劳动生产率能够提高到美国的一半水平（即供养人口达到37.5人），那么中国只需要不到4000万的农民，其余两亿五六千万的人将转移到非农行业中来。这无疑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换句话说，如果农业劳动生产率能够得到持续提高，中国农村潜在的剩余劳动力依然十分庞大。
其次，统筹考虑农民工就业和大学生就业，采取激励措施鼓励大学生进入制造业领域。
中国的就业呈现“农民工短缺、大学生过剩”的奇怪格局。目前中国每年的大学毕业生总量在650万人以上，“十二五”期间将达每年700万人。而根据教育部的统计，大学生初次就业率仅为70%左右，也就是说，大约有30%约200万名大学生在毕业时就面临着失业。
现在鼓励大学生进入制造业、弥补和提升制造业用工质量的时机已经成熟。根据对2003年、2005年和2008年三年的跟踪调查表明，大学毕业生平均起薪保持在每月1500元左右，但农民工的月工资近年来由700元左右跃升至约1200元。而且，这两者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有些工种大学生的工资甚至不如农民工。因此，国家应该采取多种措施，积极为大学生进入制造业创造条件。
防止重复建设泛滥
在劳动力需求方面：一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尽快淘汰落后的制造业和其他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以减少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可以看出，目前的“用工荒”大多数还是发生在低端制造业和服务业中，工资水平低而且缺乏劳动保护，还对环境资源造成严重破坏。
从传统制造业向现代制造业转型，实质上也是对产业工人素质结构的重新要求。因此，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也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
最重要的是，必须遏制投资过热的倾向，防止重复建设泛滥。
在当前预算软约束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资过热问题一直未得到有效解决。而由投资过热和决策失误形成的重复建设，又对劳动力形成了虚假的需求。
目前在中国许多地方出现高铁热、地铁热、新区热以及各种高新产业热，这极大地加剧了“用工荒”的程度。因此，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和对地方债务建立有效的问责制，就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用工荒”对加快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既是一种挑战，但同时更是一种机遇。多管齐下、标本兼治，“用工荒”阶段就能顺利度过，中国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变也就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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