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荒”问题是经济转型阵痛

　　近段时间以来，社会普遍都在关注诸如电荒、水荒、气荒及用工荒等涉“荒”类问题，这类问题目前呈现出集中爆发的态势，对经济造成了不小的震动，这到底是经济结构调整中出现的阵痛还是难以解决的重大问题？深圳电台先锋898（FM89.8）上午9点至10点播出的《创富赢家》节目主持人孙小美与特约评论员徐彪就此展开了讨论。徐彪表示，涉“荒”类问题是中国经济由外延式向内延式进行结构转型所必需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将会以阵痛的形式出现。

　　孙小美：在“调结构”的背景下，我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荒”类问题，当前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否适应社会现实，您如何理解？

　　徐彪：比较客观的提法是，当前的困境是各种因素综合叠加的结果，我们不妨以“用工荒”为例，略作阐述。“用工荒”是怎么形成的？这需要追溯到2003年。当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三农”问题，截至今日，每年的一号文件均与“三农”相关。这说明中央已经把“三农”问题提高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中央力图把原来农业服务于工业的剪刀差方式变成工业反哺农业的生产方式。我们现在看到的也确实是这样的，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要快于城镇，而这就导致中国中低端劳动力（农民工）市场形成了“倒逼效应”，农民工会要求收入持续上升，这几年表现得很明显，广州的保姆工资涨了一倍。

　　二战之后的美国以及70年代的日本都曾有过类似的问题，这类问题产生的深层次背景是什么？当一个大型经济体完成了重工业化最重要的步骤之后，经济增长将会由外延式、粗放式的方式向内延式的方式转变，转变的过程其实就是扩大内需的过程。所谓内需，就是老百姓要有能力去消费，中国有13亿人口，大部分都是农民工和农村居民，他们的收入增长对边际消费的贡献要远远大于高收入人群。你一年赚一万块钱，当一万块变成两万块的时候，增加的消费可能是八千；而如果你年收入是一百万，当一百万变成两百万的时候，增加的消费可能只是二十万。

　　从整个社会发展步伐来看，我们已经接近重工业化末端，必须把外延式增长变成内延式增长，这个过程必将带来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客观上造成“民工荒”，并且要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企业主希望以尽量低的价格雇佣农民工，这就与农民工的要求有一定的差距。一个用工荒就足以折射出经济增长的变化和政策转向所带来的变化。

　　孙小美：“用工荒”在短期内恐怕难以解决，能不能再谈谈“电荒”之类的问题？

　　徐彪：电荒的问题，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出现瓶颈，这几年缓慢下来，08年之后发改委决定淘汰落后产能，在关闭落后项目的同时，也不让新项目上马。国内发电采取煤电联动机制，发改委希望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发电企业与煤企每年通过谈判进行协议定价，当然这里面计划经济色彩很浓厚。如果协议价格低于市价，煤企是不愿意将煤卖出去的，如果你一定要买，就必须要把价格提上去。发电企业发电之后，如果电价提不上去，就会把产能利用率降下来，造成电力紧缺，整个传导过程其实出现了问题，这还仅仅是表象。而如果由市场机制决定电价的话，又会造成另外一种问题，即当全社会用电价格大幅上升时，对CPI的推动将会非常巨大。

　　再说说“贷款荒”，其实“贷款荒”与宏观调控有很大的关系，如果立足于长远，中国经济要实现质的变化，就不能通过以前“量”的方式来实现，必然需要外来的约束条件，宏观调控恰恰就是约束条件，企业难以通过扩大生产规模来增加利润，获取贷款比较困难。

　　孙小美：结构性调整是阵痛的表现，在结构性调整完成之前，经济增长是否会放缓？

　　徐彪：日本的经济结构调整告诉我们，结构调整的初期往往伴随着经济增速的下滑。我们要实现从外延式向内延式的结构调整就意味着经济增长可能要放缓3到4个百分点，我们过去几年接近两位数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下降到7%-8%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