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有必要生活在这样的城市
- 来源:女报•时尚
- 关键字:巴黎,北京,胡同
- 发布时间:2011-06-22 15:44
一位朋友最近搬去了普罗旺斯。她说，巴黎太闹，似个迷宫，然而我们在年轻时，是有必要生活在那样的城。
巴黎、北京都是那样的城。
不靠谱
我喜欢北京人的豪爽。即使不是生于斯长于斯，只需经过一两年的居住，也会变得豪爽。在这儿，你很少被拒绝，但一定要习惯经常被放鸽子。北京人发明了一个词，叫“靠谱”，皆因这个城市里不靠谱的人太多。
我却有些喜欢“不靠谱”的疯狂感觉，如同掉入了一个巨大的城市疯人院，无论你的要求与想法多么离谱，人们都会说，哦太好了，哦没问题，哦到时见。我曾经与一位出版社的朋友谈论“带父母旅居”的可行性，相约每年换一个城市工作，带着父母，两家人租住在一套带院儿的大房子里，白天我们出去赚钱，老人们在家里种菜洗衣，有饭一起吃，有钱一起花，在小范围内实现共产主义。我们不仅为此唾液横飞地谈了一整天，事后还多次煞有介事地就细节问题进行邮件沟通。
大家都知道那不是真的，但大家都很入戏地成全你的梦想。这就是北京。柏邦妮说，生活在这儿的最大乐趣是周围太多神经病了，没有哪一个城市有这么多好玩的神经病。
在三里屯民谣酒吧门口，被作家拦住去路，那是一个长得很帅，穿得干净的“乞丐”，乞讨一个拥抱。在现实无比残酷，浪漫病却泛滥成灾的城市里，每个人都是行为艺术家，因为他们全部的行为都可能被当作艺术。后来有幸读到此作家的小说，每每描写女生，必会说她睫毛膏没有涂抹均匀，像沾了饭的苍蝇腿。这几乎令我寝食难安，无数次试图回忆那个拥抱的夜晚，自己的睫毛膏状况。
因了太多不靠谱的人，北京时间也变得极为不靠谱。初到北京时，我总担心迟到。常常汗流浃背地挤上高峰期的公交车，忐忑不安地给对方短信，说可能晚到一点。得到的回复往往是：我也在路上堵着呢。在北京，如果必须在十点钟见到某人，你应该与他约在八点钟见面。
北京的士司机总是习惯于问你走哪条道儿，对于我这种路盲是相当痛苦的一件事。因为你如果说随便，他很可能方向盘一打，绕上四环、五环甚至六环，那里塞车的概率小一点，但所花路费往往是预算的两倍。
胡同
住在胡同里的感觉，非常北京又非常不北京。它总会让我回忆起小时候住过的北方小城。
我住的地方是后海的小翔凤胡同。经过恭王府，经过成排的“北京胡同游”三轮车，穿过长长的柳荫街，路中间有一座小石桥，不经意地一转弯，就进了小翔凤胡同。泥土坯外墙，小得不能再小的院子，院子里有一株成年的丁香树。没有卫生间，清早起床要去公共厕所倒痰盂。既然全中国都流传着王菲住在窦唯家时，每天早起去倒痰盂的故事，倒痰盂也就成了这个城市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每每感叹自己蜗居于繁华都市的阴影时，我都会用王菲的故事激励自己——如果你没去公共厕所倒过痰盂，就不算住过北京城。
阳光正好的晌午，胡同里站着几位拄拐杖的老太太，她们既是历史学家也是政治家。朋友章十分反感北京老太。“巨烦她们身上那皇城根儿下的优越感，动不动就我们北京如何如何。北京跟你有个鸟关系啊？你还不是住着小平房，吃着大白菜饺子！”章在实习结束后，回了老家南京。他大约不知道，过度炫耀总是一种自卑。对于老北京人来说，城市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外地人掌握着几乎全部的社会资源，除了品头论足一番，他们又能做些什么？
春天，风在胡同里穿来穿去，走在路上，小沙砾打得脸生疼。窗外呼呼吹着风的时候，我会尽量多地待在家里。只需要半天功夫，窗台上就有一层厚厚的黄土，手指尖轻轻划动，画出一只小熊，它呆呆看着我，眼睛里除了寂寞，什么也没有。这时候，我会跳起来去约一场饭局。愈是恶劣的天气里，愈是容易约到一场饭局。
扬尘天过后不久，院子里的丁香树就开花了。
我于冬日到来之前搬离了胡同。大学时住在楼下的女生，前一年死于煤烟中毒，地点在东边更偏远一点的老君堂。一样的胡同，一样的平房，一样的有烟囱的小煤炉。
我们不知道死亡会在哪个街角，却在每个街角都遇到了欲望，有时候它们被包装成理想的模样。
水碓子
126路公汽起点为前门。
许多个夜晚在那儿换乘，前门城楼像一个砖石巨人，淡定死板，是这个城市流年里永恒的参照物。
呼家楼、金台路、甜水园、红庙、团结湖……我喜欢这附近的地名。
我住的小区是《人民日报》家属院，小时候无比崇拜在这份报纸工作的人，觉得他们就是国家。
126路公汽停靠时间异常短，在水碓子站下车的人不多。相应的，在那儿等车的人也不多。小车站总显得有几分冷清。路边种着常见的杨树与榆树，初夏的隔离带中会冒出一些粉红色的蔷薇花。车站的右边有两条木质长椅，落了薄薄的灰。对过小服装店橱窗里的模特儿总是打扮得花枝招展。那样的小店，物品多、杂，远观自有一份不错的热闹。
我喜欢坐在长椅上，故意错过一两班公交。
背后不足一百米的地方，就是我住的大院。院子里清一色的红砖楼。楼梯、过道被退休的老编辑打扫得一尘不染。听一位年轻编辑说，李银河的母亲也住在我们院子里，于是立即想到了王小波。面前一条笔直的路，连通着城市的任意一处。
我曾经在这两条长椅上，带着扭捏的小忧伤，度过无数怡然自得的小光阴。却极少约朋友一起坐在那里，总觉得在一个忙碌的都市里，有点傻的事儿得独自去做。唯一的一次，是与一位被采访者。她说起夜晚打车，遇到了劫色劫财的歹徒。一辆126路正在进站，小小的喧哗过后，归于平静。“那样的时候，命最重要。”她说。
风悄悄挤过榆树的缝隙，似一把大伞遮住了我们。
“你是对的。”我说。
小娟
小娟常去唱歌的那间酒吧叫“罗杰斯”。她永远穿着长裙，坐在那儿唱歌。她喜欢别人听到她的歌声，但不喜欢别人看到她的腿。她讨厌“身残志坚”这个词，因为身体的残疾只是让她选择了某种生活，而其实，每个人都是一种单独的生活。
每周四，我去“罗杰斯”听她唱歌。在北京的人，除了会统一着装般地去听王菲，看孟京辉之外，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两个自己中意的“艺术家”。这也就使北京成了所有艺术爱好者的天堂。无论你名气大或者小，无论你做着多么令人费解的事，只要与艺术沾边，总能轻易遇到知音或者粉丝。
小娟只唱慢歌。《一江水》、《细说往事》、《拿错的雨伞》等等。酒吧里总是会有那么一点喧嚣，她却永远安静。每次，我像一个暮色中的吸血鬼，潜入“罗杰斯”，坐在能够看到她妩媚动人的右脸的位置上，叫一听苏打水，慢慢地听歌，慢慢地让她的安静浸入我的肌体，慢慢地遗忘。
在我离开北京几年后，小娟变得有名气起来，被称为中国民谣的领军人物。我记得的依然是某次去吃大排档，她说，我们点又便宜又好的东西吧。
最后一次去“罗杰斯”，是与诗人一起。诗人坚持点了喜力，明知道我沾酒必醉。那一日，我却异常清醒。他送我回水碓子，我们在王小波曾经涉足的人民日报家属院里转了一圈又一圈。时令已到了深秋，我穿一件大红色的绒布衬衣，冻得发抖。诗人提议去商场给我买衣，我拒绝，天下没有白穿的衣，他接着提议再找个酒吧喝酒，我依然拒绝。我像一个清醒而刻薄的女巫，带着他在寒风里，绕着家属院转了一圈又一圈，直到几乎所有窗口的灯火都熄灭了。
握手道别时，他的手又冷又软。
北京的几年，让我的心变得很硬。见识了太多的精神病，我的精神变得好多了。我时常想起顾城的一首小诗：小巷/没有门/没有窗/我拿着把旧钥匙/敲着厚厚的墙。
撰文_艾小羊
……
巴黎、北京都是那样的城。
不靠谱
我喜欢北京人的豪爽。即使不是生于斯长于斯，只需经过一两年的居住，也会变得豪爽。在这儿，你很少被拒绝，但一定要习惯经常被放鸽子。北京人发明了一个词，叫“靠谱”，皆因这个城市里不靠谱的人太多。
我却有些喜欢“不靠谱”的疯狂感觉，如同掉入了一个巨大的城市疯人院，无论你的要求与想法多么离谱，人们都会说，哦太好了，哦没问题，哦到时见。我曾经与一位出版社的朋友谈论“带父母旅居”的可行性，相约每年换一个城市工作，带着父母，两家人租住在一套带院儿的大房子里，白天我们出去赚钱，老人们在家里种菜洗衣，有饭一起吃，有钱一起花，在小范围内实现共产主义。我们不仅为此唾液横飞地谈了一整天，事后还多次煞有介事地就细节问题进行邮件沟通。
大家都知道那不是真的，但大家都很入戏地成全你的梦想。这就是北京。柏邦妮说，生活在这儿的最大乐趣是周围太多神经病了，没有哪一个城市有这么多好玩的神经病。
在三里屯民谣酒吧门口，被作家拦住去路，那是一个长得很帅，穿得干净的“乞丐”，乞讨一个拥抱。在现实无比残酷，浪漫病却泛滥成灾的城市里，每个人都是行为艺术家，因为他们全部的行为都可能被当作艺术。后来有幸读到此作家的小说，每每描写女生，必会说她睫毛膏没有涂抹均匀，像沾了饭的苍蝇腿。这几乎令我寝食难安，无数次试图回忆那个拥抱的夜晚，自己的睫毛膏状况。
因了太多不靠谱的人，北京时间也变得极为不靠谱。初到北京时，我总担心迟到。常常汗流浃背地挤上高峰期的公交车，忐忑不安地给对方短信，说可能晚到一点。得到的回复往往是：我也在路上堵着呢。在北京，如果必须在十点钟见到某人，你应该与他约在八点钟见面。
北京的士司机总是习惯于问你走哪条道儿，对于我这种路盲是相当痛苦的一件事。因为你如果说随便，他很可能方向盘一打，绕上四环、五环甚至六环，那里塞车的概率小一点，但所花路费往往是预算的两倍。
胡同
住在胡同里的感觉，非常北京又非常不北京。它总会让我回忆起小时候住过的北方小城。
我住的地方是后海的小翔凤胡同。经过恭王府，经过成排的“北京胡同游”三轮车，穿过长长的柳荫街，路中间有一座小石桥，不经意地一转弯，就进了小翔凤胡同。泥土坯外墙，小得不能再小的院子，院子里有一株成年的丁香树。没有卫生间，清早起床要去公共厕所倒痰盂。既然全中国都流传着王菲住在窦唯家时，每天早起去倒痰盂的故事，倒痰盂也就成了这个城市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每每感叹自己蜗居于繁华都市的阴影时，我都会用王菲的故事激励自己——如果你没去公共厕所倒过痰盂，就不算住过北京城。
阳光正好的晌午，胡同里站着几位拄拐杖的老太太，她们既是历史学家也是政治家。朋友章十分反感北京老太。“巨烦她们身上那皇城根儿下的优越感，动不动就我们北京如何如何。北京跟你有个鸟关系啊？你还不是住着小平房，吃着大白菜饺子！”章在实习结束后，回了老家南京。他大约不知道，过度炫耀总是一种自卑。对于老北京人来说，城市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外地人掌握着几乎全部的社会资源，除了品头论足一番，他们又能做些什么？
春天，风在胡同里穿来穿去，走在路上，小沙砾打得脸生疼。窗外呼呼吹着风的时候，我会尽量多地待在家里。只需要半天功夫，窗台上就有一层厚厚的黄土，手指尖轻轻划动，画出一只小熊，它呆呆看着我，眼睛里除了寂寞，什么也没有。这时候，我会跳起来去约一场饭局。愈是恶劣的天气里，愈是容易约到一场饭局。
扬尘天过后不久，院子里的丁香树就开花了。
我于冬日到来之前搬离了胡同。大学时住在楼下的女生，前一年死于煤烟中毒，地点在东边更偏远一点的老君堂。一样的胡同，一样的平房，一样的有烟囱的小煤炉。
我们不知道死亡会在哪个街角，却在每个街角都遇到了欲望，有时候它们被包装成理想的模样。
水碓子
126路公汽起点为前门。
许多个夜晚在那儿换乘，前门城楼像一个砖石巨人，淡定死板，是这个城市流年里永恒的参照物。
呼家楼、金台路、甜水园、红庙、团结湖……我喜欢这附近的地名。
我住的小区是《人民日报》家属院，小时候无比崇拜在这份报纸工作的人，觉得他们就是国家。
126路公汽停靠时间异常短，在水碓子站下车的人不多。相应的，在那儿等车的人也不多。小车站总显得有几分冷清。路边种着常见的杨树与榆树，初夏的隔离带中会冒出一些粉红色的蔷薇花。车站的右边有两条木质长椅，落了薄薄的灰。对过小服装店橱窗里的模特儿总是打扮得花枝招展。那样的小店，物品多、杂，远观自有一份不错的热闹。
我喜欢坐在长椅上，故意错过一两班公交。
背后不足一百米的地方，就是我住的大院。院子里清一色的红砖楼。楼梯、过道被退休的老编辑打扫得一尘不染。听一位年轻编辑说，李银河的母亲也住在我们院子里，于是立即想到了王小波。面前一条笔直的路，连通着城市的任意一处。
我曾经在这两条长椅上，带着扭捏的小忧伤，度过无数怡然自得的小光阴。却极少约朋友一起坐在那里，总觉得在一个忙碌的都市里，有点傻的事儿得独自去做。唯一的一次，是与一位被采访者。她说起夜晚打车，遇到了劫色劫财的歹徒。一辆126路正在进站，小小的喧哗过后，归于平静。“那样的时候，命最重要。”她说。
风悄悄挤过榆树的缝隙，似一把大伞遮住了我们。
“你是对的。”我说。
小娟
小娟常去唱歌的那间酒吧叫“罗杰斯”。她永远穿着长裙，坐在那儿唱歌。她喜欢别人听到她的歌声，但不喜欢别人看到她的腿。她讨厌“身残志坚”这个词，因为身体的残疾只是让她选择了某种生活，而其实，每个人都是一种单独的生活。
每周四，我去“罗杰斯”听她唱歌。在北京的人，除了会统一着装般地去听王菲，看孟京辉之外，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两个自己中意的“艺术家”。这也就使北京成了所有艺术爱好者的天堂。无论你名气大或者小，无论你做着多么令人费解的事，只要与艺术沾边，总能轻易遇到知音或者粉丝。
小娟只唱慢歌。《一江水》、《细说往事》、《拿错的雨伞》等等。酒吧里总是会有那么一点喧嚣，她却永远安静。每次，我像一个暮色中的吸血鬼，潜入“罗杰斯”，坐在能够看到她妩媚动人的右脸的位置上，叫一听苏打水，慢慢地听歌，慢慢地让她的安静浸入我的肌体，慢慢地遗忘。
在我离开北京几年后，小娟变得有名气起来，被称为中国民谣的领军人物。我记得的依然是某次去吃大排档，她说，我们点又便宜又好的东西吧。
最后一次去“罗杰斯”，是与诗人一起。诗人坚持点了喜力，明知道我沾酒必醉。那一日，我却异常清醒。他送我回水碓子，我们在王小波曾经涉足的人民日报家属院里转了一圈又一圈。时令已到了深秋，我穿一件大红色的绒布衬衣，冻得发抖。诗人提议去商场给我买衣，我拒绝，天下没有白穿的衣，他接着提议再找个酒吧喝酒，我依然拒绝。我像一个清醒而刻薄的女巫，带着他在寒风里，绕着家属院转了一圈又一圈，直到几乎所有窗口的灯火都熄灭了。
握手道别时，他的手又冷又软。
北京的几年，让我的心变得很硬。见识了太多的精神病，我的精神变得好多了。我时常想起顾城的一首小诗：小巷/没有门/没有窗/我拿着把旧钥匙/敲着厚厚的墙。
撰文_艾小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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