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宝龙：新省长 新浙江
- 来源:小康
- 关键字:夏宝龙,省长,浙江,吕祖善
- 发布时间:2011-09-19 12:56
东海苍茫，浙江潮涌。
8月30日，主持浙江大局近十年的浙江省长吕祖善辞去浙江省长职务，升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浙江省委副书记夏宝龙则出任代省长。而夏宝龙的祖籍，便是浙江缙云夏弄村，本次出任浙江代省长，可谓龙归东海。
吕祖善的隐去和夏宝龙的浮出浙江，在浙江引起了广泛关注，对于浙江未来影响深远。
自1975年落脚浙江，吕祖善浙江工作36年，见证了浙江的崛起，亦是举国公认的浙江模式的参与者与设计者之一。1983年，吕祖善主掌浙江省工业厅，1995年，进入浙江省常委系列，1998年起担任副省长、省长，为浙江经济发展最迅猛时期的主要主政者之一。浙江从改革之前的资源小省，跃升到全国第四经济大省，吕祖善功不可没。
浙江模式的精髓，在于民营经济，大众工业。浙江是中国的资源小省，由此，必须杀出一条血路，积数十年功力，遂成中国民营经济第一大省。目前，浙江GDP总量的 70%以上，均为民营经济所创造。与之相伴的，是市场经济与自由竞争的风行。
同时，浙江的产业构成，非常富有特色，浙江赖以起家的产业，主要是大众工业和小商品，义乌小商品市场，亦因此而肇兴。与重工业基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些产业能耗相对比较小，十一五期间，浙江以7%的能源消耗，支撑了约年均11%的经济增长。长期以来，浙江的固定资产投资率，都在50%以下。为国内少数几个内生性成长的经济体。
浙江模式的困境
在吕祖善离去的背后，浙江模式亦遇到了重重阻隔。
自2002年以来，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逐年增长，至2010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率，达到67%以上，几乎经济的增长，三分之二靠投资拉动。浙江以前的固定资产投资，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吃亏不少。而相对天津、重庆等获得源源不断的央企投资，浙江亦更多靠自力更生，跋涉艰难。
最近几年，国家对于国有垄断企业的扶持力度逐步加大，民营经济的生存空间被日益挤压，浙江曾经的优势，某种程度上变为了劣势，近年中国出现的大批企业倒闭潮，重灾区就是浙江、广东等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
在一个行政干预力量强大，国家政策倾斜仍然有效的国家中，继续坚持内生性发展模式，而完全忽视外力，显然会“吃亏”，虽然浙江和广东真实经济效率全国最高，但是，最近几年，浙江的增速在全国位居下游，就名义的增速来讲，却并不好看，无数民营企业拼死拼活创造的GDP，与央企动辄数百上千亿的投资相比，显然一个取巧，一个守拙。浙江能够坚守多年，在逆境中获得相当的增长，已属非常不易。
重工业的缺失，亦使浙江模式遭遇严峻考验。虽然同是民营经济的重地，但是，浙江与广东存在很大不同。广东还是存在一些大产业的，如韶关等地，保持了传统的重工业，经济结构相对多元，抗风险能力亦更大，而浙江几乎清一色的制造业，而且都处于产业链的末端，以小企业为主，抗风险能力不足，在本次金融危机中，众多浙江企业遭遇了巨大冲击。浙江民营经济的体制优势已至极限，需要寻找新的突围途径。
事实上，浙江的发展模式，应该代表中国未来的方向，亦符合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现状，对于一个庞大而贫穷的国家来说，发展大规模的轻工业，满足庞大民众生活需求，将至少持续20年，但是，正如经济学家张五常所说，在中国，地方政府作为经济发展的竞争主体，政绩考核模式，逼迫各地政府搞大产值。为此，发展重工业就是一条捷径。而浙江坚持大众工业，虽然更为市场所需求，但是对于做大经济总量，聚沙成塔的模式显然过于艰难。为避免经济增速下滑，浙江将不得不改变目前主要依靠大众工业发展的模式。
夏宝龙再造“新浙江”的重任
在此情况下，夏宝龙出任浙江省长，被寄予了厚望，亦暗含了浙江未来发展模式的转变。
值得一提的是，夏宝龙虽祖籍浙江，但是却长期在天津任职，当年也正是在天津市副市长的任上，与宁波市委书记黄兴国对调，来到浙江担任省委副书记。历练数年，今日始独当大任。
而将天津与浙江的重要职位对调，此中暗含深意。天津与浙江，是赫然不同的两种发展模式，亦可互相借鉴。
夏宝龙在天津任职三十余年，从其1997年担任天津市副市长，到2003年调任浙江省委副书记，正是天津发展模式演变的关键时期。近年来，天津滨海新区飞速崛起，创造了新的高速传奇。作为当初的奠基人，夏宝龙对于天津模式，非常熟稔，而这对于浙江，亦多有帮助。
与浙江的内生性崛起不同，天津的崛起，更多借助了外力，滨海新区成立之后，一直获得了巨大的关照。上百家央企来此投资，金融改革实验区、港股直通车、“百万吨”大乙烯、空客等大项目，都落户天津，善借国家政策红利，为天津崛起的重要因素。具备内生性是浙江的优势，但是，少借外力，特别是来自央企的力量，是浙江的一大短板。未来，夏宝龙在天津的人脉以及打造滨海新区的经验，将给浙江带来巨大帮助。
此外，相对于浙江的低投资，天津的固定资产投资一直非常高，自2008年至2010年，天津固定资产投资分别为3404.09亿、5006.32亿、6511亿，增速分别达到47.4%、42.5%和30.1%。2010年，其固定资产投资率达70%以上。未来，浙江的固定资产投资，需要补课，特别是大项目、大投资，此前比较缺少。同时，天津的产业结构，主要以重化工业为主，这对于缺少重化工业，产业结构集中于低端的浙江，亦颇多借鉴。
在未来，浙江的破局，有三大因素，可有补天之效。其一是杭州湾大桥通车后加速的长三角一体化，其二是浙江成为海洋经济试验区，其三是舟山新区成为国家级战略区。
事实上，随着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建成，将浙江南翼与上海、江苏的陆地交通打通，浙江的战略腹地更为广阔。其与上海的产业协同，亦更密切。特别是杭州湾新区的设立，更方便承接上海的产业转移。
浙江发展海洋经济，存在双重意义，既是未来对于新兴产业的拓展，亦是对于转变浙江目前的经济结构的挑战。仅此而言，通过海洋经济再造“海上浙江”，隐含着另外一个命题，就是再造一个重工业化、大工业化的浙江，以此中和浙江重化工业和大型企业缺失的局限。
目前，浙江亦开始了与石油巨头的合作，中石油投资1000亿，在浙江台州建立基地，三门核电一期，亦在进行，宁波-舟山港已跻身全球第二大综合港，浙江的钢铁、临港重工业、造船等行业，亦希望巨大。
而本次舟山新区的成立，暗含的一个重大使命，即是与各个央企巨头联姻，适度引进重化工业。同时，舟山群岛目前已经建成国家石油战略储备基地。滨海新区和两江新区，都是走的这条路，浙江亦无法独免。此前，舟山新区由于受到国家军事战略的限制，一直没有充分发展，此次龙归大海，定可波澜壮阔。
在未来，改变固定资产投资过低的现状，适当加大固定资产投资；改变重工业缺失的现状，适当发展重化工业；改变以内生性增长为主的模式，适当借助政策红利和国家力量，在民营经济为主导的基础上，适当借助垄断国有巨头，特别是央企的力量；从大陆经济，到海洋经济的扩展等，将是浙江未来的几大变化。
既熟悉天津，亦在浙江潜移默化积淀多年的夏宝龙，应可担当引领浙江转型的重任。
文/罗天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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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0日，主持浙江大局近十年的浙江省长吕祖善辞去浙江省长职务，升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浙江省委副书记夏宝龙则出任代省长。而夏宝龙的祖籍，便是浙江缙云夏弄村，本次出任浙江代省长，可谓龙归东海。
吕祖善的隐去和夏宝龙的浮出浙江，在浙江引起了广泛关注，对于浙江未来影响深远。
自1975年落脚浙江，吕祖善浙江工作36年，见证了浙江的崛起，亦是举国公认的浙江模式的参与者与设计者之一。1983年，吕祖善主掌浙江省工业厅，1995年，进入浙江省常委系列，1998年起担任副省长、省长，为浙江经济发展最迅猛时期的主要主政者之一。浙江从改革之前的资源小省，跃升到全国第四经济大省，吕祖善功不可没。
浙江模式的精髓，在于民营经济，大众工业。浙江是中国的资源小省，由此，必须杀出一条血路，积数十年功力，遂成中国民营经济第一大省。目前，浙江GDP总量的 70%以上，均为民营经济所创造。与之相伴的，是市场经济与自由竞争的风行。
同时，浙江的产业构成，非常富有特色，浙江赖以起家的产业，主要是大众工业和小商品，义乌小商品市场，亦因此而肇兴。与重工业基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些产业能耗相对比较小，十一五期间，浙江以7%的能源消耗，支撑了约年均11%的经济增长。长期以来，浙江的固定资产投资率，都在50%以下。为国内少数几个内生性成长的经济体。
浙江模式的困境
在吕祖善离去的背后，浙江模式亦遇到了重重阻隔。
自2002年以来，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逐年增长，至2010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率，达到67%以上，几乎经济的增长，三分之二靠投资拉动。浙江以前的固定资产投资，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吃亏不少。而相对天津、重庆等获得源源不断的央企投资，浙江亦更多靠自力更生，跋涉艰难。
最近几年，国家对于国有垄断企业的扶持力度逐步加大，民营经济的生存空间被日益挤压，浙江曾经的优势，某种程度上变为了劣势，近年中国出现的大批企业倒闭潮，重灾区就是浙江、广东等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
在一个行政干预力量强大，国家政策倾斜仍然有效的国家中，继续坚持内生性发展模式，而完全忽视外力，显然会“吃亏”，虽然浙江和广东真实经济效率全国最高，但是，最近几年，浙江的增速在全国位居下游，就名义的增速来讲，却并不好看，无数民营企业拼死拼活创造的GDP，与央企动辄数百上千亿的投资相比，显然一个取巧，一个守拙。浙江能够坚守多年，在逆境中获得相当的增长，已属非常不易。
重工业的缺失，亦使浙江模式遭遇严峻考验。虽然同是民营经济的重地，但是，浙江与广东存在很大不同。广东还是存在一些大产业的，如韶关等地，保持了传统的重工业，经济结构相对多元，抗风险能力亦更大，而浙江几乎清一色的制造业，而且都处于产业链的末端，以小企业为主，抗风险能力不足，在本次金融危机中，众多浙江企业遭遇了巨大冲击。浙江民营经济的体制优势已至极限，需要寻找新的突围途径。
事实上，浙江的发展模式，应该代表中国未来的方向，亦符合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现状，对于一个庞大而贫穷的国家来说，发展大规模的轻工业，满足庞大民众生活需求，将至少持续20年，但是，正如经济学家张五常所说，在中国，地方政府作为经济发展的竞争主体，政绩考核模式，逼迫各地政府搞大产值。为此，发展重工业就是一条捷径。而浙江坚持大众工业，虽然更为市场所需求，但是对于做大经济总量，聚沙成塔的模式显然过于艰难。为避免经济增速下滑，浙江将不得不改变目前主要依靠大众工业发展的模式。
夏宝龙再造“新浙江”的重任
在此情况下，夏宝龙出任浙江省长，被寄予了厚望，亦暗含了浙江未来发展模式的转变。
值得一提的是，夏宝龙虽祖籍浙江，但是却长期在天津任职，当年也正是在天津市副市长的任上，与宁波市委书记黄兴国对调，来到浙江担任省委副书记。历练数年，今日始独当大任。
而将天津与浙江的重要职位对调，此中暗含深意。天津与浙江，是赫然不同的两种发展模式，亦可互相借鉴。
夏宝龙在天津任职三十余年，从其1997年担任天津市副市长，到2003年调任浙江省委副书记，正是天津发展模式演变的关键时期。近年来，天津滨海新区飞速崛起，创造了新的高速传奇。作为当初的奠基人，夏宝龙对于天津模式，非常熟稔，而这对于浙江，亦多有帮助。
与浙江的内生性崛起不同，天津的崛起，更多借助了外力，滨海新区成立之后，一直获得了巨大的关照。上百家央企来此投资，金融改革实验区、港股直通车、“百万吨”大乙烯、空客等大项目，都落户天津，善借国家政策红利，为天津崛起的重要因素。具备内生性是浙江的优势，但是，少借外力，特别是来自央企的力量，是浙江的一大短板。未来，夏宝龙在天津的人脉以及打造滨海新区的经验，将给浙江带来巨大帮助。
此外，相对于浙江的低投资，天津的固定资产投资一直非常高，自2008年至2010年，天津固定资产投资分别为3404.09亿、5006.32亿、6511亿，增速分别达到47.4%、42.5%和30.1%。2010年，其固定资产投资率达70%以上。未来，浙江的固定资产投资，需要补课，特别是大项目、大投资，此前比较缺少。同时，天津的产业结构，主要以重化工业为主，这对于缺少重化工业，产业结构集中于低端的浙江，亦颇多借鉴。
在未来，浙江的破局，有三大因素，可有补天之效。其一是杭州湾大桥通车后加速的长三角一体化，其二是浙江成为海洋经济试验区，其三是舟山新区成为国家级战略区。
事实上，随着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建成，将浙江南翼与上海、江苏的陆地交通打通，浙江的战略腹地更为广阔。其与上海的产业协同，亦更密切。特别是杭州湾新区的设立，更方便承接上海的产业转移。
浙江发展海洋经济，存在双重意义，既是未来对于新兴产业的拓展，亦是对于转变浙江目前的经济结构的挑战。仅此而言，通过海洋经济再造“海上浙江”，隐含着另外一个命题，就是再造一个重工业化、大工业化的浙江，以此中和浙江重化工业和大型企业缺失的局限。
目前，浙江亦开始了与石油巨头的合作，中石油投资1000亿，在浙江台州建立基地，三门核电一期，亦在进行，宁波-舟山港已跻身全球第二大综合港，浙江的钢铁、临港重工业、造船等行业，亦希望巨大。
而本次舟山新区的成立，暗含的一个重大使命，即是与各个央企巨头联姻，适度引进重化工业。同时，舟山群岛目前已经建成国家石油战略储备基地。滨海新区和两江新区，都是走的这条路，浙江亦无法独免。此前，舟山新区由于受到国家军事战略的限制，一直没有充分发展，此次龙归大海，定可波澜壮阔。
在未来，改变固定资产投资过低的现状，适当加大固定资产投资；改变重工业缺失的现状，适当发展重化工业；改变以内生性增长为主的模式，适当借助政策红利和国家力量，在民营经济为主导的基础上，适当借助垄断国有巨头，特别是央企的力量；从大陆经济，到海洋经济的扩展等，将是浙江未来的几大变化。
既熟悉天津，亦在浙江潜移默化积淀多年的夏宝龙，应可担当引领浙江转型的重任。
文/罗天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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