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业生死劫
- 来源:英才
- 关键字:中小企业,融资,欧债危机
- 发布时间:2011-10-11 16:21
今年以来，中小企业生存困难再次成为各大媒体的关键词。不少人甚至认为，当前中小企业的经营形势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更为严峻。
原材料涨价、人民币升值、融资困难、劳动力成本上涨、出口需求下降……多重压力叠加之下，众多中小企业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
时势逼人，总有一批无法适应生存的中小企业会被淘汰，但毕竟大多数企业的日子还要继续。
坐在一群企业家中间，IMF副总裁朱民开口即言“大势”：“当今世界有三大变化，企业家们要想立于潮头，必须能够把握大势。”
所谓大势，在朱民看来，即新兴市场的企业家未来将是全球增长的领头羊、全球制造业变局和新科技的发展将带来全球经济格局的演变。
当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受到全球局势的影响，当传统的市场竞争法则和经营理念不再继续有效，企业家们也不得不承认，大势真的变了。
在獐子岛渔业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吴厚刚看来，虽然大的宏观环境国家之间可以通过协商解决，但在具体产业之间，中国企业依然面临着很多挑战。
一方面，当前中国企业还没有实力建立自己的高新技术体系，而另一方面，“前一个平衡被破坏了，在新的平衡还没有建立起来之前，全球经济仍将处于动荡之中。要想中国企业在新的平衡建立过程中贡献更多的力量，就需要产业之间在贸易公平的前提下加强合作，特别是美国，不能有些产业放开，有些高技术产业就不放开。”
随着大势的改变，中小企业下一步如何落棋下子，是转型升级、走出去还是维持现状？是寻求政策支持还是提升内部管理自我救赎？《英才》记者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采访了多位企业家，与读者共享他们的观察与思考。
融资难 老生常谈
在夏季达沃斯“关注增长质量，掌控经济格局”分论坛上，保诚集团首席执行官谭天忠的一席话引起政府要员的注意：
“我们在世界各地有很多投资，每一个区域、每一个地方几乎都有财政赤字的问题，但是我们没有足够的能力和手段去解决这些问题。如果主权债务问题不解决，整个经济系统都有可能崩溃。但是政治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给我们投资者足够的信心。”这样的表达让当时台上的两位政治家英国前首相布朗、新加坡外长杨荣文颇为动容。
事实上，欧债危机、银行危机等问题，同样可能给中国经济运行带来风险。
“从宏观上讲，现在的债务危机不像之前的金融危机，说过了就过了。”马凯集团董事长李震认为，当前美国政治、经济的不稳定，导致其对外需求将继续弱化；加上欧元区、日本经济也不是很乐观，美元可以预测的贬值问题等等，都将影响到中国企业的出口。
除了国际环境的动荡之外，当前国内整个宏观经济的形势也不容乐观。
“通货膨胀和原材料成本上升对发展中国家的伤害比较大，因为我们正需要发展，在发展过程当中遇到这些压力，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同时，诺华中国区总裁易珉还对《英才》记者表示，“这已不仅仅是一个企业的问题，国企、私企和跨国公司都要面临挑战”。
但是，同样的困惑落在中小企业身上，却可能引发“倒闭潮”，因为中小企业的抗风险能力相对更弱。从与会的浙商中，听到最多的声音就是，希望有关部门出台更多针对性政策帮助中小企业发展和成长。
诸多问题中，中小企业融资难在中国似乎是一个老话题，但是，由于信贷紧缩，银行贷款的门槛也越来越高，由此，旧有的症结可能更难解决。
在本届达沃斯峰会上，多数中小企业主表示，已经感受到银行贷款供应偏紧，而且也将“融资难”定位在困难之最。
北京语言大学原副校长霍明杰对《英才》记者直言，目前中国各大商业银行并不具备风投的眼光，对中小企业关注度明显不够，导致2009年之后，中小企业为了生存，便走向“空壳化”，即“以钱生钱”、不以生产社会所需产品为要务，变成了中小型的金融公司，且往往躲藏在合法的外衣之下，搞乱了国家市场经济。
与此同时，中小企业融资难，还带来了一定的市场错觉，比如对于“国进民退”等有一定争议性的话题，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汝民就指出，其实中国并不存在“国进民退”，因为对于基础建设的领域，也在向民营企业敞开，可以说，民企在进，而不是退。之所以大家有错觉，很大原因是中小企业贷款难。所以，中国应该着力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这一大问题。
在“解读‘十二五’规划”等分论坛上，与会专家也谈到，银行系统在当前稳健的货币政策下，恐怕很难满足众多中小企业的需求，关键还是要推进金融和渠道的创新，并辅之以财政、税收等多种扶植政策，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
来自浙江的盘石信心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田宁指出，目前国内针对中小企业的中小银行数量还不多，相关的金融产品也不多。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表态称，当前融资难的问题客观存在，解决起来不仅要看贷款总量，还要看结构。对于那些可以解决大量就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政策需要有所倾斜。
事实上，中小企业贷款难，也并非是中国的特例，在美国等市场同样遇到，但是，在达沃斯论坛上，已经传出一些关注中小企业信贷的声音。世界经济论坛拉美事务高级顾问William R. Rhodes就指出，增加对中小企业的信贷，需要全世界银行加大力气，因为这是利润不断增长的市场。
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也补充称，给中小企业贷款，对银行来说有现实的利益。因为大型项目和大型企业融资渠道越来越多，谈判能力越来越强，贷款时都要求利率下浮。
人才缺失一将难求
除了融资难之外，对中国中小企业来说，人才也成了新难题。
尽管中国是名副其实的人口大国，但是，《英才》记者调查中发现，即便是身处七大战略新兴产业中的核心企业，却也面临着不同程度的人才瓶颈，其中，规模更小的企业面临的压力更大。
作为高科技信息产业的代表，老牌软件劲旅东软和新创外包公司symbio在人才上，遇到了不同的挑战。
“最大挑战不在成本和工资，而在创造性。行业中，不缺少有主意的人，但是，能把主意变成钱的人太少，所谓创造性，不是你能创造一个东西，而是能创造价值”，东软董事长兼CEO刘积仁告诉《英才》记者，东软在9、10月将招聘2000人，但是，要寻找创造性的人才并不容易，需要在群体里培养、再发现，不是简单面试就能发现的。
相对的，symbio CEO徐嘉告诉《英才》记者，他面对的最大挑战是人力成本，为此，公司研发团队已经在从北京、上海向成都、济南和无锡等地转移，甚至，研发中心向芬兰、瑞典和美国转移。
“微软、谷歌等企业付给中国最高端工程师的待遇，已经超过美国本土员工了；腾讯、百度等大公司实力雄厚，现正开高价抢人才”，徐嘉指出，当世界变得越来越平，人才素质也变得越来越接近，而待遇水平也愈加向一线公司看齐，这对于创业型公司颇为煎熬。
除了软件业，火爆的物流业也正面临急缺综合管理人才的困境。大田集团董事长王树生告诉《英才》记者，因为中国过去没有物流概念，所以很多人才都是从国外引进的，通常引进成本都非常高，单人成本几十万元到上百万元不等，但物流业最多的是3%-4%的利润，那么，一般物流企业以目前的利润很难承担得起，这也是导致中国物流业发展缓慢的一个最重要因素。
“中国最需要人才，这是每个企业家都会去思考的问题，中国企业缺人才，只能是自己去培养。在人才链上，适应自己企业的才是最好的，我们属于大型制造业，基本上都是要一点点花时间、台阶式的培养”，玖龙纸业董事长张茵对《英才》记者称。
政策瓶颈变化莫测
今年以来，受政策冲击最大的当属房地产业。
“政策多变，我们的不容易在于，第一，整天做过山车，一会儿下一会儿上；第二，本身竞争很激烈，就是跟做时装一样，今天要红色的，明天要蓝色的。”莱蒙国际集团董事长黄俊康对《英才》记者直言。
事实上，中国房屋商品化的历史不过是从1998年至今的13年，在黄俊康看来，中国企业要在短短十多年里走完国外上百年才走完的路。这中间有一些问题产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于房地产政策的变幻莫测，比如银根紧张、限购、限贷、限价等，多数企业家无奈的表示，只能不断适应。
在一条产业链上，还有着圣象地板等企业也与房地产关联度很高。圣象集团执行总裁郭辉指出，中国的房地产行业从去年到今年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有人说这是史上最严厉的调控政策，这样的政策还能走多远？还能持续多久？的确很难预料，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市场的问题，更多是政府和行政干预的问题。
不过，对于政策瓶颈，房地产行业的不确定性和多变性，与物流业的规则不统一相比，便显得有点小巫见大巫。
“现在对物流行业，各部都在管。邮政局也在管、商务部也在管、交通部也在管、铁道部也在管、民航总局也在管。每个部都有不同的管理规则，而且他们的规则都不统一。”王树生显然对此相当困惑。
他指出，对于一个从国外引进的行业概念，物流业包含了货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等综合业务，但是，截至目前，并没有一个专项部门来统一管理物流行业。税收问题、道路管理问题、邮政快递准入问题，各地区、各部门各自为政，导致中国建立现代化的物流变得非常困难。
“对于中小企业而言，有关政府和政策扶持的话题最敏感，通常都有一肚子苦水。”霍明杰补充道。
除此以外，“从地沟油、毒奶粉事件到达芬奇事件等，整个社会还面临着诚信基础的缺失。”李震分析说，近年来很多外国品牌在中国很有市场，甚至导致相关同行业的中国企业倒闭，或者中国某一个产业、某一个品牌毫无预料地“自杀性死亡”，很大一个原因就在于，中国企业自身营造的社会氛围也是有问题的。
也就是说，中国消费者对某些中国品牌的不信任，在消费者有了更多选择的时代，将对国内一些产业和行业带来毁灭性影响。而这些问题，政府部门应该从战略角度进行提前的预防和监督，最好不要做亡羊补牢之举。
或许，危机即转机。中国企业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在认清了大势、看到了机会之后，直面自己的困难和挑战，并寻找解决之道。
文|本刊记者 孙瑜 何春梅
……
原材料涨价、人民币升值、融资困难、劳动力成本上涨、出口需求下降……多重压力叠加之下，众多中小企业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
时势逼人，总有一批无法适应生存的中小企业会被淘汰，但毕竟大多数企业的日子还要继续。
坐在一群企业家中间，IMF副总裁朱民开口即言“大势”：“当今世界有三大变化，企业家们要想立于潮头，必须能够把握大势。”
所谓大势，在朱民看来，即新兴市场的企业家未来将是全球增长的领头羊、全球制造业变局和新科技的发展将带来全球经济格局的演变。
当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受到全球局势的影响，当传统的市场竞争法则和经营理念不再继续有效，企业家们也不得不承认，大势真的变了。
在獐子岛渔业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吴厚刚看来，虽然大的宏观环境国家之间可以通过协商解决，但在具体产业之间，中国企业依然面临着很多挑战。
一方面，当前中国企业还没有实力建立自己的高新技术体系，而另一方面，“前一个平衡被破坏了，在新的平衡还没有建立起来之前，全球经济仍将处于动荡之中。要想中国企业在新的平衡建立过程中贡献更多的力量，就需要产业之间在贸易公平的前提下加强合作，特别是美国，不能有些产业放开，有些高技术产业就不放开。”
随着大势的改变，中小企业下一步如何落棋下子，是转型升级、走出去还是维持现状？是寻求政策支持还是提升内部管理自我救赎？《英才》记者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采访了多位企业家，与读者共享他们的观察与思考。
融资难 老生常谈
在夏季达沃斯“关注增长质量，掌控经济格局”分论坛上，保诚集团首席执行官谭天忠的一席话引起政府要员的注意：
“我们在世界各地有很多投资，每一个区域、每一个地方几乎都有财政赤字的问题，但是我们没有足够的能力和手段去解决这些问题。如果主权债务问题不解决，整个经济系统都有可能崩溃。但是政治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给我们投资者足够的信心。”这样的表达让当时台上的两位政治家英国前首相布朗、新加坡外长杨荣文颇为动容。
事实上，欧债危机、银行危机等问题，同样可能给中国经济运行带来风险。
“从宏观上讲，现在的债务危机不像之前的金融危机，说过了就过了。”马凯集团董事长李震认为，当前美国政治、经济的不稳定，导致其对外需求将继续弱化；加上欧元区、日本经济也不是很乐观，美元可以预测的贬值问题等等，都将影响到中国企业的出口。
除了国际环境的动荡之外，当前国内整个宏观经济的形势也不容乐观。
“通货膨胀和原材料成本上升对发展中国家的伤害比较大，因为我们正需要发展，在发展过程当中遇到这些压力，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同时，诺华中国区总裁易珉还对《英才》记者表示，“这已不仅仅是一个企业的问题，国企、私企和跨国公司都要面临挑战”。
但是，同样的困惑落在中小企业身上，却可能引发“倒闭潮”，因为中小企业的抗风险能力相对更弱。从与会的浙商中，听到最多的声音就是，希望有关部门出台更多针对性政策帮助中小企业发展和成长。
诸多问题中，中小企业融资难在中国似乎是一个老话题，但是，由于信贷紧缩，银行贷款的门槛也越来越高，由此，旧有的症结可能更难解决。
在本届达沃斯峰会上，多数中小企业主表示，已经感受到银行贷款供应偏紧，而且也将“融资难”定位在困难之最。
北京语言大学原副校长霍明杰对《英才》记者直言，目前中国各大商业银行并不具备风投的眼光，对中小企业关注度明显不够，导致2009年之后，中小企业为了生存，便走向“空壳化”，即“以钱生钱”、不以生产社会所需产品为要务，变成了中小型的金融公司，且往往躲藏在合法的外衣之下，搞乱了国家市场经济。
与此同时，中小企业融资难，还带来了一定的市场错觉，比如对于“国进民退”等有一定争议性的话题，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汝民就指出，其实中国并不存在“国进民退”，因为对于基础建设的领域，也在向民营企业敞开，可以说，民企在进，而不是退。之所以大家有错觉，很大原因是中小企业贷款难。所以，中国应该着力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这一大问题。
在“解读‘十二五’规划”等分论坛上，与会专家也谈到，银行系统在当前稳健的货币政策下，恐怕很难满足众多中小企业的需求，关键还是要推进金融和渠道的创新，并辅之以财政、税收等多种扶植政策，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
来自浙江的盘石信心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田宁指出，目前国内针对中小企业的中小银行数量还不多，相关的金融产品也不多。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表态称，当前融资难的问题客观存在，解决起来不仅要看贷款总量，还要看结构。对于那些可以解决大量就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政策需要有所倾斜。
事实上，中小企业贷款难，也并非是中国的特例，在美国等市场同样遇到，但是，在达沃斯论坛上，已经传出一些关注中小企业信贷的声音。世界经济论坛拉美事务高级顾问William R. Rhodes就指出，增加对中小企业的信贷，需要全世界银行加大力气，因为这是利润不断增长的市场。
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也补充称，给中小企业贷款，对银行来说有现实的利益。因为大型项目和大型企业融资渠道越来越多，谈判能力越来越强，贷款时都要求利率下浮。
人才缺失一将难求
除了融资难之外，对中国中小企业来说，人才也成了新难题。
尽管中国是名副其实的人口大国，但是，《英才》记者调查中发现，即便是身处七大战略新兴产业中的核心企业，却也面临着不同程度的人才瓶颈，其中，规模更小的企业面临的压力更大。
作为高科技信息产业的代表，老牌软件劲旅东软和新创外包公司symbio在人才上，遇到了不同的挑战。
“最大挑战不在成本和工资，而在创造性。行业中，不缺少有主意的人，但是，能把主意变成钱的人太少，所谓创造性，不是你能创造一个东西，而是能创造价值”，东软董事长兼CEO刘积仁告诉《英才》记者，东软在9、10月将招聘2000人，但是，要寻找创造性的人才并不容易，需要在群体里培养、再发现，不是简单面试就能发现的。
相对的，symbio CEO徐嘉告诉《英才》记者，他面对的最大挑战是人力成本，为此，公司研发团队已经在从北京、上海向成都、济南和无锡等地转移，甚至，研发中心向芬兰、瑞典和美国转移。
“微软、谷歌等企业付给中国最高端工程师的待遇，已经超过美国本土员工了；腾讯、百度等大公司实力雄厚，现正开高价抢人才”，徐嘉指出，当世界变得越来越平，人才素质也变得越来越接近，而待遇水平也愈加向一线公司看齐，这对于创业型公司颇为煎熬。
除了软件业，火爆的物流业也正面临急缺综合管理人才的困境。大田集团董事长王树生告诉《英才》记者，因为中国过去没有物流概念，所以很多人才都是从国外引进的，通常引进成本都非常高，单人成本几十万元到上百万元不等，但物流业最多的是3%-4%的利润，那么，一般物流企业以目前的利润很难承担得起，这也是导致中国物流业发展缓慢的一个最重要因素。
“中国最需要人才，这是每个企业家都会去思考的问题，中国企业缺人才，只能是自己去培养。在人才链上，适应自己企业的才是最好的，我们属于大型制造业，基本上都是要一点点花时间、台阶式的培养”，玖龙纸业董事长张茵对《英才》记者称。
政策瓶颈变化莫测
今年以来，受政策冲击最大的当属房地产业。
“政策多变，我们的不容易在于，第一，整天做过山车，一会儿下一会儿上；第二，本身竞争很激烈，就是跟做时装一样，今天要红色的，明天要蓝色的。”莱蒙国际集团董事长黄俊康对《英才》记者直言。
事实上，中国房屋商品化的历史不过是从1998年至今的13年，在黄俊康看来，中国企业要在短短十多年里走完国外上百年才走完的路。这中间有一些问题产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于房地产政策的变幻莫测，比如银根紧张、限购、限贷、限价等，多数企业家无奈的表示，只能不断适应。
在一条产业链上，还有着圣象地板等企业也与房地产关联度很高。圣象集团执行总裁郭辉指出，中国的房地产行业从去年到今年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有人说这是史上最严厉的调控政策，这样的政策还能走多远？还能持续多久？的确很难预料，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市场的问题，更多是政府和行政干预的问题。
不过，对于政策瓶颈，房地产行业的不确定性和多变性，与物流业的规则不统一相比，便显得有点小巫见大巫。
“现在对物流行业，各部都在管。邮政局也在管、商务部也在管、交通部也在管、铁道部也在管、民航总局也在管。每个部都有不同的管理规则，而且他们的规则都不统一。”王树生显然对此相当困惑。
他指出，对于一个从国外引进的行业概念，物流业包含了货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等综合业务，但是，截至目前，并没有一个专项部门来统一管理物流行业。税收问题、道路管理问题、邮政快递准入问题，各地区、各部门各自为政，导致中国建立现代化的物流变得非常困难。
“对于中小企业而言，有关政府和政策扶持的话题最敏感，通常都有一肚子苦水。”霍明杰补充道。
除此以外，“从地沟油、毒奶粉事件到达芬奇事件等，整个社会还面临着诚信基础的缺失。”李震分析说，近年来很多外国品牌在中国很有市场，甚至导致相关同行业的中国企业倒闭，或者中国某一个产业、某一个品牌毫无预料地“自杀性死亡”，很大一个原因就在于，中国企业自身营造的社会氛围也是有问题的。
也就是说，中国消费者对某些中国品牌的不信任，在消费者有了更多选择的时代，将对国内一些产业和行业带来毁灭性影响。而这些问题，政府部门应该从战略角度进行提前的预防和监督，最好不要做亡羊补牢之举。
或许，危机即转机。中国企业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在认清了大势、看到了机会之后，直面自己的困难和挑战，并寻找解决之道。
文|本刊记者 孙瑜 何春梅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