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记者”走基层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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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11-10-28 17:30
受此影响,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们的写作风格也发生了变化
“你们又回来了!”
9月初秋的一个下午,83岁的“老八路”张山林站在村口,拉着本刊记者的手摇个不停,脸上堆起层层皱纹,惊喜地说,“60多年前,我就跟你们记者打过交道!”
张山林是河北武安市石洞乡河西村人,也是石洞乡目前在世的6位“老八路”之一。
60多年前,这里曾是广为人知的晋冀鲁豫边区机关所在地。1946年至1948年间,晋冀鲁豫中央局及直属机关曾先后两次迁驻武安,驻扎在武安市冶陶镇等地。作为直属机构之一的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也跟随中央局行动,在距离冶陶镇10余里的河西村驻扎下来。
“红色记者”在进驻河西村的两年时间里,与边区百姓同吃同住,边发稿边劳动,演绎出诸多生动故事。岁月如逝,故事还留在河西村的山水田地之间,成为老区百姓称道至今的记忆。
本刊记者在“走基层”的实践中,再一次重访了河西村,老一辈记者扎根一线的工作态度、虚怀若谷向群众学习的精神,至今让人感喟。
编辑部的大门向老乡敞开
河西村所在的武安,乃至整个冀南、太行地区,是影响广泛的抗日根据地。早在1945年8月,中共中央就决定在此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此领导革命斗争多年。
随后,由于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晋冀鲁豫中央局等机关先后两次主动从华北平原撤回太行山区,在武安等地驻留。
1946年5月15日,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在邯郸创刊,与晋冀鲁豫总分社构成“一套人马两套班子”的工作格局。一个多月后,编辑部从邯郸转移到武安,先到南文章村,后迁到河西村驻扎下来。晋冀鲁豫总分社社长张磐石兼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总分社主任安岗兼任副总编辑。
张山林就是这个时候和这批“红色记者”开始接触的,那时他17岁。
“一共有30多个人,都很年轻。”张山林回忆,河西村的老百姓对“八路军”的到来十分欢迎,几乎每家每户都腾出了最好的房子供他们居住。
“我家兄弟4个,只有3间房子,也腾出了一间,住了4个人。”张山林记得,村里划出80亩地,提供给他们种植杂粮、蔬菜,甚至还养起了羊。土改时没收的地主家宽敞的院子被打扫干净,提供给“红色记者”们作为编辑部的办公室。
外来的客人给乡村里带来了更多的生机和欢乐。这一年,河西村民贾米山8岁,每天跑到记者们的办公室看他们怎样工作,看他们滴滴答答地敲打着收发报机成了他童年最大的乐趣。
“都像一家人一样,我们谁都可以跑进去玩,他们也从不对老百姓保密,我和邻居有时看他们忙不过来,还跑过去帮他们摇发电机呢!”如今已75岁的贾米山忆起当年那一幕,依然兴致勃勃。
贾米山感慨地说,这些年也有记者来村里采访,但一些人皮鞋锃亮、衣着光鲜,老百姓还没说话就有种距离感。据他介绍,当年的记者们毫无架子,经常逗村里的孩子们玩,蹲在路边就可以跟村里的百姓聊上半天,还常常帮着老百姓在田间地头干活。
下基层下到老百姓心坎里
在张山林的记忆中,驻守在河西村的编辑、记者和技术人员,除去张磐石等少数几位领导年过30外,大多数人不过20多岁的年纪。
这是一群满怀着革命激情的年轻人。在战争的形势下,他们中的不少人原来只读到中学、甚至小学,他们更多的是在革命的烽火中成长起来的,这使得那时的新华社编辑记者们对时事政治、军事报道得心应手,对撰写战斗通讯更是颇具心得,而对日益扩大的解放区地方工作却显得生疏,甚至在日常报道中出现对中央政策理解偏颇的现象。
1948年2月到5月,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人民日报社等单位工作人员组成“土改工作队”,深入武安乡村参加土改复查、整党运动。张磐石和安岗亲任正副团长,除去三分之一的工作人员留守河西村保证正常业务工作外,其余的编辑、记者、技术人员全部参加工作团,定期轮换。
今年76岁的什里店村民王长生当年在村里结识了这些“拿着笔杆子的战士”。什里店相距河西村不到5里的路程,据武安市提供的文史资料记载,这支编辑记者们组成的工作队是1948年2月进驻什里店的,共有12人。一同前来的,还有国际友人柯鲁克夫妇。
如今村里81岁高龄的李福顺也记忆犹新。“他们条件苦啊!跟村里人一样,睡土炕、吃玉米红薯,穿的也是土布衣服。”王长生也介绍说,“那真的是叫‘同吃同住同劳动’。”
据李福顺、王长生等人回忆,工作队和柯鲁克夫妇一起,经常穿行在什里店的田间地头和老乡家里,了解这个小村庄里的经济现状和土地改革历程。
王长生评价说,“下基层”不是走马观花的走一圈看一眼,而是真的下到了老百姓的心坎里。
向群众学习写稿
新闻报道如何为农民说话、说农民的话,反映农民的意见和诉求,对过去更多把精力关注在前线战事的编辑记者们提出了新的要求。
为此,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人民日报社等新闻机构注重创新工作方式,发动基层的广大一线工作者写稿,建立起稳固而较为专业的通讯员队伍,使得这一时期的新闻报道能扎根边区的现实土壤,为百姓所喜闻乐见。
据武安保存至今的有关史料记载,在广大的晋冀鲁豫边区,多个地方的基层党政军干部、教师,以及高年级的在校学生都与河西村的编辑部建立起了多种形式的供稿联系。
武安市编著的《晋冀鲁豫边区机关在武安》有这样的细节:什里店学校的老师宋守荣、付栓岗经常自己写成稿子,送往编辑部驻地河西村。
一个生动的例子是,时任武安县委书记的王庭栋在领导全县群众运动的过程中,从武安县阶级情况、县委工作部署、群众斗争过程,到工作中的得失、教训、处理遗留问题,先后写过多篇新闻、通讯、报告,其中既有经验总结,也有冷静反思,经由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报道后,生动地反映了基层群众心声,有力地指导了解放区的工作实际。
受此影响,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们的写作风格也发生了变化。如题为“在蒋管区无法维持生活,回解放区每人能分一份”的报道,以老区百姓身边的故事讲述武安商民逃离蒋区统治,回到解放区的经历;再如“咱要比汉们干得红”的一篇报道,讲述了晋冀鲁豫边区的妇女们积极参加民主运动、投身革命洪流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
曾当过教师的贾米山对此感受颇深,他欢迎现在的记者们多来河西等老区农村,“好的传统不能丢,还是要经常到村里来看看。”
《望东方周刊》记者周范才、特约撰稿董耀奎 | 河北武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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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又回来了!”
9月初秋的一个下午,83岁的“老八路”张山林站在村口,拉着本刊记者的手摇个不停,脸上堆起层层皱纹,惊喜地说,“60多年前,我就跟你们记者打过交道!”
张山林是河北武安市石洞乡河西村人,也是石洞乡目前在世的6位“老八路”之一。
60多年前,这里曾是广为人知的晋冀鲁豫边区机关所在地。1946年至1948年间,晋冀鲁豫中央局及直属机关曾先后两次迁驻武安,驻扎在武安市冶陶镇等地。作为直属机构之一的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也跟随中央局行动,在距离冶陶镇10余里的河西村驻扎下来。
“红色记者”在进驻河西村的两年时间里,与边区百姓同吃同住,边发稿边劳动,演绎出诸多生动故事。岁月如逝,故事还留在河西村的山水田地之间,成为老区百姓称道至今的记忆。
本刊记者在“走基层”的实践中,再一次重访了河西村,老一辈记者扎根一线的工作态度、虚怀若谷向群众学习的精神,至今让人感喟。
编辑部的大门向老乡敞开
河西村所在的武安,乃至整个冀南、太行地区,是影响广泛的抗日根据地。早在1945年8月,中共中央就决定在此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此领导革命斗争多年。
随后,由于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晋冀鲁豫中央局等机关先后两次主动从华北平原撤回太行山区,在武安等地驻留。
1946年5月15日,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在邯郸创刊,与晋冀鲁豫总分社构成“一套人马两套班子”的工作格局。一个多月后,编辑部从邯郸转移到武安,先到南文章村,后迁到河西村驻扎下来。晋冀鲁豫总分社社长张磐石兼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总分社主任安岗兼任副总编辑。
张山林就是这个时候和这批“红色记者”开始接触的,那时他17岁。
“一共有30多个人,都很年轻。”张山林回忆,河西村的老百姓对“八路军”的到来十分欢迎,几乎每家每户都腾出了最好的房子供他们居住。
“我家兄弟4个,只有3间房子,也腾出了一间,住了4个人。”张山林记得,村里划出80亩地,提供给他们种植杂粮、蔬菜,甚至还养起了羊。土改时没收的地主家宽敞的院子被打扫干净,提供给“红色记者”们作为编辑部的办公室。
外来的客人给乡村里带来了更多的生机和欢乐。这一年,河西村民贾米山8岁,每天跑到记者们的办公室看他们怎样工作,看他们滴滴答答地敲打着收发报机成了他童年最大的乐趣。
“都像一家人一样,我们谁都可以跑进去玩,他们也从不对老百姓保密,我和邻居有时看他们忙不过来,还跑过去帮他们摇发电机呢!”如今已75岁的贾米山忆起当年那一幕,依然兴致勃勃。
贾米山感慨地说,这些年也有记者来村里采访,但一些人皮鞋锃亮、衣着光鲜,老百姓还没说话就有种距离感。据他介绍,当年的记者们毫无架子,经常逗村里的孩子们玩,蹲在路边就可以跟村里的百姓聊上半天,还常常帮着老百姓在田间地头干活。
下基层下到老百姓心坎里
在张山林的记忆中,驻守在河西村的编辑、记者和技术人员,除去张磐石等少数几位领导年过30外,大多数人不过20多岁的年纪。
这是一群满怀着革命激情的年轻人。在战争的形势下,他们中的不少人原来只读到中学、甚至小学,他们更多的是在革命的烽火中成长起来的,这使得那时的新华社编辑记者们对时事政治、军事报道得心应手,对撰写战斗通讯更是颇具心得,而对日益扩大的解放区地方工作却显得生疏,甚至在日常报道中出现对中央政策理解偏颇的现象。
1948年2月到5月,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人民日报社等单位工作人员组成“土改工作队”,深入武安乡村参加土改复查、整党运动。张磐石和安岗亲任正副团长,除去三分之一的工作人员留守河西村保证正常业务工作外,其余的编辑、记者、技术人员全部参加工作团,定期轮换。
今年76岁的什里店村民王长生当年在村里结识了这些“拿着笔杆子的战士”。什里店相距河西村不到5里的路程,据武安市提供的文史资料记载,这支编辑记者们组成的工作队是1948年2月进驻什里店的,共有12人。一同前来的,还有国际友人柯鲁克夫妇。
如今村里81岁高龄的李福顺也记忆犹新。“他们条件苦啊!跟村里人一样,睡土炕、吃玉米红薯,穿的也是土布衣服。”王长生也介绍说,“那真的是叫‘同吃同住同劳动’。”
据李福顺、王长生等人回忆,工作队和柯鲁克夫妇一起,经常穿行在什里店的田间地头和老乡家里,了解这个小村庄里的经济现状和土地改革历程。
王长生评价说,“下基层”不是走马观花的走一圈看一眼,而是真的下到了老百姓的心坎里。
向群众学习写稿
新闻报道如何为农民说话、说农民的话,反映农民的意见和诉求,对过去更多把精力关注在前线战事的编辑记者们提出了新的要求。
为此,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人民日报社等新闻机构注重创新工作方式,发动基层的广大一线工作者写稿,建立起稳固而较为专业的通讯员队伍,使得这一时期的新闻报道能扎根边区的现实土壤,为百姓所喜闻乐见。
据武安保存至今的有关史料记载,在广大的晋冀鲁豫边区,多个地方的基层党政军干部、教师,以及高年级的在校学生都与河西村的编辑部建立起了多种形式的供稿联系。
武安市编著的《晋冀鲁豫边区机关在武安》有这样的细节:什里店学校的老师宋守荣、付栓岗经常自己写成稿子,送往编辑部驻地河西村。
一个生动的例子是,时任武安县委书记的王庭栋在领导全县群众运动的过程中,从武安县阶级情况、县委工作部署、群众斗争过程,到工作中的得失、教训、处理遗留问题,先后写过多篇新闻、通讯、报告,其中既有经验总结,也有冷静反思,经由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报道后,生动地反映了基层群众心声,有力地指导了解放区的工作实际。
受此影响,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们的写作风格也发生了变化。如题为“在蒋管区无法维持生活,回解放区每人能分一份”的报道,以老区百姓身边的故事讲述武安商民逃离蒋区统治,回到解放区的经历;再如“咱要比汉们干得红”的一篇报道,讲述了晋冀鲁豫边区的妇女们积极参加民主运动、投身革命洪流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
曾当过教师的贾米山对此感受颇深,他欢迎现在的记者们多来河西等老区农村,“好的传统不能丢,还是要经常到村里来看看。”
《望东方周刊》记者周范才、特约撰稿董耀奎 | 河北武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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