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有个“红庙子”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 关键字:成都,红庙子,股票
- 发布时间:2011-10-28 18:02
李天德作为一位经济学者，如今更看重红庙子的积极意义。他受访时，多次感慨，“现在每次四川省开会，在回忆川内资本市场、金融市场的发展时，提起红庙子，大家都很遗憾”
王瑞身上，金融气息淡一些，禅味要重一点。虽然手头打理的是充满数理逻辑的证券投资工作，与人闲聊扯淡，言语之间却尽是佛、哲学和外人难懂的《金刚经》。
王的好友李应，通常也不能理解王前些年云游四方的行为，一边喝茶，一边揶揄他，“红庙子出来的人，都很神。”
红庙子在成都大名鼎鼎，原本是一条不过两百来米长的破落街道，却在上个世纪90年代骤然兴盛，成为一条热闹的股票街市。
那会才20冒头的王瑞，即在红庙子街上给人指点股票迷津，以后又靠这门营生赚了“人生第一桶金”。
彼时红庙子的疯魔，对于这个哲学专业毕业的年轻人自然刻骨铭心，如今已近中年，听本刊记者打听红庙子的故事，他还郑重写下一篇短文。
文中说，“在红庙子，从草根到大鳄，又从天堂到地狱的人不在少数，红庙子波诡云谲的人性演绎更是在中国股市反复出现。有时经过红庙子，我会停留下来，注视着这条数百年来香火飘渺的街道，传奇在记忆中复活，它也静静注视着众生的狂欢和忧伤。”
王瑞说他后来曾云游四方寻求研习《金刚经》等经典，现在虽身在证券行业谋利，却到了“重新从哲学审视投资市场”的境界。
红庙子对一个普通市民的影响之深，已可见一斑。
强心剂“乐山电力”
王瑞犹记得，红庙子最为红火是在1993年前后，当时一条街上，股民从早到晚挤得满满当当，“一旦进去，不要你动步，人挤人推着你就从街这头到了那头。”
其时红庙子街上的股票倒爷，气象也颇为壮观，“沿街两边百把张桌子，桌上一捆一捆的现金，全是用来收购股票的。”
王瑞那时候已经在一家证券公司上班，记得当时有一支叫作红光的股票委托给他们公司销售。有一天，公司领导把王瑞叫进办公室，交办让他领一批红光股票上红庙子去卖。
“问我能卖多少，我说我争取两天卖20万股，他就给我开一式两联的票据，一张1000股（每股面值1元），拿钢笔写的。”王瑞说，当时红庙子街上买卖的企业原始股票，大多都是这种手写的白条票据，川话叫作“纸飞飞”。
王瑞拿着“纸飞飞”挤进红庙子，迎头碰见邻家一位阿姨，问他的红光股票卖不卖得起价。
见是熟人，王瑞就按公司的底价每股1.5元卖给阿姨一张（1000股），“没过10分钟，她跑回来说，已经作价1.8元卖出去了，还要再拿几张。”
王瑞说，当时红庙子街上两个陌生人照面，打招呼只问“你的股票卖不卖”，“当面讨价还价，钱货两清，就跟菜市场买白菜一样。”
王瑞朋友李应，也是红庙子的老股民，至今手头还攒着几张在红庙子买卖股票的原始凭证，“红庙子最后发展到上十万人，我至少是前100个进场的。”李应记忆中，起初，红庙子街上的倒爷不过三三两两，都在路口抬一块黑板，上面写着收购股票的名称。当时有人路过，甚至还不知道这做的是哪门营生。
但不久之后，红庙子就在川内有了影响。李应曾在四川射洪短暂呆过，1992年前后，他在射洪县的沱牌曲酒厂周围，看见一些外地人向厂里的职工打问卖不卖原始股，面额1元的股票，收购价已经出到了1.5元。他问这些外地人来自哪里，都说是成都红庙子。
此间李应又在乐山市一家宾馆做过经理，当时乐山电力公司发行了一批内部职工股，“职工拿到厂门口，1.5元卖出去了，等这些股票到了红庙子，卖到2元。”李应说，厂里都不敢相信这个价格还能在市场脱手。
乐山电力（600644）于1993年4月26日正式在上交所A股上市。此时，面额1元的乐山电力股票在红庙子已经炒到13元。而上市当天，乐山电力开盘即创下37.01元，盘中最高飙到50元，收盘价仍停在36.18元。
“对于当时的红庙子市场来说，这一支强心剂打得太厉害了。”李应说，这时候红庙子的人气急剧扩散，相连的几条街也都卷进来做起了股票生意，川内发行原始股票的企业也逐渐多起来，倒爷面前的黑板上经常写下几十只股票票名，“都不写价格，因为写不及，行情涨得太快了。”
“红庙子”的疯狂
红庙子股市骤然疯狂的原因，一直以来众说纷纭。
像李应这样的亲历者，倾向于把红庙子的兴盛归于当时一路看涨的行情。李应分析过，红庙子的股票价格越卖越高，手头有股票的，赶到红庙子卖股票，手头没有股票的，就出去寻找股票，这样逐渐扩散开来，形成一条收购、零售的股票交易链。
王瑞也认为，类似乐山电力股票的成功上市，刺激红庙子内的交易形成一个持续赚钱的项目，“上午进场，中午出来就赚一笔钱，下午进去的，晚上出来又能赚一笔钱。”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西部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李天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当时红庙子市场的形成，完全发端于民间，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成都市民的金融意识和投资偏好。
事实上，单从股票交易过程看，彼时的红庙子已经具有证券交易所的性质。李天德比较其与一般证交所交易的不同处，发现，“股票流通的形式很特别，它不需要经过任何中间机构的认证，直接交易。”
如此以街为市进行股票交易，使红庙子看上去更像一个古老的股票市场。曾任成都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处长的丁弘，后来在媒体公开谈及这一时期红庙子的市场逻辑时，做过这样的描述：
“鼎盛时期的红庙子，只有疯狂，没有理性；只听消息，没有道理。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证、法人股，拟发行的认购证，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凭证、交款收据，本地的、外地的，红庙子一概都炒。什么公司的盈利能力、资产情况、发展趋势，什么市盈率、市净率、分红情况都不管，也都不懂，有钱赚就行。”
1994年前后，正当红庙子及其关联而生的各种风险一天一天叠加，地方政府迅速出手，强令关闭了红庙子。
关闭红庙子之后，政府一度将这类股票交易引导至城北体育场。据资料记录，当时在体育场内“搭建了统一的摊位，并设立了临时的管理办公室，负责场内的秩序和治安”。
再以后，市场又迁至成都冻青树一带。但此时市场人气一日不如一日，原先兴盛局面已难维持，不久，这个市场就从成都消失了。
李天德作为一位经济学者，如今更看重红庙子的积极意义。受访时，他多次感慨，“现在每次四川省开会，在回忆川内资本市场、金融市场的发展时，提起红庙子，大家都很遗憾”。
他说，对于当时民间涌现出的发展资本市场的热情，如果政策善于诱导，引入正规的话，那么四川现在完全可能呈现另外一种局面，“成都早就是金融中心了。”
“四川股票复兴运动”
红庙子现象，后来被经济学界视为“四川股票复兴运动”。而在这场疾风暴雨般的区域性金融运动背后，却是同时期中国企业股份制改造的维艰局面。
中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开始首先从乡镇、社队企业中孕育股份制组织形式。1984年4月，国家体改委在常州召开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工作座谈会，会上肯定了沈阳市等一些企业“允许职工投资入股、年终分红”的做法后，地方上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试点亦陆续展开。
但中国全面达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识，还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事。在此之前，早期的股份制改造，企业实际只能面向法人和内部职工定向发行股票募资。
四川的股份制改造一开始就走在全国前列，但限于大政策的圈子，当时川企也只能发行法人股和内部职工股。
李天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当时四川省把股份制改造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推销内部股权（股票）的桌摊甚至摆到了省政府大院里面。
“四川最早上市的一支股票，起初发行内部股权证时，没人要，所以才在省政府大院里面发动领导、共产党员带头认购。”李天德记忆中，即使连买带送，当时许多干部也不情愿接手。
在这种情形之下突然蹿上舞台的红庙子，俨然成为一个“坏孩子”，它推动那些原本难以流通的“纸飞飞”、“股权证”迅速流转，川内股份制改造的被动局势即刻得到扭转。
前述李应曾在自己居住的小区目睹过这样一幕。当时成都有一家涤纶厂正在做股份制改造，为照顾四川省纤维检验局一位老干部，给他一万股(每股面额1元)。
起初老干部不要，转给邻居。转眼这支股票在红庙子炒到7块了，老干部去找邻居讨还股票，“人家早就卖了，两家为这个事情闹到要打官司。”
市面上股票一路向好，川企股份制改造的热情空前高涨，一时间泥沙俱下，始出现股票滥发苗头。
当时介入红庙子市场颇深的王瑞，给《瞭望东方周刊》举了一个例子，彼时四川一家医院也向外发行3000万股，股民随后得知医院作为事业单位不能上市，一气之下上到街头“打横幅，讨要血汗钱 ”。
李天德告诉本刊记者，那一时期有不少公司通过单位推销发行内部股，造成一些后遗症。
“做市商”的醉翁之意
四川股份制改造和红庙子市场交叉形成的一大堆遗留问题，后来交到了成都托管中心这样的机构来梳理、导引。
成都托管中心创立于1996年10月，中心副总经理吴盛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如今已有约200家未上市股份公司股权（股票）托管在这里，这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企业正是1996年之前股份制改造浪潮中上马的公司。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注意到，事实上，围绕托管中心所在的金仙桥一带，此时正孕育着一个新的“红庙子”。一批从前的股票倒爷，已渐渐向这里聚拢。
眼下初秋，成都的天气日渐清凉，加之最近市面上又放出一条回购股票的消息，金仙桥的倒爷一下子比平日多出好些。本刊记者看见，除了托管中心门前台阶和街口，中心一楼大厅也不时人头攒动。
年轻一些的倒爷，大多聚在街口，各人都在街边搭一把靠椅，顾自喝茶、打牌，椅背上绑一块红纸牌，醒目的写着“现金收购各种未上市股票”字样。
站在托管中心大门内两侧的，多是一些头发花白的老者。他们怀里抱一只水壶，见人走过来，伸长脖子问“手头有票没得”，跟着递上来一张名片，正面压印了“成都市股票市场”抬头，背面密密麻麻列了收购股票的票目，有百十来种。
在这个市场上，金仙桥的倒爷干的是体力活。他们相当于证券交易所的电脑终端，只负责向原始股票持有者报价，并按这个价格机械“吃货”。
倒爷身后真正的操盘手，仍然是前述王瑞这样的股票经纪人。王瑞日前递给本刊记者的《证券投资指南》卡片上，亦列了百十种股票票目。王瑞的本事在于，卡片上每一只股票的价格，他都能随口报出。
实际上，“王瑞们”在这一行淘金，凭的是一套过硬的财务技术，其中亦不乏有人掌握了深不可测的资讯通道。他们研究川内未上市股份公司业绩，并对这些公司上市趋势做出各自的判断。
“王瑞们”一旦对某个公司做出判断，便会对应给出该公司股票的收购价格。金仙桥的倒爷，正是拿到这个收购价格，才敢在市面上低价“吃货”，再将股票倒卖给“王瑞们”，赚取其间价差。
“成都市股票市场”上，“王瑞们”在一定意义上已经充当了“做市商”角色。他们为这个市场的交易定价，并依靠这一套价格体系，推动原本难以流动的原始股票低调循环。
而眼下这些“做市商”的醉翁之意，实不在于给市场提供一套价格，而是要达到持有原始股票的目的。其孤注一掷的赌点，仍是股票上市后形成的高溢价。用王瑞的话说，“这一行里面有宝，考的是眼力和耐力，一旦这些股票上市，后半辈子不用愁了。”
事实上，像倒爷们这样以街为市交易非上市公司股票的“生意”，至今不在国家证券管理的允准之内，而倒爷们身在的托管中心，也不过是以股权集中托管为主业的中间机构，机构并不组织这一类股票交易。
因此，这多少还算是一门灰色生意，而所谓的“成都市股票市场”，也好比一座若隐若现的海市蜃楼，这儿隐隐有红庙子的金声玉振，也包藏了难以扼制的投资热情和投机欲望。
时过境迁，红庙子的故事已经渐行渐远，金仙桥的叙述不过刚刚开了个头。不同之处在于，与红庙子时期相比，此时政策大气候已经改观，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的金融共识，而如何有序推动类似金仙桥这样的未上市股份公司股票充分流通，也已在制度设计者的通盘考量之中。
《望东方周刊》记者康正 | 成都报道
……
王瑞身上，金融气息淡一些，禅味要重一点。虽然手头打理的是充满数理逻辑的证券投资工作，与人闲聊扯淡，言语之间却尽是佛、哲学和外人难懂的《金刚经》。
王的好友李应，通常也不能理解王前些年云游四方的行为，一边喝茶，一边揶揄他，“红庙子出来的人，都很神。”
红庙子在成都大名鼎鼎，原本是一条不过两百来米长的破落街道，却在上个世纪90年代骤然兴盛，成为一条热闹的股票街市。
那会才20冒头的王瑞，即在红庙子街上给人指点股票迷津，以后又靠这门营生赚了“人生第一桶金”。
彼时红庙子的疯魔，对于这个哲学专业毕业的年轻人自然刻骨铭心，如今已近中年，听本刊记者打听红庙子的故事，他还郑重写下一篇短文。
文中说，“在红庙子，从草根到大鳄，又从天堂到地狱的人不在少数，红庙子波诡云谲的人性演绎更是在中国股市反复出现。有时经过红庙子，我会停留下来，注视着这条数百年来香火飘渺的街道，传奇在记忆中复活，它也静静注视着众生的狂欢和忧伤。”
王瑞说他后来曾云游四方寻求研习《金刚经》等经典，现在虽身在证券行业谋利，却到了“重新从哲学审视投资市场”的境界。
红庙子对一个普通市民的影响之深，已可见一斑。
强心剂“乐山电力”
王瑞犹记得，红庙子最为红火是在1993年前后，当时一条街上，股民从早到晚挤得满满当当，“一旦进去，不要你动步，人挤人推着你就从街这头到了那头。”
其时红庙子街上的股票倒爷，气象也颇为壮观，“沿街两边百把张桌子，桌上一捆一捆的现金，全是用来收购股票的。”
王瑞那时候已经在一家证券公司上班，记得当时有一支叫作红光的股票委托给他们公司销售。有一天，公司领导把王瑞叫进办公室，交办让他领一批红光股票上红庙子去卖。
“问我能卖多少，我说我争取两天卖20万股，他就给我开一式两联的票据，一张1000股（每股面值1元），拿钢笔写的。”王瑞说，当时红庙子街上买卖的企业原始股票，大多都是这种手写的白条票据，川话叫作“纸飞飞”。
王瑞拿着“纸飞飞”挤进红庙子，迎头碰见邻家一位阿姨，问他的红光股票卖不卖得起价。
见是熟人，王瑞就按公司的底价每股1.5元卖给阿姨一张（1000股），“没过10分钟，她跑回来说，已经作价1.8元卖出去了，还要再拿几张。”
王瑞说，当时红庙子街上两个陌生人照面，打招呼只问“你的股票卖不卖”，“当面讨价还价，钱货两清，就跟菜市场买白菜一样。”
王瑞朋友李应，也是红庙子的老股民，至今手头还攒着几张在红庙子买卖股票的原始凭证，“红庙子最后发展到上十万人，我至少是前100个进场的。”李应记忆中，起初，红庙子街上的倒爷不过三三两两，都在路口抬一块黑板，上面写着收购股票的名称。当时有人路过，甚至还不知道这做的是哪门营生。
但不久之后，红庙子就在川内有了影响。李应曾在四川射洪短暂呆过，1992年前后，他在射洪县的沱牌曲酒厂周围，看见一些外地人向厂里的职工打问卖不卖原始股，面额1元的股票，收购价已经出到了1.5元。他问这些外地人来自哪里，都说是成都红庙子。
此间李应又在乐山市一家宾馆做过经理，当时乐山电力公司发行了一批内部职工股，“职工拿到厂门口，1.5元卖出去了，等这些股票到了红庙子，卖到2元。”李应说，厂里都不敢相信这个价格还能在市场脱手。
乐山电力（600644）于1993年4月26日正式在上交所A股上市。此时，面额1元的乐山电力股票在红庙子已经炒到13元。而上市当天，乐山电力开盘即创下37.01元，盘中最高飙到50元，收盘价仍停在36.18元。
“对于当时的红庙子市场来说，这一支强心剂打得太厉害了。”李应说，这时候红庙子的人气急剧扩散，相连的几条街也都卷进来做起了股票生意，川内发行原始股票的企业也逐渐多起来，倒爷面前的黑板上经常写下几十只股票票名，“都不写价格，因为写不及，行情涨得太快了。”
“红庙子”的疯狂
红庙子股市骤然疯狂的原因，一直以来众说纷纭。
像李应这样的亲历者，倾向于把红庙子的兴盛归于当时一路看涨的行情。李应分析过，红庙子的股票价格越卖越高，手头有股票的，赶到红庙子卖股票，手头没有股票的，就出去寻找股票，这样逐渐扩散开来，形成一条收购、零售的股票交易链。
王瑞也认为，类似乐山电力股票的成功上市，刺激红庙子内的交易形成一个持续赚钱的项目，“上午进场，中午出来就赚一笔钱，下午进去的，晚上出来又能赚一笔钱。”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西部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李天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当时红庙子市场的形成，完全发端于民间，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成都市民的金融意识和投资偏好。
事实上，单从股票交易过程看，彼时的红庙子已经具有证券交易所的性质。李天德比较其与一般证交所交易的不同处，发现，“股票流通的形式很特别，它不需要经过任何中间机构的认证，直接交易。”
如此以街为市进行股票交易，使红庙子看上去更像一个古老的股票市场。曾任成都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处长的丁弘，后来在媒体公开谈及这一时期红庙子的市场逻辑时，做过这样的描述：
“鼎盛时期的红庙子，只有疯狂，没有理性；只听消息，没有道理。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证、法人股，拟发行的认购证，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凭证、交款收据，本地的、外地的，红庙子一概都炒。什么公司的盈利能力、资产情况、发展趋势，什么市盈率、市净率、分红情况都不管，也都不懂，有钱赚就行。”
1994年前后，正当红庙子及其关联而生的各种风险一天一天叠加，地方政府迅速出手，强令关闭了红庙子。
关闭红庙子之后，政府一度将这类股票交易引导至城北体育场。据资料记录，当时在体育场内“搭建了统一的摊位，并设立了临时的管理办公室，负责场内的秩序和治安”。
再以后，市场又迁至成都冻青树一带。但此时市场人气一日不如一日，原先兴盛局面已难维持，不久，这个市场就从成都消失了。
李天德作为一位经济学者，如今更看重红庙子的积极意义。受访时，他多次感慨，“现在每次四川省开会，在回忆川内资本市场、金融市场的发展时，提起红庙子，大家都很遗憾”。
他说，对于当时民间涌现出的发展资本市场的热情，如果政策善于诱导，引入正规的话，那么四川现在完全可能呈现另外一种局面，“成都早就是金融中心了。”
“四川股票复兴运动”
红庙子现象，后来被经济学界视为“四川股票复兴运动”。而在这场疾风暴雨般的区域性金融运动背后，却是同时期中国企业股份制改造的维艰局面。
中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开始首先从乡镇、社队企业中孕育股份制组织形式。1984年4月，国家体改委在常州召开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工作座谈会，会上肯定了沈阳市等一些企业“允许职工投资入股、年终分红”的做法后，地方上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试点亦陆续展开。
但中国全面达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识，还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事。在此之前，早期的股份制改造，企业实际只能面向法人和内部职工定向发行股票募资。
四川的股份制改造一开始就走在全国前列，但限于大政策的圈子，当时川企也只能发行法人股和内部职工股。
李天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当时四川省把股份制改造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推销内部股权（股票）的桌摊甚至摆到了省政府大院里面。
“四川最早上市的一支股票，起初发行内部股权证时，没人要，所以才在省政府大院里面发动领导、共产党员带头认购。”李天德记忆中，即使连买带送，当时许多干部也不情愿接手。
在这种情形之下突然蹿上舞台的红庙子，俨然成为一个“坏孩子”，它推动那些原本难以流通的“纸飞飞”、“股权证”迅速流转，川内股份制改造的被动局势即刻得到扭转。
前述李应曾在自己居住的小区目睹过这样一幕。当时成都有一家涤纶厂正在做股份制改造，为照顾四川省纤维检验局一位老干部，给他一万股(每股面额1元)。
起初老干部不要，转给邻居。转眼这支股票在红庙子炒到7块了，老干部去找邻居讨还股票，“人家早就卖了，两家为这个事情闹到要打官司。”
市面上股票一路向好，川企股份制改造的热情空前高涨，一时间泥沙俱下，始出现股票滥发苗头。
当时介入红庙子市场颇深的王瑞，给《瞭望东方周刊》举了一个例子，彼时四川一家医院也向外发行3000万股，股民随后得知医院作为事业单位不能上市，一气之下上到街头“打横幅，讨要血汗钱 ”。
李天德告诉本刊记者，那一时期有不少公司通过单位推销发行内部股，造成一些后遗症。
“做市商”的醉翁之意
四川股份制改造和红庙子市场交叉形成的一大堆遗留问题，后来交到了成都托管中心这样的机构来梳理、导引。
成都托管中心创立于1996年10月，中心副总经理吴盛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如今已有约200家未上市股份公司股权（股票）托管在这里，这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企业正是1996年之前股份制改造浪潮中上马的公司。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注意到，事实上，围绕托管中心所在的金仙桥一带，此时正孕育着一个新的“红庙子”。一批从前的股票倒爷，已渐渐向这里聚拢。
眼下初秋，成都的天气日渐清凉，加之最近市面上又放出一条回购股票的消息，金仙桥的倒爷一下子比平日多出好些。本刊记者看见，除了托管中心门前台阶和街口，中心一楼大厅也不时人头攒动。
年轻一些的倒爷，大多聚在街口，各人都在街边搭一把靠椅，顾自喝茶、打牌，椅背上绑一块红纸牌，醒目的写着“现金收购各种未上市股票”字样。
站在托管中心大门内两侧的，多是一些头发花白的老者。他们怀里抱一只水壶，见人走过来，伸长脖子问“手头有票没得”，跟着递上来一张名片，正面压印了“成都市股票市场”抬头，背面密密麻麻列了收购股票的票目，有百十来种。
在这个市场上，金仙桥的倒爷干的是体力活。他们相当于证券交易所的电脑终端，只负责向原始股票持有者报价，并按这个价格机械“吃货”。
倒爷身后真正的操盘手，仍然是前述王瑞这样的股票经纪人。王瑞日前递给本刊记者的《证券投资指南》卡片上，亦列了百十种股票票目。王瑞的本事在于，卡片上每一只股票的价格，他都能随口报出。
实际上，“王瑞们”在这一行淘金，凭的是一套过硬的财务技术，其中亦不乏有人掌握了深不可测的资讯通道。他们研究川内未上市股份公司业绩，并对这些公司上市趋势做出各自的判断。
“王瑞们”一旦对某个公司做出判断，便会对应给出该公司股票的收购价格。金仙桥的倒爷，正是拿到这个收购价格，才敢在市面上低价“吃货”，再将股票倒卖给“王瑞们”，赚取其间价差。
“成都市股票市场”上，“王瑞们”在一定意义上已经充当了“做市商”角色。他们为这个市场的交易定价，并依靠这一套价格体系，推动原本难以流动的原始股票低调循环。
而眼下这些“做市商”的醉翁之意，实不在于给市场提供一套价格，而是要达到持有原始股票的目的。其孤注一掷的赌点，仍是股票上市后形成的高溢价。用王瑞的话说，“这一行里面有宝，考的是眼力和耐力，一旦这些股票上市，后半辈子不用愁了。”
事实上，像倒爷们这样以街为市交易非上市公司股票的“生意”，至今不在国家证券管理的允准之内，而倒爷们身在的托管中心，也不过是以股权集中托管为主业的中间机构，机构并不组织这一类股票交易。
因此，这多少还算是一门灰色生意，而所谓的“成都市股票市场”，也好比一座若隐若现的海市蜃楼，这儿隐隐有红庙子的金声玉振，也包藏了难以扼制的投资热情和投机欲望。
时过境迁，红庙子的故事已经渐行渐远，金仙桥的叙述不过刚刚开了个头。不同之处在于，与红庙子时期相比，此时政策大气候已经改观，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的金融共识，而如何有序推动类似金仙桥这样的未上市股份公司股票充分流通，也已在制度设计者的通盘考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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