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才能救欧洲

　　欧洲的不少国家，此时此刻处于一个异常困难的位置。它们不比美国，因为美国的经济还更有活力；它们也不比日本，因为日本没有什么外债

　　今年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会吸引了格外多的参与者。正式的参会人员达到了1万人，历史之最。这么多人来的原因很简单：世界经济又进入了一个危险期，这一次重灾区是欧洲，欧洲的债务危机有着不断扩大甚至到无法控制的危险。

　　年会期间，我跑去听了一个名为“中国的十二五规划和金融改革”的讨论会。这是一个和欧洲八竿子打不着的会。参加讨论会的人中间，有人民银行的副行长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局长易纲，在记者提问的时刻，几乎所有的记者，都在追问易纲同样的问题：中国将如何帮助欧洲？当然，同样的问题也在国内被很热烈地讨论着，还要加上一条：中国该不该救欧洲？

　　可是，这些问题在我看来都只是，假问题。假问题的意思是，这些问题的前提是不存在的：中国不可能救欧洲，因此没有什么如何救和该不该救的问题。

　　说中国不可能救欧洲，不是说中国没有足够多的钱，或者没有政治上的可行性。

　　说中国不可能救欧洲，是完全从经济的角度说的。没错，中国可以购买更多的欧洲债券；没错，中国也许可以投资欧洲银行；没错，中国也许可以购买欧洲的资产；没错，中国还可以通过多边机构，比如说国际货币基金，欧洲央行或者欧盟，参与对危机国家的贷款。

　　但这些都不能真正的救欧洲。如果这些行为就能救欧洲，那事情就简单多了。大不了欧洲央行像美联储那样不停地在市场上买债券就行了，而陷入危机的国家，则可以通过发国债来为遇到困难的银行注资。事实上，欧洲央行已经在市场上买了很久欧洲国家的国债了。

　　这不是一个秘密：不少欧洲国家国债，如果没有欧洲央行托市，早就卖不动了。这些措施都没有解决欧洲的危机，相反，危机还在越来越加深。原因很简单，欧洲的问题比简单的流动性危机要深多了，欧洲的好些国家面临的是资不抵债和低增长的双重危机。

　　资不抵债意味着，你不可能通过借给欧洲更多的钱，而让其摆脱危机。即便中国去买更多的欧洲债券，这也只是在提供流动性，提供短期的呼吸空间，而并不能降低欧洲的债务负担。这是中国不可能救欧洲的第一个原因。

　　低增长意味着，欧洲没法把现在的问题推到10年或者15年后解决。一个快速增长的经济，只要把债务向后推几年时间，现在看起来的很多的债务到时也会因为经济增长而变得不再那么恐怖。对一个经济几乎没有增长的欧洲而言，推迟也不能解决问题。看看日本就知道一个没有增长的经济几乎是不可能消化债务的。而中国，是没法直接帮助欧洲增长的，特别是对那些完全缺乏国际竞争力的国家。这是中国不可能救欧洲的第二个原因。

　　更坏的是，资不抵债和低增长是互相加强的。增长越低，对债务的容忍度越低；债务越高，还债的负担就重，用于投资和消费的就少，增长也会更困难。因此，欧洲的不少国家，此时此刻处于一个异常困难的位置。它们不比美国，因为美国的经济还更有活力；它们也不比日本，因为日本没有什么外债。

　　谁才能救欧洲？只有欧洲自己。那些高债务国家的债务，必须通过某种方式来消减，不管是通过违约让债主承担，还是通过欧洲的财政一体化转移给那些低债务的国家。

　　改变低增长的现实，则意味着深刻痛苦的结构性改革。获取竞争力没有什么捷径：要有竞争力必然需要经济里要有足够的竞争，因此所有被保护的产业都得放开；要有竞争力，这些国家的工人必然要更努力地工作，同时接受更低的工资和福利。总之，不少欧洲人，恐怕要学会告别舒适的生活，因为这场危机意味着，靠债务维持高水平生活的日子结束了。

　　面对欧洲的债务危机，中国真正能做和应该做的，大概只是和其他国家一起提醒欧洲：面对现实，自我救赎。

　　郭凯：经济学博士，研究领域为国际金融和中国经济，目前身居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