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家暴立法要立什么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 关键字:全国人大,李阳,医疗
- 发布时间:2011-12-01 09:22
“一旦我国的反家暴法具体成文，李阳在打老婆时，也许就会思考会犹豫。”“反对家庭暴力网络”顾问、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陈明侠说。
据媒体报道，李阳在施暴时曾闪过一丝念头：这在美国就是犯法了
李阳家暴事件沸沸扬扬时，李阳的学生，一位中年女性，对他说：“李阳老师，你影响了这么多人，你就在家庭里犯了那么一点点儿错，Kim老师也会原谅你的。”
2011年10月24日，李阳妻子Kim正式向法庭提起离婚诉讼。
“任何一次家暴都不能排除日后出人命的危险。”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好比大街上一个男人殴打一个女人，你会不会坐视不管？”
如果打人的一方告诉你“她是我老婆”呢？
“我会转身就走。”这是“反对家庭暴力网络/北京帆葆”的一次调研中，大多数警察的回答。
这次调研的时间是2001年。看到这些，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夏吟兰意识到，中国反家暴的立法之路还需要走很长时间。
10年后的2011年9月，据全国妇联权益部部长蒋月娥透露，全国人大法工委将在10月启动反家暴法立法立项论证。而此前，来自妇联系统与“反对家庭暴力网络/北京帆葆”的两版反家暴法建议稿已分呈全国人大。后者是中国第一个专门研究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并涵盖多领域、多部门的网络型组织。
法学家们力图将反家暴法“做实”，使其更具可操作性。由于涉及民政、公检法等诸多实务部门的博弈，“可操作性”亦将成为《反家暴法》出台的最大挑战。
家暴凶猛
根据全国妇联提供给《瞭望东方周刊》的资料，2004年来，妇联系统受理家暴投诉年均4万至5万件，约占全部投诉的十分之一。
与通常认识不同，家暴其实不仅伤害家庭中的弱者。在陕西省女子监狱，仅2007年一年，因遭遇家暴、以暴制暴杀人犯罪的妇女即达171人，占该监狱故意杀人犯罪总数的30.35%。
而在海南省女子监狱，此类犯罪已决女犯数量在已决女犯中排名第二位，仅次于毒品犯罪。
其实，2001年修改后的《婚姻法》总则部分已明确规定：“禁止家庭暴力”。这是中国法律第一次采用“家庭暴力”提法。此后，《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残疾人保障法》相继修改，其中都含有禁止家暴内容。
有关家庭暴力的司法解释和文件也已陆续出台。例如，2001年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一）；2007年7部委《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2008年最高法批准试行的《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以下简称《指南》）。
全国妇联权益部部长蒋月娥介绍说，目前全国已有28个省区市相继出台反家暴的地方性法规或政策，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工作机制也已初步建立，如家暴案件的接警出警制度，涉家暴案件的司法审判制度。
至于家暴相关的法律法规惩戒，现行《刑法》有“伤害”、“虐待”“遗弃”等罪责，《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亦有相关条款，那么，反家暴还有无必要单独立法？
公权力介入家暴，单是表明态度就能产生巨大威慑
根据支持立法者的意见：现有针对家暴的法律如《婚姻法》等皆属原则性规定，无具体针对措施。“可操作性差，家庭暴力甚至无法成为司法机关卷宗上的案由。”“反对家庭暴力网络/北京帆葆”的相关建议称。
另一方面，现有法律中刑法、民法通则中的损害赔偿、侵权责任法等相关惩戒并非专门针对家暴。而《意见》、《指南》等针对家暴的发文又并非法律，执行效力有限。
出台已逾4年的《意见》中，明确公安机关在家暴防治工作中负有预防、调解、出警、取证等职责。
据报道，Kim在京报警后，派出所警察非常为难，称自己也是第一次处理这种事情。
《指南》也遭遇同样尴尬。身上多处骨折、右眼球破裂、钢筋从下身捅进腹腔刺破多个脏器——2009年1月，安徽桐城妇女高庆芝被丈夫打成重伤。惨剧发生前，高庆芝的哥哥曾向桐城市人民法院申请“人身保护裁定”，但未获成功。
“人身保护裁定”是《指南》中的一项司法创新——家暴案件审理过程中，普遍存在受害人人身安全受威胁等现象。
桐城区人民法院给予的解释是：《指南》只是法学研究成果，并非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也不属人大立法范畴，故不能适用于审判实践。
即便对于已开展试点的地方法院，人事保护令执行也出现不平衡情况。
比如在北京，崇文区人民法院等三家城区法院试点一年有余后，仍没有签发一起人身安全保护令。而在南方，比如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则已在全省推广该制度。
不过，夏吟兰称，全国试点法院签发的人身保护令中，施暴者的履行率高达98%以上。“数字说明，公权力对家暴的介入，单是表明态度，就能对施暴者产生巨大威慑。”
李阳在施暴时曾闪过一丝念头：这在美国就是犯法了
在全国人大反家暴立法论证会上亦有人提出，可在现有法律中修改增设。比如在《婚姻法》中增加“家暴概念”的阐释规定、在《刑法》中增设家庭暴力罪。
夏吟兰认为，修改《婚姻法》尚未提上日程，目前也不可能修改《刑法》，加入家暴罪可能性较小。
“家暴受害者之所以得不到有效支持，是因为很多家暴行为构不成犯罪。”夏吟兰举例称，即便是《治安管理条例》中对“殴打他人”的拘留，也需构成轻微伤。
警察干预、法院人身保护令、医疗干预是目前我国反家暴干预工作的三种主要方式。
2009年4月，25岁的北京女孩董珊珊因屡遭家暴，曾8次报警，向法院申请离婚，并向医生表述过其被殴遭遇。半年后，董珊珊因长期遭遇丈夫殴打死亡。2010年7月2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虐待罪一审判处其夫王光宇有期徒刑6年6个月。二审维持原判。
夏吟兰认为，现行有关家暴的法律法规之间缺乏衔接与配合。“在对家暴受害者的具体干预与救助行动中，存在要害断层。”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荣维毅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根据《意见》要求，即使警察及时出警，阻断即时家暴后，公安机关仍需其他机构的后续性支持，如给受暴妇女提供庇护所。
政府主导、多机构合作的一站式反家暴网络联动，是近年学界推崇的干预家暴模式。
因此仍需要一部全面、专门的《反家暴法》。夏吟兰称，这部法律将明确家暴概念，整合散落于现行各条法律法规中的反家暴规定，同时明晰各部门反家暴职责。
法学家们认为，立法的具体内容中不仅应有传统的事后惩罚措施，还应吸收人身保护令为代表的事前干预司法实践成果。
根据联合国暴力侵害妇女数据库，世界上已有120多个国家对家庭暴力进行了立法；其中对家暴进行专门立法、或以《反家暴法》命名的国家有80多个。
“一旦我国的反家暴法具体成文，李阳在打老婆时，也许就会思考会犹豫。”“反对家庭暴力网络/北京帆葆”顾问、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陈明侠对本刊记者说。根据媒体报道，李阳在施暴时曾闪过一丝念头：这在美国就是犯法了。
法律能做的，只是画出一条底线
反家暴的保护范围并不仅针对妇女，同时包括儿童与老人。
夏吟兰说，从一开始，学者们就决心将反家暴的立法工作“做实”。这一“可操作性”的立法设想以及先期司法实践证明，反家暴的“联动”牵涉民政、公检法、医疗系统诸多部门。
夏吟兰举例说，比如民政部门应建立庇护所，公安有出警责任，每一个职责背后都需要资源。民政部门可能牵涉场地和人员管理等难题，公安则可能涉及警员不足等问题。
“这是我们想把反家暴法做实的一个困难。”夏吟兰坦言，在立法论证中，必然会出现博弈，甚至有部门推诿现象。
2007发布的《意见》，原本是9个部委联合发文，出台时变为7部委。夏吟兰称，这就说明对反家暴工作，有部委存在不同看法。“博弈并不奇怪，《婚姻法》修改时，专家起草的内容有200多条，最后出台的51条。”
夏吟兰、李洪涛等学者认为，无论是立法过程，还是立法后的执行，反家暴工作中最大的困难，在于社会广泛存在的家暴容忍文化。
董珊珊的母亲张秀芬曾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女儿被丈夫打死前，她曾陪女儿报警，每次都会感到特别无助：“警察总说不好管，毕竟现在还是夫妻。”
法律能做的，只是画出一条底线。这条底线同时存在于《小学生守则》：不得打人。
“立法计划一旦获批，立法建议的很多具体内容都是现成的，并且10年来几次调研论证，可以说比较扎实。”陈明侠说，“我感觉，这个事情已经上了轨道。”
《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莫静清|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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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李阳在施暴时曾闪过一丝念头：这在美国就是犯法了
李阳家暴事件沸沸扬扬时，李阳的学生，一位中年女性，对他说：“李阳老师，你影响了这么多人，你就在家庭里犯了那么一点点儿错，Kim老师也会原谅你的。”
2011年10月24日，李阳妻子Kim正式向法庭提起离婚诉讼。
“任何一次家暴都不能排除日后出人命的危险。”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好比大街上一个男人殴打一个女人，你会不会坐视不管？”
如果打人的一方告诉你“她是我老婆”呢？
“我会转身就走。”这是“反对家庭暴力网络/北京帆葆”的一次调研中，大多数警察的回答。
这次调研的时间是2001年。看到这些，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夏吟兰意识到，中国反家暴的立法之路还需要走很长时间。
10年后的2011年9月，据全国妇联权益部部长蒋月娥透露，全国人大法工委将在10月启动反家暴法立法立项论证。而此前，来自妇联系统与“反对家庭暴力网络/北京帆葆”的两版反家暴法建议稿已分呈全国人大。后者是中国第一个专门研究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并涵盖多领域、多部门的网络型组织。
法学家们力图将反家暴法“做实”，使其更具可操作性。由于涉及民政、公检法等诸多实务部门的博弈，“可操作性”亦将成为《反家暴法》出台的最大挑战。
家暴凶猛
根据全国妇联提供给《瞭望东方周刊》的资料，2004年来，妇联系统受理家暴投诉年均4万至5万件，约占全部投诉的十分之一。
与通常认识不同，家暴其实不仅伤害家庭中的弱者。在陕西省女子监狱，仅2007年一年，因遭遇家暴、以暴制暴杀人犯罪的妇女即达171人，占该监狱故意杀人犯罪总数的30.35%。
而在海南省女子监狱，此类犯罪已决女犯数量在已决女犯中排名第二位，仅次于毒品犯罪。
其实，2001年修改后的《婚姻法》总则部分已明确规定：“禁止家庭暴力”。这是中国法律第一次采用“家庭暴力”提法。此后，《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残疾人保障法》相继修改，其中都含有禁止家暴内容。
有关家庭暴力的司法解释和文件也已陆续出台。例如，2001年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一）；2007年7部委《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2008年最高法批准试行的《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以下简称《指南》）。
全国妇联权益部部长蒋月娥介绍说，目前全国已有28个省区市相继出台反家暴的地方性法规或政策，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工作机制也已初步建立，如家暴案件的接警出警制度，涉家暴案件的司法审判制度。
至于家暴相关的法律法规惩戒，现行《刑法》有“伤害”、“虐待”“遗弃”等罪责，《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亦有相关条款，那么，反家暴还有无必要单独立法？
公权力介入家暴，单是表明态度就能产生巨大威慑
根据支持立法者的意见：现有针对家暴的法律如《婚姻法》等皆属原则性规定，无具体针对措施。“可操作性差，家庭暴力甚至无法成为司法机关卷宗上的案由。”“反对家庭暴力网络/北京帆葆”的相关建议称。
另一方面，现有法律中刑法、民法通则中的损害赔偿、侵权责任法等相关惩戒并非专门针对家暴。而《意见》、《指南》等针对家暴的发文又并非法律，执行效力有限。
出台已逾4年的《意见》中，明确公安机关在家暴防治工作中负有预防、调解、出警、取证等职责。
据报道，Kim在京报警后，派出所警察非常为难，称自己也是第一次处理这种事情。
《指南》也遭遇同样尴尬。身上多处骨折、右眼球破裂、钢筋从下身捅进腹腔刺破多个脏器——2009年1月，安徽桐城妇女高庆芝被丈夫打成重伤。惨剧发生前，高庆芝的哥哥曾向桐城市人民法院申请“人身保护裁定”，但未获成功。
“人身保护裁定”是《指南》中的一项司法创新——家暴案件审理过程中，普遍存在受害人人身安全受威胁等现象。
桐城区人民法院给予的解释是：《指南》只是法学研究成果，并非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也不属人大立法范畴，故不能适用于审判实践。
即便对于已开展试点的地方法院，人事保护令执行也出现不平衡情况。
比如在北京，崇文区人民法院等三家城区法院试点一年有余后，仍没有签发一起人身安全保护令。而在南方，比如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则已在全省推广该制度。
不过，夏吟兰称，全国试点法院签发的人身保护令中，施暴者的履行率高达98%以上。“数字说明，公权力对家暴的介入，单是表明态度，就能对施暴者产生巨大威慑。”
李阳在施暴时曾闪过一丝念头：这在美国就是犯法了
在全国人大反家暴立法论证会上亦有人提出，可在现有法律中修改增设。比如在《婚姻法》中增加“家暴概念”的阐释规定、在《刑法》中增设家庭暴力罪。
夏吟兰认为，修改《婚姻法》尚未提上日程，目前也不可能修改《刑法》，加入家暴罪可能性较小。
“家暴受害者之所以得不到有效支持，是因为很多家暴行为构不成犯罪。”夏吟兰举例称，即便是《治安管理条例》中对“殴打他人”的拘留，也需构成轻微伤。
警察干预、法院人身保护令、医疗干预是目前我国反家暴干预工作的三种主要方式。
2009年4月，25岁的北京女孩董珊珊因屡遭家暴，曾8次报警，向法院申请离婚，并向医生表述过其被殴遭遇。半年后，董珊珊因长期遭遇丈夫殴打死亡。2010年7月2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虐待罪一审判处其夫王光宇有期徒刑6年6个月。二审维持原判。
夏吟兰认为，现行有关家暴的法律法规之间缺乏衔接与配合。“在对家暴受害者的具体干预与救助行动中，存在要害断层。”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荣维毅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根据《意见》要求，即使警察及时出警，阻断即时家暴后，公安机关仍需其他机构的后续性支持，如给受暴妇女提供庇护所。
政府主导、多机构合作的一站式反家暴网络联动，是近年学界推崇的干预家暴模式。
因此仍需要一部全面、专门的《反家暴法》。夏吟兰称，这部法律将明确家暴概念，整合散落于现行各条法律法规中的反家暴规定，同时明晰各部门反家暴职责。
法学家们认为，立法的具体内容中不仅应有传统的事后惩罚措施，还应吸收人身保护令为代表的事前干预司法实践成果。
根据联合国暴力侵害妇女数据库，世界上已有120多个国家对家庭暴力进行了立法；其中对家暴进行专门立法、或以《反家暴法》命名的国家有80多个。
“一旦我国的反家暴法具体成文，李阳在打老婆时，也许就会思考会犹豫。”“反对家庭暴力网络/北京帆葆”顾问、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陈明侠对本刊记者说。根据媒体报道，李阳在施暴时曾闪过一丝念头：这在美国就是犯法了。
法律能做的，只是画出一条底线
反家暴的保护范围并不仅针对妇女，同时包括儿童与老人。
夏吟兰说，从一开始，学者们就决心将反家暴的立法工作“做实”。这一“可操作性”的立法设想以及先期司法实践证明，反家暴的“联动”牵涉民政、公检法、医疗系统诸多部门。
夏吟兰举例说，比如民政部门应建立庇护所，公安有出警责任，每一个职责背后都需要资源。民政部门可能牵涉场地和人员管理等难题，公安则可能涉及警员不足等问题。
“这是我们想把反家暴法做实的一个困难。”夏吟兰坦言，在立法论证中，必然会出现博弈，甚至有部门推诿现象。
2007发布的《意见》，原本是9个部委联合发文，出台时变为7部委。夏吟兰称，这就说明对反家暴工作，有部委存在不同看法。“博弈并不奇怪，《婚姻法》修改时，专家起草的内容有200多条，最后出台的51条。”
夏吟兰、李洪涛等学者认为，无论是立法过程，还是立法后的执行，反家暴工作中最大的困难，在于社会广泛存在的家暴容忍文化。
董珊珊的母亲张秀芬曾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女儿被丈夫打死前，她曾陪女儿报警，每次都会感到特别无助：“警察总说不好管，毕竟现在还是夫妻。”
法律能做的，只是画出一条底线。这条底线同时存在于《小学生守则》：不得打人。
“立法计划一旦获批，立法建议的很多具体内容都是现成的，并且10年来几次调研论证，可以说比较扎实。”陈明侠说，“我感觉，这个事情已经上了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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