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友好城市”的缘分

　　2012年2月20日，日本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发表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言论后，南京市随即宣布暂停与名古屋市的官方交往。南京市与日本名古屋市于1978年结成友好城市，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后中日两国间的第一对友好城市。

　　事件一出，社会舆论对“友好城市不友好”质疑纷纷。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秘书长李利国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南京和名古屋只是中断往来，没有解约，市长换届或该市长能有正确态度以后，官方交往还会恢复，两个城市之间34年来的交往之路，双方在文化、体育、人才、医疗、技术和经贸合作上的交流成果累累，可以算是一个成熟的友好城市关系样本。”

　　根据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提供的资料，迄今为止，我国对外缔结的1871对友好城市关系中，中日友好城市共248对，占比最高。

　　中国政府倡导“讲友谊、讲互利、讲实效”的友好城市交往原则，这一原则究竟如何体现在实践中？本刊记者近日邀请专家对中日友好城市的历史与现状、成就与问题做了一番盘点梳理。

　　为解冻中日关系做出努力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当年10月，日本兵库县神户市市长宫崎辰雄访华，在会见周恩来总理时建议，神户与中国上海或天津结为友好城市。周总理用天津正在建设的新港作为“招牌”，建议神户和天津缔结友好城市关系。宫崎当场承诺：“神户港要修建中国船专用码头。这样，中国船不需要在海上停留，可以直接进港。”

　　1973年6月24日，天津市和神户市正式结为新中国第一对国际友好城市。按照国际惯例，最初称为“姊妹城市”。周恩来认为姊妹“有大有小”，而国际城市间没有大小之分，因此更名“友好城市”。

　　此后6年间，中国对外仅缔结了6对友好城市，对象均为日本城市。“这是中国友好城市发展的起步探索，先有国家外交，后有地方政府和城市外交。”李利国说，1978年之前，国家尚未开放，友好城市交往仅限于文化、青少年教育等内容。

　　1978年到1992年，中国对外缔结友好城市迎来第一个高峰，以每年40对的速度递增。这一时期共与世界城市缔结了500多对友好城市，1994年一年内就缔结了97对，成为中国友好城市史上缔结数量最多的年份。

　　据李利国介绍，1990年代后，友好城市交往的内容从文化教育向政治、经贸、教育、科技、人文、青少年、投资、特色产业八大领域全面铺开。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周永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缔结友好城市作为地方外交的一种形式，是国家外交的辅助和补充。尤其在一些国家外交的特殊时期，友好城市间的交流发挥着缓和矛盾的作用。

　　2004年、2005年中日关系降至冰点，青岛市与其对日友好城市下关市排除各种困难，如期举办了“青岛-下关结好25周年”庆典，为解冻中日关系作出了地方城市的努力。

　　2010年9月末，日本非法扣押我渔船船长事件发生后，在舆论紧张的情况下，青岛市向85岁高龄的下关市日中友好协会会长金田满男授予了青岛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荣誉理事称号，此举经日本主流媒体报道后，给当地对华友好人士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缔结速度整体放缓，西部地区数量上升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上世纪80、90年代成为中日缔结友好城市的高峰。

　　周永生对《瞭望东方周刊》介绍，当时日本对中国十分关注，日本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数量超过了美国。在1994年中国对外缔结的97对友好城市中，中日友好城市就占了19对。

　　1994年以后，中国每年对日缔结的友好城市以平均每年4对的速度“匀速、稳定”缔结，数量上已近饱和。而在李利国看来，这并不表示中日友好城市交往的频率和内容在减少。“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给日本的机会更多。现在和美国、欧盟的交流在逐渐增多，但对日交往自身依然在发展，只是友好城市的占比没有那么突出了。”

　　从地域上来，与日本缔结友好城市数量最多的省份是江苏、浙江和山东，仅江苏就有36对中日友好城市，而西部地区12个省区市对日缔结的友好城市总和是44对，其中贵州、青海、西藏地区目前对日缔结的友好城市数量是零。

　　但与整体对日缔结友好城市速度放缓的大趋势相反，近年来中国西部城市对日缔结友好城市关系的数量呈上升态势。甘肃敦煌市的4个国际友好城市中，3个来自日本。四川省都江堰市也与两个日本城市结好。不同于东部地区更侧重经贸往来，西部地区与日本友好城市的交往更多侧重在文化、旅游、自然遗产、历史人文等方面。

　　日本“袁隆平”带来水稻技术

　　通过对日友好城市关系，寻找一些散失在日本的中国文化遗产信息，是文化交流的常见内容之一。例如，明代著名数学家柯尚迁所著《数学通轨》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珠算著作，在中国国内已经失传。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珠算界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找寻这本书的原版。

　　1992年底，福州市珠算协会要求福州市外事办帮助在海外寻找上述著作，福州市外事办通过与福州友好城市日本长崎市有关方面的联系，终于在伊势市神宫文库找到这本书的原版。1993年1月28日，福州市外事办收到了长崎市寄来的《数学通轨》原版拍摄本。

　　友好城市框架下的民间往来，为地方城市政府带来了仅通过国家层面外交活动难以得到的机会。周永生说，“国家外交带来的项目往往是大项目，宏观合作，无法照顾到每个城市。友好城市关系则可以根据地方特色，有的放矢地与对方展开符合地方特点与需要的往来。”

　　1986年黑龙江和北海道缔结友好关系，北海道出生的日本水稻专家原正市（1917－2002）从黑龙江起步，坚持20年在中国传授推广水稻旱育稀植技术，他推广的水稻技术具有省种、省肥、省水、省工的特点，比常规种植平均每亩要增产10％以上。鼎盛时期，中国每年有2亿多亩水稻因此受惠。原正市被誉为“日本袁隆平”，业界评价他为在中国水稻推广和技术普及方面贡献最大的人物之一。

　　福建省与日本长崎县1982年结好以后，长崎县农业专家中山忠治在福建建立了第一家巨峰葡萄种植基地，到2003年，巨峰葡萄的产值已占福建全省葡萄种植的80%，数以万计的山区农民通过种植葡萄脱贫致富。

　　引进先进农业技术是中日友好城市交流初期的主要内容，此外在医学科研方面亦有突破。1979年广西桂林市和日本熊本市缔结了友好城市，广西医科大学教授王植柔在友好城市交往中获得到日本熊本大学医学部进修的机会。1983年王植柔在金钱草对尿结石疗效研究上获得成功，他研制的药物提取及制造技术在日本获得专利。

　　南京鼓楼医院和名古屋红十字医院在两地结成友好城市后频繁开展学术交流。鼓楼医院血液科医生欧阳修从日本进修回来后筹建了骨髓移植中心，开展自提骨髓和外周血造血干细胞混合自体骨髓移植工作，而南京的此项技术因此在当时的中国处于领先地位。

　　1993年，天津的友好城市神户推动日本政府无偿援助5亿日元兴建了“天津代谢病防治中心”，成为全国首家以防治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为主的综合性专科医院。

　　《望东方周刊》记者张静 |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