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龙村“返古”试验

　　油菜花的鲜黄在三四月份的川西田坝是最耀眼的颜色，有房前屋后的竹林，还有清江一曲抱村流。在走马河边一片微缩版的“梯田”旁，立着一块木牌，木牌像一本书一样摊开，黄底白字，幼圆字体写着：远看好似一片美丽的“梯田”，近看种的却是净水水生植物。初级过滤和净化后的农家生活污水排到这里，再经过这一级级“梯田”净化，汇入走马河……

　　在安龙村，这样的告示牌还有很多，有的甚至是中英文对照，与周边朴素低调的农家小院并不十分搭界。但事实上，这里已经是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访客和志愿者的“环保教室”。甚至还有城市姑娘，羡慕这里返璞归真的田园生活，毅然决然嫁给了憨厚朴实的农家小伙。墙上的照片里，城里嫁过来的姑娘像花蝴蝶一样在翠绿的蔬菜地里跳舞，而当本刊记者到访之时，她家的小宝宝已经又白又胖。

　　郫县安德镇安龙村地处成都市区西北30公里，原本是上游并不起眼的一个小村庄，居住着千余户人，在6年多的时间内，它成为了一片回归川西林盘文化和传统小农生产生活方式的试验田。

　　作为成都市水源区的郫县，工业发展和建设项目受到严格限制，所以长期以来大力推广和发展着有机农业，“公司+农户”的产业化运作和“土地流转收益+入股分红+务工收入”的盈利模式，让许多村子变得像别墅小区一般光鲜富足。农民们或是种玫瑰、香草，或是种有机蔬菜、水果，既迎合市场需要，又保留了农村生产力。

　　安龙村却和这些村子不一样，他们把“原生态”做到了极致，即便是在走红网络之后，四面八方都伸来橄榄枝之时，安龙村依然拒绝了产业化和规模化推广。

　　一直在做安龙村项目的成都市城市河流研究会秘书长田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安龙村的试验并不是为了要创造什么效益，也不一定适合广泛推广。但它告诉人们，有这样一种选择和可能性。”

　　这个就是“食品安全”

　　72岁的高盛是第一批带头践行生态种植的农民。文化程度并不高的他在外打工多年，也在超市里卖过有品牌的那种“有机蔬菜”，知道韩国和瑞士在中国之前就开始做生态农业，也掌握大量环保关键词。他带着演讲似语调声情并茂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都说是大地母亲养育了我们，谁忍心给母亲下毒呢？”

　　高盛告诉本刊记者，所谓的原生态小农，就是完全不用化肥农药，也不用除草剂，不种反季节和大棚果蔬，用沼气池、农家肥，连洗涤剂都不用，菜也要安心让虫吃一些，让鸟和蚯蚓都回到田里来。这样种出来的东西，才是真正健康的。而这些也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完完全全是我们老祖宗留下的。”

　　河流研究会的专家和志愿者从2005年开始资助、号召和辅导安龙村村民回归传统农耕。但过程并不顺利。因为长期使用农药化肥的土地，已经退化和贫瘠到了一定的程度，并且只有不断加大农药化肥的使用量，才能保证粮食产量。突然不用，粮食必定大大减产，而且抗病虫害能力差。首先立志吃螃蟹的人必定是有些决心的，能够坚持下来的也必定不是急功近利的。高盛就是坚持了6年终于开始尝到甜头的一户。

　　他说，坚持3年，土壤质量就转好了，肥力开始恢复，产量也增加。最关键的是，别人家的蔬菜，送到城里放两天就坏了，而自家田里种出来的，虽然样貌没有那么好看，但放一个多星期也不坏。营养更均衡，也不用担心农药对身体的危害。

　　他笑着对本刊记者说：“看起来不好看，但是吃起来好哦，这个就是‘食品安全’！”

　　因为是小农经济，不是公司化运作，高盛和他的朋友们都没有能力花二三十万去分别给自己种的每一种蔬菜作“有机”或者“绿色”认证。但他自认为，他们这样的“有机”才是真正的“有机”。没有认证，价格却高出普通蔬菜一倍，这必须依靠彼此的信赖建立供销关系。因此他们采用一种叫CSA社区支持农业的经营模式，定点供应。在河流研究会等各方支持者的牵线搭桥之下，安龙的“有机”蔬菜逐渐以点对点的方式找到了“特供”的消费者。高盛告诉本刊记者，2008年地震的时候，他们的蔬菜多余得送都送不完。但到了今年，客户量基本已经饱和了。日常他们自己开车将蔬菜送去，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是一个点，川大的几个老师那里是一个点，还有一些老客户们口耳相传搭上关系的亲友那里有些点。

　　原生态农业最坚实的支持者、68岁的李芝兰告诉记者：“我儿子之前在外面打工，后来也回来做这个，别人给月薪8000叫他回去，他都不回去了。”

　　生态复苏

　　2009年到2010年，成都市环保局等单位模仿泰晤士河“赛鸭会”举办了两次沙河“赛鹅会”，募集到的十多万块钱就捐给了河流研究会做安龙村项目。郫县政府也资助了他们30万元，除此之外，几年以来，有不少企业、公益组织参与或者赞助。迄今为止，已经有160多家农户在外界资助下打了沼气池，改建了节水生态旱厕。

　　在生态种植集中的自然村全家河坝，生态环境的改善和复苏已经开始显现，不仅是土壤和水的改善，许多已经不见的动物又慢慢回来了。河流研究会工作人员王晓蜀告诉本刊记者，有很多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都曾经来过安龙观察、调研。华中科大一位搞昆虫研究的博士很惊喜地在这里找到了5只黄绿萤的踪迹，这在平原上已经很罕见了。而去年春节，他们建造的人工湿地里来了两位稀客---两只名为皮鹈的鸟。到今年春节，慕名而来的小皮鹈增加到了七八只。因为农药的大量使用而难觅踪迹的绿皮青蛙现在也可以看到了。

　　“小农”

　　既然获得良好的效果，为什么不推广？按照农民高盛等人的解释，一旦产业化，就要迎合市场需要，公司就始终会把利润放在首位，就终究难以控制。他们认为，小农原本就与规模化、产业化背道而驰的。他们告诉本刊，我们拒绝了产业化、商业化，安龙的生态农业不仅把环保做到极致，更有川西传统农耕文化的活化石意义。他们甚至用到“环保理念”这样的词汇。

　　李芝兰说：“我们小农，一家人又生产不了那么多，现在供应都基本饱和了，何必跟公司合作呢。”

　　而按照田军的说法，她绝对在杜绝这样一种倾向：我所推崇和践行的就一定是真理，是值得大力推广并能广泛看见成效的。

　　客观上说，在中国人多地少为基本国情的前提下，保证粮食产量仍然是最重要的，而在中国的许多其他地方，也并不具备川西平原这样的土壤、气候条件：即便是严冬，不用大棚也天然盛产至少十多种蔬菜。所以推广到其他地方，安龙的生态农业模式也未必具有可操作性。文化上，川西的小农意识也未必在其他地方有土壤。

　　但她认为，安龙是一所环保学校，它展示出的环保理念，传递的生态知识比这种经济模式更重要。

　　《望东方周刊》记者刘伊曼、特约撰稿丁舟洋 | 成都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