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美英等国正式对日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胡适再也不能忍受宋子文、孔祥熙等几个“老二”的挤压与羞辱，毅然决定挂冠而去了。
尽管胡适出使美国的几年中，整日殚精竭虑，不辞辛劳四处演说，以唤起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同情，以正义的力量介入战争，达到“以战止战”的目的。想不到这一切竟招致以孔宋集团为代表的政客们的种种非议与责难，各种流言甚嚣尘上。
向来好热闹和面子的胡适，在四处讲演的同时，又喜欢在美国各校接受名誉博士学位，四年间，竟领得30余个荣誉博士学位。如此炫目浮华的盛誉，确也过于显山露水，令人眼热，并假人以口实。于是，国内的好事者便众口一词，谓胡适“只好个人名誉，到处领学位” 云云。
原来就与胡适特别是胡的“打手”傅斯年不睦的孔祥熙，更是借机煽风点火，四处诋毁，说胡适书生气太重，办事不力，整天只顾到处拿学位，对党国利益毫不关心，在中立法、借款、禁运、合作等主要使命上一事无成，并在蒋介石面前屡进谗言，最终导致“老大”对胡渐渐失去了原有的信赖。
1940年6月，蒋介石撇开胡适，命他的郎舅宋子文以自己私人代表的身份前往美国，争取对华贷款。宋子文下车伊始，便劈头盖脸地对前来拜见的胡适抡击道：“国内有人说你讲演太多，太不管事了。你还是管管正事吧！”胡适经此一击，自是不服，当场同宋子文争执起来，幸得众随从拉开，才免于更大的乱子发生。自此二人结怨，再也难以共事与合作。宋为急于立功，在美国捞得“大鱼”，也撕破脸皮，开始对胡适进行公开诋毁与挤压。
徒有大使之名但无所事事的胡适，于1942年5月19日在日记中饶有意味地记道：“自从宋子文做了部长以来（去年十二月以来），他从不曾给我看一个国内来的电报。他曾命令本馆，凡馆中和外部，和政府，往来电报，每日抄送一份给他。但他从不送一份电报给我看。有时蒋先生来电给我和他两人的，他也不送给我看，就单独答复了（他手下的施植之对人说的）。”
到了这个山穷水尽的最后关头，拘于礼义道德与情面的胡适终于彻底想通了，既然大道不行，他也就不再顾及许多，索性放下“吾曹不出，与苍生何！”的书生意气，立即辞去大使职务，重归儒林，操持旧业。
1942年8月15日，胡适收到了国民政府免去他驻美大使职务的电报，他斜靠在沙发上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当晚10时，回电国民政府：“蒙中枢垂念衰病，解除职务，十分感激。”9月8日，他交卸差事后，提着自己的行李，黯然离开华盛顿官邸---双橡园，结束了四年“过河卒子过洋来”的大使生涯。此后来到纽约，开始了到大学教书与潜心研究学问的寓公生活，此一居又是四年之久。
卸任大使后的胡适为何仍寓居纽约而迟迟不肯回国，个中原因颇为复杂，除了他两个儿子胡祖望与胡思杜当时正在美国读书需要一笔钱外，国民党政府中枢也不希望他立即回国。内在缘由，曾出任过外交部部长的郭泰祺，于1942年10月6日托人带给胡适的一封密函中有所披露。信中说：“近阅报载言美各大学纷纷请兄留美讲学。鄙意兄若能勉徇其请，似较‘即作归计’之为愈。因在目前情况下，兄果返国，公私两面或均感觉困难，于公于私，恐无何裨益。”
信中的隐喻，胡适自然心领神会。此时国民党政府中枢，或者蒋介石本人，不想让外界对自己生发“狡兔死，走狗烹”的恶劣印象和非议。同时胡适留美在各大学演讲，还可以像小炉匠一样，在中美关系的一些裂缝破洞处，起到敲敲打打的修补作用。
就胡适本人言，刚卸去了一个攻坚抗垒、搏杀前沿的“卒子”职责，也需要有一喘气与改变角色的缓冲机会，不至于因丢官罢职而在国人面前大跌面子。如此这般，在美委曲求全，遮遮掩掩地留住近四年，最后终以北京大学校长的新行头，于1946年6月5日那个炎热的夏天，昂头挺胸，精神抖擞地健步登上客轮甲板，在太平洋急荡的清风绿浪中，离开纽约回归祖国。
岳南：自上世纪90年代起关注与研究民国时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从蔡元培到胡适》、《陈寅恪与傅斯年》、《南渡北归》三部曲等作品。
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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