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朗 苦大仇深的成功学

　　2012年，郎朗30岁。他的世界很大，被传记作家称为“国际公民”；他的世界又很小，圆点是钢琴。他是虎妈狼爸合作的天才，是商业与艺术合谋的奇迹。

　　朋友是什么

　　据说郎朗两岁多的时候，看完动画片《猫与老鼠》，很喜欢里面的一段钢琴曲，便无师自通地在自己家的旧钢琴上弹出了这段曲子。天才的确不能用科学解释，但也不排除当他们通过勤奋出人头地后，需要一个始出于天才的故事。

　　可以肯定的是，郎朗的身上寄托了父母全部的梦想。从他三岁学琴开始，父亲郎国任便全程监护。当时他们所住的院子里，大家像打仗一样拼着培养自己的孩子。郎国任与周秀兰夫妇全身心地投入了这场拼爹拼妈战，倘若不是冯导捷足先登，他们完全可以写出一部更为催人泪下的《我将青春献给了你》。在郎朗沈阳的旧居里，只有一张不大的木床，一家三口曾经挤在上面。宽敞的客厅里却放着一架钢琴，钢琴周边的环境收拾得井井有条，郎朗每天放学回家就与父亲一起坐在钢琴边，没有寒暑。一次，四岁的他去亲戚家玩，一群小朋友正玩得高兴，老爸忽然抬腕看表，说你该弹琴了。郎爸总还算留了点情面，没把小孩直接拎回家，却要求他将手放在地板上，模拟键盘练指法。其他小孩用同情的目光刺伤了郎朗。当然，多年后，当他的高端钢琴俱乐部开张，一个会员一年的会费就够抵童年伙伴一年的工资的时候，也算是报了这一箭之仇。

　　郎朗的童年是孤独的，尽管成年后，他直着脖子喊“这就是我的人生，我愿意”。但每个人都知道，这不是他的人生，这是他父母的人生。世界里只有钢琴的小孩，唯一交朋友的机会是一起学琴的孩子。但对于郎朗，这是不现实的。比他弹得差的，他瞧不上；比他弹得好的，他会像记住仇人一样牢牢记住他的名字，直到自己超越他。

　　10岁之前，郎朗在沈阳风光无限。得过少儿钢琴比赛一等奖，上过报纸。当老爸骑着警用摩托车与他一起奔驰在通往钢琴课老师家的路上时，两个男人心中都充满着豪情。有人将人生看做一种享受，有人视为一场修行，而他们，将其当做一场战斗。

　　孤独的自行车

　　郎朗9岁，郎爸辞去工作，专职陪读。父子俩登上去北京的列车。老妈一个人坚守沈阳，为他们提供配给。她每月给自己留下100块生活费，其他的全部寄给在北京的郎爸，即使这样，全家有时候还是要举债度日。

　　培养一个天才的代价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好在郎朗争气，顺利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附小。

　　回忆在北京求学的日子，郎朗印象最深的是“孤独”。没有了警用摩托车，没有了熟悉的街道，郎朗坐在父亲的自行车后座上，顶着北京七月的烈日寻找钢琴老师的家。因为不熟悉，时常走错路。他的沈阳话受到同学的嘲讽，在“天才”泛滥的北京城，他的过去的成就已经无法打动老师。有位女老师甚至很讨厌郎国任把儿子称为“天才”，不客气地对他说：“我看不出您的儿子是个天才。”郎朗用尽一切努力，也无法讨好这位女老师，并且最终被她逐出了师门。

　　那是最灰色的日子，父子两人都处于崩溃的边缘。终于，在一件小事之后，他们暴发了。一个说就算去死，也不弹琴，另一个说，你去死吧，吃药或者跳楼。老爸当然知道儿子没有勇气去死，儿子也不，知道老爸最宝贝的是自己这双“天才”的手，于是用手抓墙。老爸果真崩溃，跪在他面前，求他不要这么做；亲吻他的双手，像亲吻着钢琴的圣经。

　　风暴过后，一切平息。弹钢琴就是他的命，他认命。

　　14岁，郎朗进入美国柯蒂斯音乐学院，踏上了独自求学的道路。有校友爆料，他从来不上文化课，只是躲在琴房里埋头练琴。与其说他热爱弹琴，不如说依旧是“超越”观念在作怪，他的脑海里一定有一长串名单，需要他一个一个地去超越。成年后，他接受各种采访，很少描述自己对钢琴的热爱，而只描述自己的万众瞩目。英国权威媒体《金融时报》的记者在采访完郎朗后写出了这样的报道：“他不停地鼓吹自己，以及不知疲倦地亮出一串串名人名字的做法，很快就显得比蚝油芦笋牛肉还没有吸引力(记者与郎朗边吃边聊)。”

　　命运的霸气外露

　　17岁，郎朗签约经纪公司。他每天打电话给经纪人，询问是否有演出。经纪人告诉他，他已经成功地成为大师的替补，假如有大师因故无法参加演出，他就有机会顶上。然而，他却并不是一号替补，而是第六号，也就是说，排在他前面的还有五个人。

　　然而，命运注定会向他展露笑脸。1999年，芝加哥的维尼亚音乐节上，著名音乐家安德烈·瓦兹身体不适，由郎朗顶替演奏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演出非常成功，他一举成名。有报纸记者甚至写出了“如果郎朗是一只股票，我借钱也要买”的宇宙无敌马屁文。

　　郎朗的奔放与外向，中国面孔与“穷苦身世”，扎实的功底与擅长作秀的“童言无忌”，在某个节点上恰巧击中了观众与媒体的G点。

　　一度，他被描述成了音乐厅里的刘翔，钢琴界的李小龙，顶着第一位征服西方观众的中国钢琴家的名头漂洋过海地杀回国内，成了一位阳光向上、不畏强权的“金葵花”代言人。而他也的确不负众望地时常秀出自己的“爱国情绪”。“中国人在外国人面前都太老实，在外国人面前就要酷，就要为中国人争气！”当在德国演出受到置疑时，他如是说。当他在白宫演奏了《我的祖国》后，在博客里写道：“我又独自演奏了中国人心目中‘最美的歌’之一的《我的祖国》。能够在众多外宾，尤其是在来自五湖四海的元首们面前演奏这首赞美中国的乐曲，仿佛是在向他们诉说我们中国的强大，我们中国人的团结，我感到深深的荣幸和自豪。”当本不分国界的艺术落入凡间，被戴上爱国的噱头，钢琴师便已经失去了成为艺术家的心胸。

　　单色的世界

　　郎朗成名后，他的母亲作为最贴心、最尽职的助手，与他一起飞越全球。只要有可能，父亲还会陪他一起接受采访。无论是2006年所风传的刘亦菲主动示好郎朗，还是2012年郎朗与巩新亮的绯闻，郎爸郎妈都会第一时间站出来说话。一个说要儿媳至少研究生学历，最好不是当演员的，一个说“如果娶个皇室成员还不错，我跟查尔斯很熟，可惜他没女儿”。

　　郎朗已经30岁了，好像无论是他还是他的父母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台湾钢琴家陈宏宽认为，郎朗在艺术上的成功，很大一部分归功于父母对他的过度保护。显然，郎朗在某个层面是成功的。尽管尤勇大叔说，看到他闭上眼睛，他就起鸡皮疙瘩，那不是因为沉浸于音乐之中，而是作秀。另一位国外钢琴大师也说郎同学不是在弹钢琴而是在表演杂技。无论是作秀还是演杂技，都是观者心态问题，郎朗手上的活儿绝对不差。只是，倘若正如哲学家所说，人生是多面的，郎朗的人生似乎绝对称不上楷模更不应该被效仿。他的人生是单色的，挖掉那个黑白键盘组成的世界后，几乎一无所有。

　　前去采访他的记者常常受到这样的叮嘱：他到这个位置上，有点脾气很正常，千万不要问“质疑”的问题，切记！郎朗在接受采访时，有时会表现惊人的坦率。他直言自己无法像有些钢琴大师那样保持神秘。“没人看到我，那怎么行？”如果真要选择在家里弹琴，他希望是“有很多摄像头对准我，通过互联网，我的演奏就能被全世界听见、看到，我还能收到出场费……”

　　去年，郎朗参加了120场演出，这对于一个艺术家是不可想象的。艺术像酒，沉淀发酵后才会醇香。而郎朗像一瓶茅台原浆，不断地被勾兑，勾兑出越来越多的名酒，而每一瓶酒的香气越来越淡。当酒的品质开始对不起它的盛名时，负面评价如期而至。有指挥家说他“音乐素养浅薄”，英国《金融时报》更是毫不客气地称“他沿着名人关系的阶梯向上爬”。

　　选择什么样的人生果真是自己的事，更何况这种人生高高在上，纸醉金迷。他的成长经历被无数琴童以及琴童的家长视为金科玉律。可以想见，世界上不会再多出一个郎朗，而会出现无数个单色人生的父母与孩童，在没有风景的成功学小路上郁郁独行，成为精神色盲。

　　撰文_周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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